历史来看，尽管人奉自己为万物之灵，但是人类真正对自己产生信心已是有人类千年之后的事情。公元13世纪，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当时之情形，将法律分为上帝法、神法、自然法和人法，其中人法居末，不过占据四分之一。

罗马时代出现了无数伟大的法学家，但是人在神的面前依旧如此渺小。任何人，哪怕是一国之君，想要获得政治信用，都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力量。持续数百年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唤醒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不如说人逐渐开始对自我产生信心。直到18世纪，康德站在哥尼斯堡的讲台上宣告人法时代的降临，还是带着鼓励和煽动的语气，“要敢于运用你的理性”。自此，阿奎那揭示的法律格局焕发出崭新的面容，上帝法、自然法让位于人法，人可以不再借助于上帝、自然而取得人的信用。

虽然说，人自我立法的正当性早早地插在现代性的城墙之上，资本主义精神也借着新教伦理喷薄而出，人对于货币和资本的理解和运用却并不那么合拍。货币几乎同人类一道出现，直到近代货币与商品经济已然非常发达，关于货币的定价问题始才困扰经济学家。保守的人们习惯于将货币同黄金捆绑在一起，而从黄金本位过渡为主权国家的纸币本位，说起来竟是20世纪70年代之事。

就货币定价来说，如果说黄金本位表达的还是一种自然法，因为黄金储量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那么，建立在主权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纸币本位对应的则是人定法，人自我设定经济秩序。

从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的20年里，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成为战争的源头。“二战”胜利将美国推上资本主义世界盟主的地位，即便如此，美国并不敢贸然将自己的信用直接作为国际货币的基准，而是谨慎地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单一国家货币构建的国际自然货币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正如一些经济学家，如罗伯特·特里芬洞察的，这一二元体系必然会出问题，因为美元与黄金储备之间总是有着不一致，换用法律语言表述，就是主权国家的人定法秩序同自然货币秩序之间始终会产生矛盾。果不其然，“二战”后处于急剧上升期的美国暴露给其他国家的软肋恰恰在此，凡是不愿给美国埋单的国家都会借用自然货币秩序对抗美国的人定法秩序，典型表现就是抛售美元购买黄金。如此一来，美元的人定法秩序同黄金的自然货币秩序之间发生巨大断裂，黄金储备急剧减少的美国无法为美元提供合法性。不得已，到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将美元与黄金所代表的自然法体系切割，直接用美国的信用支撑美元，走上国际货币体系的人法时代。

如我们已知，纸币与普通纸的区别在于现代国家的点金术，纸币具有法律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建立在一国主权基础之上。支撑一国主权信用的不外乎两个支柱：一是道德信用，二是实力信用。道德信用建立在实力信用之上，而实力信用不足的情况下会透支道德信用。进一步展开来说，构成道德信用基础的是人民主权，而构成主权者的人民有两个层面，一是世界人民，一是美国人民，美元以世界人民的尺度发行，却服务于美国人民。

仔细观察，美元的问题出在世界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的张力。构成世界人民的人民民主性远高于美国人民的民主性，但因二者的差别在于规模，故都可以在社会契约观念下得以建构和说明。然而，即便是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社会契约观念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它始终没有正面回应达成合意者的人民之范围。

货币冲突是政治经济冲突的前线。货币危机意味着世界秩序面临着深刻而又全面的调整。说起来，上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变迁早已暗示了当前金融秩序的变革。各国法律体系经历了从自然法时代到理性法，即人法时代的过渡，“二战”之后，出于对人定法的失望，自然法重新复兴。

然而，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自然法再也无法回归，在民族国家法与自然法的中间，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颇为相似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大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重回黄金本位的自然法秩序已不可能，新的世界货币秩序还有待想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