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接连下发。位列2016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正式拉开。
这场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产能行动，或将压减煤炭产能10亿吨，钢铁产能2亿吨，安置职工以百万计。动静之大，影响之深，几可比肩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
此前，《财经》记者前往山西太原，近距离记录这一政策出炉的台前幕后。2016年1月4日，新年伊始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及包括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内的中央部门20位部级高官，奔赴山西，实地考察煤炭、钢铁两大行业的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多省主官、煤钢企业负责人的去产能座谈会，做最后的政策准备。
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国内外需求不振，中国房地产投资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钢铁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价格的腰斩，将煤炭、钢铁两大行业推向了全行业亏损的境地。之前改革力度不够、冗员过多的短板水落石出，企业受困、职工受苦。同时，不当举债推高了金融稳定性风险，危及宏观经济稳定。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石油的净进口国，谈不上过剩，目前过剩较为严重的就是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
兵车未动，粮草先行。1月2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称，为支持工业企业结构调整，经国务院批准，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1月4日下午，李克强在主持前述座谈会时透露，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据《财经》记者了解，该项资金将主要用于煤炭、钢铁行业退出企业的职工安置。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分别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亦随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的转变而继续深化。此前，上届政府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宏观政策一直占据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经济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两侧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来，本届政府一直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直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度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让市场出清，终于成为决策层、企业、学界的共识。
座谈会上，河北省长张庆伟表态道：我省将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加大钢铁企业兼并重组、产品提档，带动全省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市场出清，似曾相识。上世纪末，因应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三年解困改革，诸多国企退出市场，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分流，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31个月同比下滑。不同的是，本轮通缩时间更久，至2016年1月，PPI业已持续46个月同比下滑，支持经济增长V型或W型反转的声音渐弱，认为经济增长L型痛苦加剧的声音渐强。中信信托一位专司煤炭产业整合的人士表示，上一轮通缩之后，大批东北煤炭技术工人成建制南下，加入WTO之后的煤炭价格井喷，令他们衣食无忧，“但现在是整个行业的崩塌，他们无处可去”。
接近国务院的人士表示，煤炭钢铁两大行业里，前者问题更为复杂难解，这是座谈会选择在山西召开的原因，“如果钢铁行业更为难解，会议就会在河北召开”。相对而言，钢铁厂距离市区较近，职工再就业岗位较多；而煤矿则远在山沟，与世隔绝，煤矿一旦退出市场，员工及其家属的安置就成为难题。
尽管李克强在1月4日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但无论会中还是会后，因应过往煤钢国企的体制惯性，建议中央政府更多采取计划经济办法的声音亦很响亮。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煤钢国企、金融机构各抒己见，展开了新一轮围绕煤钢过剩产能的博弈。而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太原钢铁公司董事长李晓波对《财经》记者坦承，煤钢过剩产能累积的经济、社会成本已经形成，解决过程中的代价和阵痛不可避免。
在李克强总理离开太原之后，《财经》记者再赴山西，采访这个资源大省煤炭、钢铁两大支柱产业的现状，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症结所在，以详解这场巨大阵痛的来龙去脉。
僵尸拖累
从省会太原向南，经行京昆高速公路和祁临高速公路200公里，为灵石县南关镇余家沟村，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汾西矿业集团南关煤业公司坐落于此。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山西最大国企、焦煤集团董事长武华太透露，集团矿井之中，吨煤成本不一，高者600元，低者200元。南关煤业的吨煤成本就是前者。南关煤业2015年全年销售48万吨，吨煤平均销售价格385元，录得1.84亿元收入，亏损0.99亿元。
