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0日以来，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精神宣传来鼓动“独狼式”袭击的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IS）将触角伸向长期盘踞的中东地区以外，制造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恐怖事件。

10月10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中央火车站分别发生两起爆炸，针对亲库尔德人游行者举行的和平示威，造成超过100人死亡；10月31日，一架从埃及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飞往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民航客机在西奈半岛坠毁，俄方确认是恐怖分子在飞机尾部放置了威力等同于1公斤TNT炸药的爆炸装置，机上224人全部遇难；11月12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家医院附近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超过40人丧生；11月13日晚，法国爆发了近十年来欧洲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自杀式人弹和机枪手在巴黎6处袭击了正在欢度周末的人群，造成至少130人死亡。

这些袭击是IS活动的一次全面升级，针对的人群和地区都位于IS报复清单上的显著位置：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面战场上阻击他们的库尔德武装；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军；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站在一起的黎巴嫩真主党；不堪边境之扰的土耳其以及支持和实施空中打击的俄罗斯和法国。

遵循如此逻辑，可以推导出还有一些未能实施的袭击计划也许箭在弦上，等待情报和防范上的疏漏。

美国首当其冲，自2014年以来美国对IS进行了超过6000次空中打击，其次是参加美国反恐联盟的国家，包括沙特、约旦、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荷兰、英国等国家，支持阿萨德的伊朗通过训练和资助本国士兵和真主党战士同IS开战，也可能成为报复的目标。

袭击事件让震惊和悲伤的情绪飘荡在世界各个角落，迅速将混战在中东的各派力量分成了“恐怖主义阵营”和“反恐阵营”。

在11月14日由联合国斡旋，近20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首先放弃“和谈以阿萨德必须立刻下台”为前提的立场，与美国心存芥蒂的俄罗斯和伊朗先后表示加入打击IS的联盟。沙特与美国由于“伊朗核协议”一度关系紧张，在叙利亚下注极端组织对抗阿萨德政府军，而袭击事件后，沙特国王萨勒曼向联合国捐助1.1亿美元用于反恐，美国国务院亦批准向沙特出售价值12.9亿美元的武器，用于攻打也门的极端分子。

“叙利亚政府军对付的是叙利亚自由军，而非IS，土耳其在乎的是库尔德人，伊朗保护的是其在黎巴嫩的利益，而海湾国家关注的是伊朗，但是巴黎事件改变了结构，现在出现了组成联盟的能量。”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巴黎办公室主任曼努埃尔（Manuel Lafont Rapnouil）对《财经》记者表示。

反恐格局改变

反对IS国际力量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巴黎恐怖袭击幕后主使IS进行轰炸。法国在遭袭的第二天便出动了12架次战机，向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扔下20枚炸弹；美国和俄罗斯则将目标对准了伊斯兰国的运油车队，继美国通过空袭摧毁了IS用以向周边地区黑市贩卖石油的116辆石油运输车之后，俄罗斯也紧接着宣布俄罗斯空军击毁了500辆IS的运油车。

此前，美国认为已经在打击IS的行动中有所进展。

11月12日，就在巴黎袭击发生前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BC电视台上表示，“我认为IS正在败退，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要遏制他们，现在我们做到了。”11月12日IS的头目穆罕默德·恩瓦济在美军无人机轰炸中丧生，这个绰号“圣战士约翰”的人专门负责制作和传播斩首西方人质的视频。精确打击恐怖主义高层指挥官的消息给反恐联盟以很大鼓舞。

不仅如此，近期在美军战斗机的配合下，库尔德军队、伊拉克安全部队也接连从IS手中收回失地。

不过，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改变打击IS战略的计划，设立禁飞区或是派遣地面部队都不在美国的考量中。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德(Ben Rhodes)说，“派遣军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持久和有效的方法是帮助我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盟友收回被IS占领的领地。”

“这次袭击会让国际社会感到反击IS的紧迫性，支持我们日前的行动。”罗德说。

在军事打击力度加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的问题，而这是各方力量更需要合作和妥协的地方。

其中包括首先需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去留作出决定。曼努埃尔认为，没有叙利亚民众的支持，西方国家是不可能打败伊斯兰国的，而没有对叙利亚政权出现变化的保证，就无法得到民众支持。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主任拉法埃洛·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对《财经》记者表示，法国曾在乌克兰问题和阿萨德去留问题上是针对俄罗斯最尖锐的批评者，袭击后法国的态度明显缓和。“现阶段法国希望的是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不管它是俄罗斯还是伊朗。”

