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派记者 王宇发自柏林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财政环境急剧恶化。

其中，欧元区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从2007年的0.6％，激增到2009年6.8％，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但是它从2010年开始实行财政稳固政策，欧元区政府财政赤字迅速降低，德国近年开始还实现了财政盈余。欧盟的整体情况也从2009年的6.8％峰值，降低到2015年三季度的2.3％。

毫无疑问，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打破陈规的应急性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欧元区经济和市场的信心。然而，欧盟很快就着手稳固财政，并对欧盟的财政政策，以及接受欧洲央行援助的国家实行一系列改革，从而让公众对公共财政恢复信心。

在改革与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拉动下，欧洲经济在2015年企稳。根据欧洲央行2015年12月发布的报告，欧元区实际GDP将在2015年达到1.5％的增长率，并预计在2016年和2017年稳步增长至1.7％与1.9％；通货膨胀率有望在2017年提升到1.6％，就业率也会上升。

若不未雨绸缪，它们很快会在中期遭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更何况，截至2015年11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估计已有 85万难民进入欧元区；而这一数字将在2017年比2015年6月再增加240万。大量涌入的难民亦会对欧元区财政环境造成压力。

这次缘起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捶打了欧盟的财政治理框架——“稳定与增长协定”。

最初，作为治理构架法律文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定下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以及公共债务不超过60％的标准，从而防范一国的财政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整体的货币政策，造成负面的溢出效应。

《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确定了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过度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以及建立预警机制监督各国财政运行状况，保证各成员国在中期内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马约》被认为是欧盟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欧元稳定的基石。但是，它最终还是没有避免欧盟国家大规模的财政不平衡。赤字率上限规定限制了各国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作用。

欧盟创始之初，就存在一些“赤字”国家。它们并非体现为糟糕的政府赤字，而是在本国需求激增和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年份里，积攒了大量的净外债，例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种经济基本面使得在危机来临、流动性短缺之时，私营经济遭遇严重负债危机，最终传导为经济下行、失业率激增、市场失去信心。

有借款的企业，就有贷款的金融机构，这便造成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欧元区危机。

因此，欧洲的问题并非仅仅靠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是需要展开一揽子措施，以扭转当时极有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倒塌，并有效地促进短期本土需求，从而稳定局面。

危机爆发后，G8中的欧盟成员国在2008年的巴黎峰会上共同宣布，它们将采取一些需要的措施以保障其银行与金融系统的稳固；同时，欧元区政府首脑在2008年宣布协调性的《欧洲行动计划》，以稳固市场信心和金融系统的功能。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不得不对原本就有缺陷的金融部门进行援助。从2008年9月开始，欧洲央行与其他的欧洲国家央行，对银行业采取大量拯救措施，以防止其流动性短缺、确保具备正常的其偿付能力。

这些援助措施从最开始的瞄准银行负债项下，扩大到后来的银行资产项下，以防止银行资产减记，进而防范投资人对银行业的信心动摇。

2008年至2009年，虽然欧元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援助占总体政府赤字的比重较小，低于GDP的0.1％，但是它在部分国家则占比极高，例如比利时的6.4％、爱尔兰的6.7％、卢森堡的6.6％，以及荷兰的11.3％，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

欧洲议会在2008年通过《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以协调成员国的反周期财政政策。这个大包裹一共价值2000亿欧元，约占当年欧盟GDP的1.5％，其中成员国共投入1700亿欧元，欧盟与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共提供300亿欧元。

这些手段在恢复金融稳定性和逆周期财政政策干预的同时，给公共部门带来高额的负债。欧元区的债务GDP占比从1998年欧元成立之前的73％，稳步降低到2007年危机前的66％后，迅速攀升至2015年一季度的92.9％。

根据欧洲央行2010年所发表的《欧元区财政政策与危机》报告，为了应对危机而提高的预算赤字，首先会推高通胀预期，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负担。

其次，政府的融资与再融资需求会推高实际利率，或许在复苏阶段对私人需求造成挤出效应；第三，提高的政府债务和高企的国债收益率也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成本。那么这些如果不是通过提高税收解决，就是会掣肘政府在基建和教育等领域的支持，而这两者都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果不其然，2010年初，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成员国纷纷开始自己的财政稳固政策。而欧盟也是对“稳定与增长协定”进行改革，在2011年通过“六部法”，2012年通过“财政简化”，2013年通过“两部法”，从而强化欧盟尤其是欧元区财政纪律，以防止欧债危机重演。尽管对治理框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IMF在2015年发表的《改革欧盟财政治理》报告中，依然提出，这让治理框架变得极其复杂和难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