南关煤业余家沟矿井产出的焦煤属于精品煤范畴，炼钢必须的焦含量极高，却又低硫、低灰分，在市场上从来不愁销路。
但是，南关煤业的吨煤成本并不仅仅取决于供需。这家企业的经理赵鸿明介绍说，余家沟矿井地质条件很差，地层构造变化多，矿井坡度大，成本自然上升。更要命的则是冗员。目前，南关煤业拥有超过1600名员工。而国内外年产千万吨的先进矿井，员工规模不过一两千人，人数与南关煤业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员过多的远不止山西焦煤。1月4日上午，李克强到太原钢铁公司视察，《财经》记者跟随前往。李克强问起员工人数，太钢董事长李晓波回答道：总理，我千万吨钢，5万人，实际上只需要2万人就够了。李克强追问：国际标准千万吨钢1万人。李晓波说：太钢还有一个矿山，多占了1万人。
2011年5月，受四万亿强刺激拉动，山西吨煤综合售价达到历史高点656元，南关煤业生产的优质焦煤价格更高，达1264元（含税价为1480元）。但是，其后煤价一路下行，2013年，南关煤业开始亏损。赵鸿明证实，南关煤业当下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80％，企业已不能“自主呼吸”。
国企体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极少做“减法”，而是把包袱接过去。南关煤业财务部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司资产仅为11亿元，但已经向集团借款15亿元之巨。另外，2014年煤价腰斩之后，余家沟矿做了“减法”，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使生产和生活区分开，矿上不再包办职工及其家属（含退休职工及其家属）总计1.6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问题是，南关煤业甩出的“包袱”，被上级单位、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全员接收，城头变幻大王旗，大锅饭只是更名而已。
整个集团一盘棋，以丰补歉，是山西煤钢国企长期以来的手法。1月5日上午，《财经》记者随李克强总理前往历史悠久的山西焦煤西山矿业集团官地矿。该矿一位管理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官地矿2015年售出430万吨煤，每吨煤亏损200元，全年亏损8.6亿元。2015年底，矿上开会，保证2016年可以开6个－8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井下产煤工人每月6000元－8000元的工资（井上工人工资仅为2000元左右），需要打对折。“现在是好矿井养着我们，官地矿光景好的时候，也是这样养着兄弟矿井。”
延续数十年的大锅饭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煤钢国企职工的思维。一位煤企中层管理者表示，他将刚刚大学毕业的90后儿子安排进了自己所处的矿井工作。面对收入预期的质疑，这位中层管理者回应道：这是国家正式工。
据《财经》记者了解，近些年来，煤价高涨时期，一些煤炭国企收购了一些火电厂，如今也被用来以丰补歉。尽管煤炭集团下属火电厂职工对比电力行业工资后牢骚满腹，但不得不和集团一起吃大锅饭。
南关煤业管理层多位人士承认，无法自主呼吸的南关煤业，名为子公司，实则沦为集团的生产车间，产煤由集团统一销售，经营性资金（每月40万元）、工资、社保、税款也统一由集团拨付。其中，从去年夏天开始，社保开始缓缴，集团安抚南关煤业说，2016年下半年价格如果好转，会有新安排。
问题是，价格崩塌之势仍在持续，集团也开始变得无力。山西焦煤财务总监王为民告诉《财经》记者，2015年集团总现金流（总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投资现金流+融资现金流）为正，但经营性现金流已经为负，约10亿元。南关煤业财务部负责人表示，最近三个月来，南关煤业每月40万元的经营性资金已经断炊。
多位山西业内人士透露，几近绝望的形势下，一些煤企宁可亏损，也要拼命挖煤。一家大型金融机构专司煤炭业务的高管表示，和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前期投资大，投产后则是“挖一锹煤就有一锹的现金流”。
这一绝望之举，令产能更为过剩。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煤炭需求仅为40亿吨，但产能高达50亿吨。业内人士估计，如果加上这种拼命挖掘的产能和漏统的产能，全国煤炭产能约在53.7亿吨。山西一家大型煤企董事长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不得不去收购拼命挖煤的企业，以求稳定煤炭价格。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一条路是减员增效，轻装上阵，转型升级；另一条路是负重前行，恶性循环。他表示，过去数年间，山西煤企一直在第二条路、也就是泥潭中越陷越深。
拥有数百亿煤炭企业股权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担忧。从2012年起，这家从不良资产处置起家的央企开始密切关注其参股煤企的情况。28家参股企业中，信达选取了1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统计：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最高达85％；金融负债总额7000亿元，2015年1月－9月财务费用215亿元。14家亏损，13家现金流难以覆盖银行利息，6家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信达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解释说，现金流分三种情况：一、还本付息无问题，健康；二、还不了本，付息没问题，银行借新还旧；三、现金流难以覆盖利息，煤企之后举借更大债务，也就是庞氏融资。17家企业中，13家进入庞氏融资范畴，“我们作为股东，非常担心”。
信达担心如果行业价格没有扭转，国家政策没有到位，一两家大企业崩盘，就会引发金融系统全面抽贷，系统性风险就会变为现实。
这一风险，从山西省长李小鹏1月4日在前述座谈会上的汇报中可见一斑：2015年11月，全省吨煤综合售价降至226元，同比下跌108元，下降32.4％，与2011年高点相比，下跌430元，下降65.6％，企业库存居高不下、应收账款增加、负债率高企。
座谈会上，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第一个发言，他痛陈2011年以来煤价的断崖式下跌，“2015年11月又比10月每吨下降17.97元，全省煤炭产量9.76亿吨，大数10亿吨，煤价下降10元，全省100多亿元就没有了”。从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山西煤炭每吨下降了430.1元。
