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志强／文

总体来说，儒家反对法治。反对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说，法律繁杂必然束缚君子手脚；有的说，以法治人，日久不能无弊；也有的说，法治必然削弱官僚系统，而导致君权一家独大。这最后一条意见，最值得重视。

很少有古人会同意权力制衡的观念，例如黄宗羲虽然主张削弱天子的集权，但是对施之于官员的分权制衡却极力反对。他说天子每用一人，就怀疑此人以权谋私，于是又得再用一个人，来防止此人谋私；国家每推行一项制度，就想到这其中可能会有欺瞒，又推行另外一项制度，来杜绝欺瞒。于是行政体系叠床架屋，法令越来越复杂，政治就是这样搞乱的。

顾炎武为地方官抱不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天子对于地方官是“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为了控制县一级的“亲民之官”，又设了省、道、府，种种设防，不一而足。如此则各类科条文书越来越多，结果官僚系统的精力都花在互相牵制、拾遗补缺上面，只想着避免过失，不出事就算成功，没人想着真正为百姓做事。

他们认为，在这种政治架构之下，法律足以成为集权的工具。既然天子以天下为私物，自然不容别人染指，不放心放权与人，只得“废人而用法”，即使再细微的政务，也要先制定出细密的法令、制度，用来防弊。既然制定法令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那自然越细致越好，变通之处越少越好，于是等时代变换之后，法律不能适应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政治的状况也就越来越差了。

在许多古人看来，既然依靠法律治国是君主的私心所致，其目的自然是一切权力收归于上，一切决定服从于君主的意愿。至于这些法令是不是有利于政府管理，是不是有利于百姓生活，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他们的经验来自晚明的政治。万历、天启年间的谢肇说，法网之密，在他的时代达到了极致，官员所奉行的，不过是过去的文牍、历年的成规，上下沟通全由文书往来，政事全成虚文。他没有明说的是，其实有两类政事永远不可能仅是虚文，一是皇权的安全，二是像开矿之类皇家的私利。相反，其他政事的虚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证这两项要务的实效。

平心而论，谢肇所批评的文牍主义并不完全是明代皇帝有意造成。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展迅速，商业化特征明显，政府管理的深度和广度都必须增加了，所以科条的复杂化、或者说法网的严密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让臣僚互相制衡而天子总其成于上，确实也是朱元璋开创的明代政治传统。朱元璋本人虽然常有法外之举，例如他用了很残酷的方法来惩治贪官污吏，还把这些案例写成书昭告天下，但晚年特意说，这些都是乱世用重典，后代皇帝还是得按照《大明律》来。

黄宗羲、顾炎武所反对的“法”，主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这样的刑事法典，而是各种行政管理中的规章制度。法典用来应付犯罪，当然不可或缺，而规章制约官员的行动，确保一切权力和利益都归之于上，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非法之法”。“非法之法”的框架中，只有君主不受法律制约，这种情形之下，君主越强调法治，君主个人的集权程度也就越高，最后演变的结果，天下只有一个头脑在思考，只有一个声音在说话。

大多数的古代思想家都要求回到上古三代的简单政治，在他们的想象中，那时候天下为公，各个小邦国负责各自境内的事务，君王垂拱于上，百姓耕织于下，单纯美好如田园诗。这样的时代，当然不需要复杂的行政体系，不需要繁杂的规章科条，只要政治哲学的问题解决了，自然天下大治。但时至明清，已是广土众民的世界，事事要求政府解决，政府的存在亦仰赖于社会的供养，这时再要求清减法令，未免纸上谈兵。

然而黄宗羲们的批判自有其价值，那就是要想使建立在科条基础之上的政府行政发挥其社会管理、而非专制工具的作用，就不能仅着眼于具体法令规章的兴废，而必须有限制君权、甚至虚化君权的手段。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黄宗羲说“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其实应该说“有治法而后有治法”，前一个“治法”指的是合理的政治设计、使民众都能参与政权的政治体制，后一个“治法”才是以规章条令治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