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耳／文

人心中有一种隐秘的震颤叫恻隐；更有一种静默的自省与低语，叫忏悔。齐宣王看到将宰之牛从庭间走过，不忍看到它发抖的样子，命令牵牛者放了它，建议祭祀以羊替之。从恻隐者看去，那临屠之牛是会流泪的，甚至它们的叫声也含有一种哀求。孟子对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稍有不满，但他知道齐宣王有善根，只是偏重直感，看到待宰之牛发抖尚能发慈悲。比之那些以嗜血为乐的君王，不知要好多少倍。

人心是肉长的。但屠夫的心也是肉长的。屠夫看到牛和羊，会加倍生出一种淋漓的快感。时间一长不宰个两头三头的，手心便会发痒。我想到孟子的伟大，在于他两千年前就穿透人心的肉膜，直抵看似虚无的人性的内核。恻隐从来是看不见的，也听不见。但孟子指证了它的存在。它是人之为人的隐秘本质，更是人性的基点。想想也是，世人何曾指望过屠夫忏悔？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究竟只是劝诫，史上何曾见过成效！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基因中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因为它属于乐感文化。支撑这种乐感文化的是“实用理性”，所谓乐天知命，否极泰来，讲究实用、实惠，讲究变通、用权，缺乏的是耻辱感和罪恶感。而西方属于罪感文化，西德总理何以下跪，德国人何以全民忏悔并自新，原因在此。

在笔者看来，对一种文化进行总体概括固然有益，但实在又相当危险；而将一种精神行为“挂”到这种本来就不靠谱的漂亮的文化“壁钉”上去，怎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反倒给人大而化之、惰于思考的嫌疑。以德国为例。倘孤立地看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惊人一跪，确实称得上真诚忏悔。但仔细一想，日耳曼人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若及时忏悔，也不至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至于后一次战争更加灭绝人性，更加反人类。

在这个过程中，“罪感文化”怎地不起一点作用？还有，同样隶属于日耳曼文化，“二战”后的东德和西德在忏悔上的表现截然不同。东德当局似乎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不仅不忏悔，而且对柏林墙的偷越者杀无赦。昂纳克参加过反抗纳粹的运动，并为此蹲过大牢。后来他组织修建柏林墙，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对柏林墙下的死难者毫无怜悯之心。苏联解体后，昂纳克被从莫斯科引渡回国，关进柏林一所监狱——正是当年他反抗纳粹时被关押的地方，但他毫无忏悔的表示，还抱怨：“怎么能昨天还是国宾，今天就沦为囚徒了呢？”

事实上，文化必透过政治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发挥作用。与之相斥的文化传统往往被遮挡在外，很难调节人们在现实处境中的心理和行为。当反孔和灭佛成为时代政治，无神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强大的儒家传统和佛教思想也很难发挥作用。东德人与西德人在悔罪上如此不同，首先在于政制和观念截然不同。西德的政制延伸到了当今德国，更多的德国人接受了民主宪政和宪政民族主义。

从另个角度说，东德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闷杀”了恻隐之心。据后来公布的一份七页长的执勤指示档案（1973年10月1日）显示，东德当局下达了命令：“对使用射击武器，不要犹豫不决，即使有妇女儿童突破边境时也一样，因为叛国分子经常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在这堵无形绵延的柏林墙面前，东德士兵只能成为冷血杀手。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由此观之，一个无恻隐之心的人拒绝忏悔，倒并不反常。倘说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国人的观念里面只有宗族、集团、派系等集体意识，缺乏的恰恰是独立的个人意识。对于天灾，以杀生祭神来加以解决；对于人祸，罪责皆归之于某个“集团”。因而，每当充斥出卖和背叛、无知和暴力的社会灾难过去后，必涌现无数的控诉者和受害者，却鲜见任何个人对此承担罪责；苦难经历被“高调”成“青春无悔”，进而上升为“苦难美学”；即便在回忆录中也选择性地还原历史，不敢正面触及内心的阴暗，更谈不上灵魂的拷问。

李大钊早年曾说过，“俄国大哲托尔斯泰诠释革命之意义，谓惟有忏悔一语足以当之。今吾国历更革命已经三度，而于忏悔之义犹未尽喻。”中国知识分子曾将托翁的《忏悔录》奉为圭臬，延安知识界宣传最多的贵族作家便是托翁。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所走之道路与归宿却发生桔枳之变，从革命直到变革，于忏悔之义尽喻否？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