错失良机
回溯过往，无论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还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减员增效良机，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却让这些良机一一错过。
2003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南关煤矿资源枯竭，资不抵债，不得不政策性破产。破产之后，负债不必再理会，手头又多出了一大笔职工安置资金，本是南关煤矿退出市场的良机，但是，汾西矿业集团选择了疑似破产逃债的另一条路。
2005年2月26日，汾西矿业集团紫金煤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新勘探出的余家沟矿井井田面积38.67平方公里，地质储量7077万吨，矿井核定生产能力140万吨/年，煤种为1/3焦煤，污染少、热量高。公司在2012年3月，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家级绿色矿山称号。
直到2014年10月，由于采矿证无法更换，不得不改回“南关”这一名字。为与政策性破产的南关煤矿有所“区别”，公司改称“南关煤业”。
《财经》记者了解到，南关煤业成立11年来，资产负债率从未低于110％。
计划体制惯性远不止此。1999年，国企三年解困接近尾声，大量国企拖欠债务导致的天量银行坏账被剥离，新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企不良资产的主力。
彼时，诸多山西煤企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信达接手之后，与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达成一致：债转股。将信达在各煤企的股权相加，信达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若以2000年－2001年的谈判价格执行当时的债转股方案，信达也将成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东。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表示，当时国家有明确政策，剥离债转股煤企的社会性负担，但是，只有极少数企业的社会剥离到了位。
那一轮煤企社会性负担的剥离工作进展受阻，除了国企不愿减员增效，还与宏观经济转暖直接相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的产能开始加速释放，煤价不断上扬，全国各地债转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觉得利益受损，认为以2000年－2001年的低价债转股，是信达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没有与信达就部分债转股公司的注册达成一致。
问题是，从1999年起，由于债务已经转为股权，相关煤企已经不再支付相应债务利息，节省了巨额财务费用；反观信达，则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时向中央政府展开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以采矿权作价补充资本金，获得首肯。2005年5月9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过程中采矿权价款处置问题的函》（财办建[2005]69号）明确：国有企业采矿权价款如经特别批准转增为国家资本金，转增的资本金由现采矿权持有人的国有出资人持有。仅以山西为例，2005年，在延宕六年之后，山西方面与信达终于签署债转股协议，获得采矿权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夺回“控股权”，信达在多家煤企降为“二股东”。
彼时，煤价仍在加速上行，山西焦煤西山矿业集团一位人士以暴利形容当时的状况，而剥离社会性负担、减员增效之说，更加无人提起。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独有。山东省长郭树清在前述座谈会上谈到，前些年，在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我省大多数钢铁、煤炭企业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产品、技术、工艺等方面转型升级，已然习惯于过去的路径依赖，上项目、扩规模，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以至于陷入产品雷同、市场销路不畅的困境。
2005年之后，由于国家出台新的采矿权有偿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国企的出资虚置，2005年达成的债转股协议始终未能实质落地。此番李克强视察山西期间，山西方面亦曾当面向某中央部委领导争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时光荏苒，原本应该剥离的社会性负担，已经以更沉重的方式袭来。
“如果当时剥离了不合理的社会性负担，煤企轻装上阵，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自会不同。即使煤价暴跌，也不会有今日之困难。”中信信托人士说。
除了疑似假破产真逃债、债转股打擂台，山西方面2009年主导的煤炭行业“国进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
2009年前的数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社会舆论颇多不满。考虑到小煤矿安全生产投资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国资煤企，分区域收购安全生产不力的矿井。除了部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安全生产得力的民资矿井，其他矿井被大规模并购，引发舆论哗然。2010年初，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后因腐败落马）亲自赴京，向包括《财经》在内的媒体解释所谓“国进民退”的初衷与成果。
事后看来，彼时不情愿的民资恰在高位退出，而国资在高位接盘。本来社会性负担就很沉重的国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汇报时表示，尽管产能过剩，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基本为民企，它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
