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红勃／文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历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对自我生命及尊严认知的变化，欠债依然需要还钱，而杀人则未必偿命。换句话说，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开始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开始成为越来越强劲的潮流。

在欧洲，较早对死刑发起攻击的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指出：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在一个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既非有效，也不人道和不公正。杀人被当作犯罪，但对罪犯施以死刑也是一种杀人，因而，政府不能禁止别人杀人而自己却不受约束。用中国人的话说，法律不能只让官府放火，却不让百姓点灯。

经由贝卡利亚竖起的反对死刑的大旗，被后来一拨接一拨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所继承。伟大学者的思想和智慧深刻影响了欧洲的立法和决策，19世纪60年代，死刑废除运动在欧洲开始兴起。最初，有些国家的做法是对非军事犯罪停止执行死刑，也即把死刑搁置起来。到了1867年， 葡萄牙首开先河，在欧洲率先废除了死刑。1905年，挪威废除了死刑，1933年， 瑞典和丹麦废除了死刑。1977年，杀害了一名妇女的罪犯哈米达在法国南部被送上断头台，成为欧洲最后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人。

在美国，受英国普通法的影响，死刑在其建国初期非常泛滥，当时美国各州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叛国、海盗、强奸、鸡奸等，甚至包括许多财产犯罪。20世纪后期，虽有民权运动团体开始质疑死刑的正当性，但主流民意依然主张保留死刑。在此背景下，以民主为傲的美国，自然无法像欧洲那样无视民意而直接通过立法废除死刑。于是，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运用释宪权，通过判例不断缩减死刑范围，并以此引导美国主流民意的转变。

美国的死刑问题一直是围绕其宪法第八修正案展开的。1791年通过的第八条修正案规定“禁止对人民索取过多的保释金、科以过重的罚金或处以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最初，由于时代的原因，死刑并不属于“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其适用畅通无阻。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 禁止“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条款如同美国宪法其他条款一样， 渐渐生出新意。

在美国死刑史上，最著名的判例当属“福尔曼（Furman v. Georgia）案”。在这个案件中，被告福尔曼以法院判决自己死刑系“武断和反复无常”从而违反美国宪法为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在审理之后，于1972年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法庭意见：随意和武断地判处被告死刑，构成“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福尔曼一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死刑的看法，使得各州在适用死刑时不得不谦抑和谨慎，从此之后，美国死刑实际执行数量大为降低。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节节攀升。赞成死刑的人数随之攀升。作为对民意的回应，美国国会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在联邦范围内，可适用死刑的罪名一度拓展到60多个。在此背景下，联邦最高法院被迫再次出手，对滥用死刑说不。

在“Kennedy v. Louisiana”一案中，被告帕特里尼·肯尼迪因强奸自己年仅8岁的继女，被路易斯安那州法院以强奸儿童罪判处死刑，肯尼迪不服，将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2008年作出裁判，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法院的判决，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多数意见指出：对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解释，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其含义取自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该标准标志着一个走向成熟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该原则要求死刑的适用必须受到约束和限制，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即在人身侵害犯罪中剥夺了他人生命的犯罪。从此以后，罪犯是否致人死亡，成为是否适用死刑的基本标准。

可见，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残忍与不寻常之刑罚”条款，如同一把剃刀，被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不时加以挥舞，从死刑的清单上一次又一次地剔除了许多犯罪。

死刑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问题。欧美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生死难题的解决，既需要有伟大思想的引导，需要有民意与共识的支撑，更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时刻，展现出勇气、远见和智慧。

作者为外交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