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德林／文

大多数中国人对19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并不陌生；狄更斯的基于其“艰难时世”的作品，早在中国建构现代性之初，便被作为一种救赎力量译介到了中国，有效地建构了20世纪以降的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然而，既然我们已在某种意义上浸淫于后现代性之中，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一种狄更斯认知是否有被修订的必要，抑或说是否有被解构的可能？

答案想必是肯定的。我们知道，狄更斯溘然去世于1870年，其未完稿的《德鲁德疑案》因此成为了永远的未竟之作。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延续了其一如既往的幽默、说教和批判，聚焦善与恶的斗争，但一反常态地把故事置于了虚构的一座一如加缪在《鼠疫》中所描写的奥兰城的基督教古城修道城，而没有让故事发生在真实存在的城市。

面对戛然而止的故事，读者自然会问：平安夜突然失踪的埃德温·德鲁德究竟是生还是死？他若已死，谁是凶手？随着大师的逝去，这些问题自然也就成了悬案，虽然狄更斯生前曾有向女王透露故事结局的暗示，只可惜女王并未在意。为此，不计其数的狄更斯书迷、研究者以及爱好此作品的推理家绞尽了脑汁，频频推出解谜、推论、续作，甚至出现了自称真正完整版的伪作、源自该疑案的当代文化悬疑类小说。正因如此，《德鲁德疑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经典百部排行榜”，被誉为“文学史中不见天日之书、西方犯罪心理描写的先声”。

诚然，作为推理或侦探小说，《德鲁德疑案》是相当精彩的，小说人物不无哥特气质、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让故事结局扑朔迷离。不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埃德温·德鲁德命名，但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却不是他，而是他叔叔贾思伯。贾思伯身为教堂唱诗班指挥，吸食鸦片成瘾，经常出入偏僻陋巷的烟馆，混迹于落魄的下层人士和穷困潦倒的东方水手之间。这样一来，狄更斯便开创性地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上层社会的鸦片吸食问题上，无疑有助于消除关乎鸦片的阶级偏见，颠覆不无阶级歧视的鸦片话语，即鸦片成瘾对下层社会而言，表征的是吸食者的堕落懒散本性，而对上层社会而言，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怪癖。正是在这里，狄更斯在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性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帝国意识书写者对鸦片与东方性的建构。

小说一开篇，狄更斯便描绘了贾思伯吸食鸦片后的幻觉，着力建构起鸦片与华丽、懒散，与充满感官诱惑的东方之间的联系。“在一阵阵的铙钹声中，苏丹正在向皇宫行进，身后跟着长长的仪仗队伍。一万把短弯刀在阳光下闪耀着，还有三万个舞女正在抛撒着鲜花。他们的身后是用五颜六色装饰得华丽非凡的白象，数目多得数不清，还有数不清的护卫们。”

贾思伯难以抗拒鸦片的诱惑，时常沉迷于鸦片带来的幻觉享受，一旦清醒过来，旋即又表现出对与自己为伍的瘾君子的厌恶。因为鸦片的控制，贾思伯最终丧失了以理性和正义为核心的英国性。

狄更斯似乎在暗示，与贾思伯丧失英国性直接相联系的，是贾思伯的日渐呈现出东方性。在狄更斯生活于其间的英国，鸦片吸食行为司空见惯，要么是为了缓解疼痛，要么是作为一种时尚。鸦片吸食者并不会产生任何道德方面的负罪感，上层社会的吸食者尤其如此，至多会像德·昆西那样，进行没有忏悔的忏悔。

但是，随着瘾君子的增多、对鸦片毒害认识的加深，人们不但渐渐建立起了鸦片吸食与邪恶性、犯罪感之间的联系，而且集体无意识地认为这种邪恶性、犯罪感源自以僵化、停滞、堕落、毒害为核心内容的东方性。

《德鲁德疑案》出版后大获成功；受此影响，英国报刊对鸦片馆的关注剧增，肮脏、猥琐、堕落的瘾君子形象充斥媒体。所以，联系到狄更斯之前曾在《一年到头》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狄更斯是在借助贾思伯这一人物发出警告，鸦片不但会腐蚀英国人的道德，而且会侵蚀英国性。

虽然不能因此给狄更斯贴上“种族主义者”或者“帝国主义者”的标签，但毋庸置疑，他的作品中不乏殖民话语和帝国意识。或者换言之，我们所拥抱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实际上也可谓是帝国意识的书写者。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