内蒙古一家民营钢企财务总监告诉《财经》记者，在去年初减员四分之一之后，今年初企业再行减员三分之一，总成本也同比下降了30％。期间，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一分钱。
反观煤钢国企，连续错失良机，除了打铁自身不够硬，亦有外部环境骤寒骤暖的原因。多位山西煤钢企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市场角度，煤钢去产能大幕已经拉开，价格本该逐步下行，但四万亿政策一出，价格V型反弹，涨幅更胜往昔，给企业传递了错误的价格信号，郭树清所言的“上项目、扩规模”风靡全国。“如果没有四万亿，价格的崩塌，也不会来得如此凶猛，正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中信信托人士说。
保护价不可行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李克强在1月4日的座谈会上不止一次鼓励发言的四位省长（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多位煤钢企业负责人和行业协会负责人，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
山西省长李小鹏建议，国家建立最低保护价制度，由国家出台不同煤种最低保护价，各级政府监管执行；由行业协会牵头，建立全国性的分煤种价格协商机制，遏制无序恶性竞争。这一倡议，得到坐在另一边的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的部分赞同，这位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副省长（分管煤炭）、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的高官称，煤企企业集中度不够，行业协会的价格协商机制，也就是指导价，很难落实。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最大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2015年产量也仅占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而山西焦煤的焦煤产量，仅占全国焦煤产量的八分之一。
根据煤炭工业协会的测算，保护价定在350元左右为宜，这主要考虑到了目前全国综合吨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间，以微利保证煤炭行业不崩塌。其法理基础是：国家发改委可以框定油价，为何不能保护煤价？
问题是，一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质疑道：如果照此执行，静态来看，过剩产能将不存在。同时，如果煤价可以政府决定，则社会上所有价格，均可由政府决定。
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当场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不是在搞计划经济。过去有过国有重点企业保护价，那是国务院以国有出资人角度立的项，让民企执行这个价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外价格是行业自律，政府不定价。
会后，他对找他申辩的王显政说：煤炭工业协会可以召集行业企业研究，是否可以搞一个指导价？
除了价格，部分煤钢国企还希望在去产能过程中通过技术改造“等量置换”，多位山西煤钢国企管理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李克强态度鲜明，他在座谈会上说，我不反对技术改造，但不能以这个名义来扩大产能。我到钢厂去看，原先2000万吨产能，现在4000万吨，产能倒上去了。
他加重语气说，原则上停止核准备案新增的煤炭产能项目，坚决停止以任何形式备案的新增钢铁项目。李克强叮嘱与会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卫星遥感我看得见，国土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局要查。
一个月后，于春节之前下发的煤钢去产能文件，出现了“确需置换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的字样。
中信信托一名与多位山西煤炭国企负责人、民资煤老板相熟的人士表示，保护价和等量置换之策，表明山西煤企计划经济观念仍然深重，一些煤炭国企还提出了包括资本金注入等措施，“总之就是千方百计不减员”。
但是，无论地方政府，还是煤钢国企负责人，均已意识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处跌势之中，全球已经形成大市场，如果保护价无法落地，就只有去产能一途。
山西焦煤董事长武华太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焦煤当下46座未建成和刚建成未投产矿井，总计5800万吨产能，全部下马，“我们止亏”。
与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先期投资巨大，动辄数以十亿元计，而后期投资极少。矿井一旦建成，如果数年不开采，地应力将摧毁一切，再也无法复产。此时下马未投产矿井，意味着全部投资打了水漂。
但是，下马未投产矿井仍然不算最大的难题。正是因为未投产，也就不存在最头疼的职工安置问题。山西某煤炭国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集团计划关闭7家僵尸企业，减员增效，但希望国家能够给些政策。
关于职工安置，李小鹏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制定关闭国有煤矿人员分流安置政策，出台提前退休退养政策，实施煤炭职工创业扶持政策。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制定的职工安置方案中，费用高达2500亿元，目前500万煤炭行业员工，计划有多达百万人等待安置。
李克强回应道，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据《财经》记者了解，该项支出，主要用于煤钢企业的职工安置。
主要靠市场
1月4日上午，李克强专程参观晋商博物馆。在晋商博物馆听取介绍之时，李克强赞叹道，当时的晋商善于“无中生有”。
