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继华／文

“杜鹃声里，孔雀徘徊，我已无家。”

流亡者没有家园，却有涌动不息的乡愁。怀藏这份乡愁，他们寻找家园。孤蓬无根，处处留痕，流亡无着，处处是家，他们将命运托给了陌生世界，异域风情。一个国家，一方地域，一群人物，他们的独特文化成就，及其短长得失，是非曲直，往往难为局中人所窥透。来自局外的流亡者，深情兼有冷眼，善于比较而工于辨析，自然能让一场文学文化运动及其独特精神毫芒毕现。

斯太尔夫人是法国贵族出身、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名重一时的政坛女性、才华横溢的文化名媛。1792年，法国革命走向专政，思想偏于保守的斯太尔夫人逃离故国，两年后回到巴黎。1800年，夫人出版《论文学与社会制度》，呼吁一种新的文学，新的科学，新的神话，新的宗教。其论题与论调同王国维、胡适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遥遥契合。“忧郁之诗，乃是玄思至极之诗。”这一命题直探德国浪漫主义的诗韵艺神。1803年，夫人强烈抵制拿破仑的意志，被迫再度流亡。

身经路易十四末世、法国大革命、革命专制、拿破仑执政以及波旁王朝复辟等动荡时代，斯太尔夫人的命运使她比一般的女性、一般的作家承受着更多的苦恼，面对更多的偏见。勃兰兑斯说得更加辩证，因此也更加深刻：“她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不得不从一个外国跑到另一个外国，而这样就使她那永远活跃的爱好分析的头脑，总是有能力把民族的精神理想和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加以比较。”斯太尔夫人成为比较文学的元祖之一。比较诞生于流亡，比较文学早年乃是比较的流亡——那是一个流亡者以异域之眼观他国斯文，镜观物色，叩显开隐，透过纷纭万象和浮华辞藻，去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命脉。

斯太尔夫人的代表作乃是《德意志论》（1810年），用异域之眼，观他国斯文，从风土人情到文学艺术，从哲学伦理到宗教热情，一揽子尽纳入怀，慎思而明辨。第二卷专论德国的文学艺术，将德国文学揆诸法国，考镜源流，评析作家，论说浪漫精神。在社交、语言、风俗、文体以及文章流别等方面，斯太尔夫人犹为重视德国语言的诗性和文学的形而上诉求，阐发德国文学的属灵性质。

她称克洛普斯托克为德国的“诗圣”，为德国文学的奠基者。她把歌德的《浮士德》读作“灵魂的恶梦”：魔鬼体现邪灵。“邪灵”质疑神权，怀疑信仰，任由感性和贪欲的驱使而放浪形骸，最后浪迹虚无。对邪灵或恶灵的信仰，源自希腊泰坦神的叛逆精神，经过异教灵知主义神话的提纯，而凝练出一个处处与上帝打赌，时刻予人蛊惑的次神（de-murge）形象。“浮士德在梅菲斯特的帮助下，诱惑了这位思想、灵魂都很纯洁的姑娘。”这位姑娘是甘泪卿，她受制于恶魔势力，虔诚却难免有罪。

夫人发现，诗文同地域紧密相关。德国作家的想象中，可以发现向往南国灿烂阳光、厌倦阴森寒冷的北国的残痕，这引导着北方民族心向南国。从歌德、荷尔德林、席勒到尼采，莫不希望逃离北国的肃杀，而飞往南方的丽日。“闲梦远，南国正清秋。”中国文学也曾风别南北：中原文学与楚骚文学。一个像钟鼎，一个像山林；一个主张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强调任自然方得天真；一个是诗乐江山，一个是魍魉世界；一个重史笔议论，一个重诗才辞章。

斯太尔夫人微言大义：她说，浪漫诗对立于古典诗，以基督教之诞生为界，诗分新旧：第一，浪漫诗源自骑士制度和基督教时代的游吟诗，古典诗则是属于多神教以及古罗马体制。第二，古典诗尚淳朴，人与自然合一，而浪漫诗尚梦幻，浪漫情趣使场景发生丰富多彩的变幻。古典诗歌简单、棱角分明，而浪漫诗歌色调千变万化。第三，古典诗歌中，命运主宰一切，而浪漫诗歌中，神意主宰一切。

从古典诗歌到浪漫诗歌的转变，乃是唯物主义宗教到唯灵主义宗教发展，从多神教到泛神论到一神教的演化，从自然（而人）而神的转化。浪漫诗源头久远，却并非古旧。“古典诗需要经历多神论的记忆才传至今日；日耳曼人的诗歌却是艺术里的基督教时代。它运用我们的切身感受来感动我们：使它产生灵感的天才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仿佛把我们自身的一生都召唤出来，像召唤一个最强大、最可怖的鬼怪一般。”这就是一个流亡者眼中神意盎然的浪漫主义文学。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