因此美国和俄罗斯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将至关重要。在11月15日－16日举行的G20峰会上，奥巴马与普京会面，白宫随行的官员对媒体表示，双方的态度比此前的相互指责明显缓和了很多。奥巴马向普京提到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外交政策》网站报道，11月14日，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临时共识，将在叙利亚分步骤成立过渡政府和举行选举，美国同意在停火达成后的一段时间阿萨德可以继续在位。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大力推动国际打击IS联盟的奥朗德将于11月24日前往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接着于26日前往莫斯科拜访俄罗斯普京，寻求西方国家达成一致立场。

熟悉的陌生人

对于活动常常处在阴影中的恐怖组织来说，传统的军事打击仅仅是一部分。巴黎恐怖袭击的发生也再次将全球反恐合作提上日程。

在土耳其举行的G20首脑会议俨然成为一场“文明世界”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宣誓仪式。

各国领导人在会后宣言中一致同意，将共同努力截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那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军事培训、参加战斗后返回原籍国的极端分子，各国承诺加强边境监控，以及机场的安全措施。情报机构计划改善信息交流，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此外还计划针对互联网上的恐怖主义宣传采取措施。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袭击发生后美国决定向法国扩大情报共享的范围，支持法国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的IS设施。此前法国并不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的“五眼情报联盟”的成员。

曾担任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的马休·奥尔森（Matthew Olsen）认为，直到巴黎袭击发生的前一刻，美国的情报系统都认定IS没有意愿也无力在中东地区以外组织策划类似于“9·11”规模的恐怖袭击行动。

当今，在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监控力量已经远远超过“9·11”时期的情况下，巴黎的袭击证明IS仍然有能力在西方国家领土上组织实施复杂的袭击行动， “我们需要对IS的战斗力重新做彻底的全面评估”。

各国反恐机构面临的，是一个不同于基地组织，从人员招募到组织实施恐怖袭击更加网络化，其资金和武器来源也更加隐蔽化的组织。

穆宾是一个曾经为塔利班在多伦多招募圣战者、现在为加拿大安全部门工作的情报分析员，“看看他们制作的那些宣传片，你以为他们都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的训练吗？这些显然都是出自受过专业培训的西方公民之手。而且他们的招募网络就存在于西方各大城市的内部。”

IS在西方国家的招募对象多半是一些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的年轻人，而且并不会一上来就对招募目标进行宗教洗脑，而是先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社区活动或者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开始逐渐进行思想渗透。最后即便无法将其彻底转变为伊斯兰信徒，也至少会培养大批的IS同情者，形成在当地的支持网络。

互联网上的社交工具则为这种思想渗透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于招募人来说，每成功招募一名普通效忠者的奖励在2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如果成功招募到工程师、IT专家或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奖励则有可能最高达到1万美元。

恐怖分子本身的西方化也让恐怖活动更加隐蔽，使西方国家安全部门在识别可疑分子时的难度成倍增加。

据法国议会4月的一份材料，大约有1500名法国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IS效忠，而比利时参加IS的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最高。

美国的反恐专家认为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后续影响也需要重新评估，因为从斯诺登所带出的保密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知道美国对可疑人员的监控途径和方式。在随后针对可疑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监控中，美国情报人员甚至可以听到对方在说“以后我们别再用这种方式联系了”。

此外，也有不少接受过美国反恐训练、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指挥官后来加入了IS，这使得IS对自己的敌人一清二楚，而IS自己却始终蒙着面纱。

新兴的网络加密工具，则为极端分子提供了销声匿迹的便利。例如Tor（The Onion Router）这样免费、开源的程序可以给网络通讯进行三重加密，使得电脑终端用户的访问数据在世界各地的电脑终端里跳跃传递，最终能够帮助用户使用任何类型的在线服务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大型IT公司不断开发的新加密技术也给安全部门监视可疑人员增加了不小的麻烦。

比利时内政部长詹邦（Jan Jambon）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的三天前就曾警告说：“恐怖分子间最难被监控的通讯方式就是使用PlayStation4，不仅是对于比利时的情报部门，甚至是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通过PlayStation4传送的信息都无法被解码。”

2013年，斯诺登的泄密内容中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曾渗透进入《魔兽世界》和《第二人生》等网络游戏追查恐怖分子的行踪，这证明恐怖分子使用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软件进行加密通讯并非空穴来风。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策划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是通过哪种渠道进行联络和沟通。

情报共享能否实现

巴黎袭击后，很多评论都将矛头指向情报系统，认为没能及时发现并挫败这样大规模恐怖袭击的策划和实施是情报系统的彻底失败。

中国首家海外安全咨询公司克危克险的首席分析师袁铁成对《财经》记者说，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必须依赖全球反恐联盟基础上的情报分享和联合分析。情报系统在各国反恐能力的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才是行动和反应能力建设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持。

在美国经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和西欧之间曾经建立了紧密的跨大西洋反恐合作伙伴关系，并挫败过多起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计划。欧洲版的“9·11”事件是否能成为催化剂，助推全球反恐联盟的产生？