李克强当天下午在座谈会上的谈话，与对晋商的称赞遥相呼应：我当过生产队长，5点就爬起来上山，天天不让人闲着。后来农村改革，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都是自己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地方探索和创造始终是要尊重的。“我们8亿多劳动力，一两亿有知识的人才，会创造出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他批评一些地区和行业，“因煤而生因钢而生，计划经济思想观念都没完全转过来。”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中央政府化解冗员的兜底之策，并非大包大揽。在山西视察期间，李克强不止一次表示，煤钢解困还是要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换言之，只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兜底。提前展开去产能工作的河北，为决策层提供了相应范例。
相对于煤炭去产能，受雾霾影响，河北境内的钢铁去产能先行一步。2013年9月，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河北签署压减产能责任书，实施“6643工程”，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和3600万重量箱玻璃。在那之后，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步伐明显加快。河北省长张庆伟在座谈会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间，河北分别压减炼铁产能586万吨、1546.5万吨和557万吨，分别压减炼钢产能788万吨、1500万吨和630万吨。同时，积极推进优势产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产和正在筹建的钢铁产能达到895万吨。
李克强在河北钢铁公司董事长于勇与河北省长张庆伟汇报之后的连续追问，清晰地表明了决策层的立场。李克强问及河钢的利润，于勇回答：主业亏了40亿元，其他利润60亿元，合计利润20亿元，现在整合为一个上市公司。李克强追问：主业就业多少？于勇答：11.7万人。李克强问：上市公司呢？于勇答：5万多人，4000多万吨钢。李克强说：（上市公司人员配比）比较合理了，不盈利主要是集团人员成本太高。
在张庆伟做完常规汇报之后，李克强专门追问下岗分流职工的数字和安置情况。张庆伟说，压减产能之后，累计92万职工受到影响（含钢铁、煤、铝、矿山），河北通过培训、转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职工，只有12万“释放到社会上”，最终进入失业保险。
李克强在总结讲话时称赞河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化解了数千万吨过剩产能，特别是化解过程中，“中央给的补助也不多”，河钢自己想办法剥离安置自然减员，“并没有大规模辞退工人推向社会”。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三年间，河北每压减万吨钢铁，中央财政奖励30万元。按产能与人员配比计算，落在人头上的奖励几可忽略不计。
李克强说，煤炭大省内蒙古，首先是市场发挥作用；河钢，在消化人的方面，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场发挥作用。“你们能用市场办法解决的，尽量用市场解决。”
作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岁尾年初多次受邀，前往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参加座谈，关于化解过剩产能之策。信达将此前16年间债转股过程中搁浅的“剥离坏苹果方案”，再度摆上了决策层的案头。
信达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唐圣玉表示，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美国传统汽车业遭受重创，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车企均陷入困境，美国政府亦曾联手私营机构（比如私募）救助三大车企，并在汽车业甩掉包袱之后套现退出，其中的部分投资，亦有数额不小的回报。最终美国政府付出总计93亿美元的成本，但救助效果显著，三大车企先后走出困境。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信达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表示，信达倾向于采用投行的办法，剥离坏苹果，令市场价格回升，好苹果在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价值凸显。“平时1块钱的估值，放到资本市场上会变为4块钱，即使政府付出了1块钱的安置成本，资本市场上的收益也会让安置成本得以回收。”
问题是，谁来确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标准？是行政权力决定企业退出，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深耕中国煤炭市场的信达发现，一家名为枣庄矿业的企业，在2008年的四万亿大潮之中，并不盲目推高企业负债率，时至今日，该企业资产负债率低到几可忽略不计，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信达遂展开与枣庄煤业的谈判，希望两家联合成立一只私募基金，专司煤企重组并购。
1月4日的座谈会上，多位煤钢企业负责人谈到，煤钢行业工艺、环保、技术水准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如果减员增效，企业效率不输旁人，产能减下来、价格走上来，行业就会有生机。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去产能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同时，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清退过剩产能，令煤钢两大支柱行业轻装上阵，已是决策层的共识。
问题是，煤钢两大支柱产业，计划经济痕迹深重，目前又面对全球大市场，国外煤钢企业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各种因素交织之下，能否最终走出困境，实难断言。
前述中信信托人士表示，考虑到上述因素，如果计算一个去产能函数，将计划、市场各种力量作为变量加入其中，等号后面的答案，尚未可知。
实习生刘峰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