“9·11”发生之前，西欧的核心议题是融合，即寻求建立欧盟内部的共同安全解决方案，保障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

但在随后对“9·11”嫌犯的抓捕行动中，欧盟领导人才发现德国和西班牙被基地组织当作了行动指挥中心。由于各国间缺乏对恐怖行为的立法，一些恐怖嫌犯可以在欧盟国家之间自由行动时，因为某个国家发出的引渡请求甚至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传递到目标所在国家。

“9·11”之后，欧盟国家对这些安全漏洞进行大量的修补工作。不仅列出欧盟国家间共同认可的恐怖组织黑名单，实施了欧盟内部通用的逮捕证制度，还加强了欧洲刑警组织和欧洲检察官组织在针对跨国犯罪执法时的作用。

2004年3月和2005年7月分别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英国首都伦敦的爆炸事件更让欧盟国家加紧反恐策略和反恐能力的建设。

由于以上事件的袭击者均为持有欧洲合法公民身份的年轻激进分子，欧洲自那时起首次提出了需要针对社会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招募活动展开行动。随后，欧盟扩大了对恐怖活动的定义范围，恐怖分子的招募、培训活动以及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恐怖威胁的行为都被纳入其中。

在与美国的情报联络合作方面，由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情报专员参与的“盟军基地”（Alliance Base）在巴黎设立，除交换分享情报之外，该中心具有部分行动执行功能，包括对恐怖嫌犯的监视和跟踪，必要时还可以实施抓捕。

双方还利用总部设在比利时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提供的金融交易信息和美国财政部下设的“恐怖分子资金追踪计划”共同追查和监视可疑极端分子的资金流向。

双方在航空和物流方面的安全合作帮助美国挫败了2009年圣诞节阿姆斯特丹到底特律航班上的“内裤炸弹”计划，以及2010年10月来自也门的“包裹炸弹”计划。

合作的边界与分歧

即便是享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间的反恐合作也并非天衣无缝，美欧之间也存在着各种难以弥合的分歧。

美国国会研究处的克里斯丁·阿其克（Kristin Archick）指出，在双方对恐怖组织的认定上，欧盟一直都有两份名单，一份是在“9·11”之后所列出的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相关的组织和个人名单，这份名单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中列出的组织和个人完全相同。另一份则是欧盟成员国所“共同认定”的不附属于基地组织的实体和个人名单。

往往在第二份名单上，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分歧，例如两个为哈马斯提供资金的慈善基金会Al-Aqsa Foundation和Holy Land Foundation for Relief and Development，一些欧盟成员国认为它们所资助的是哈马斯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而非恐怖暴力活动，因此拒绝将它们列入黑名单。

对于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是如此。尽管欧盟将真主党的军事组织列入了恐怖组织黑名单，但是真主党同样也在黎巴嫩议会拥有代表，同时为其控制区的普通平民提供社会救济服务，因此以法国为首的部分成员国拒绝将真主党整体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

对于不在黑名单的组织，欧盟便无法动用内部的情报和执法力量对其进行监控和在必要时采取措施。

横亘在美欧情报合作中的另一个核心话题是所分享的情报数据与欧洲公民隐私问题。

例如，根据美国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从2004年起，无论是飞往还是离开美国的航班，航空公司都要向美国方面提供乘客的个人信息记录，美国有权在3.5年至15年的时间内保留这些个人信息数据，这些信息中包括乘客的种族、个人信仰以及健康状况。尽管欧盟方面一再要求美国仅限于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时才能调取这些数据，但是2013年斯诺登所曝光的美国国土安全局的“棱镜计划”以及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本身，都让欧盟成员国深深担忧美国在使用这些数据时的意图以及数据安全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持有欧盟国家护照的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IS效力，美国一些官员也开始担心美国为欧盟国家公民提供的“免签证短期旅游计划”会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提供方便，因此从2014年底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赴美的欧洲游客均需在抵达美国的两天前在“旅行许可电子系统”中填写个人信息。

此外，由于美国在以关塔那摩基地为代表的位于第三国的关押地对恐怖嫌犯进行非法审讯的不良人权记录，欧盟在向美国引渡恐怖嫌犯时多有顾虑，双方在引渡协议上曾有过多次辩论。在2012年9月，欧洲议会还曾通过一项非强制性决议，呼吁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其各自的领土上彻查是否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非法关押地点。

坎贝尔大学国际安全领域研究者大卫·格雷对《财经》记者说，无疑美国在全球的反恐力量和情报分享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但美国需要避免自大的心态可能给跨大西洋联盟造成的损害；甚至在有些方面美国需要向欧洲伙伴请教，例如是欧洲首先提出需要制定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西方世界进行人员招募的策略，而美国对此却鲜有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