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继华／文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毗邻奥地利，是阿尔卑斯山系海拔最高的小镇。山上白雪皑皑，头顶白云蓝天，皆灵境之独辟，总非人间所有。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这样描摹“魔山”：“高山深谷（有）一种奇特而柔和的光……但底部却有阴影，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魅力。”1929年初春，欧洲哲学两大代表人物在达沃斯山遭遇，代表人文主义传统的恩斯特·卡西尔和代表存在论非理性主义的马丁·海德格尔，在此展开了一场哲学论辩，论题涉及新康德主义、文明的起源和终结、生存与命运，史称20世纪“形而上学白刃战”。“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欧洲诞生了。”这场巅峰对决的见证者如是说。

达沃斯哲学论辩和《魔山》小说中所虚构的哲学论辩具有神奇的对位关系——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家塞塔姆布里尼就是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耶稣会修道士纳夫塔就是存在论非理性主义者海德格尔。人文主义者口若悬河，立意将启蒙进行到底，延续宗教批判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自律一辩再护。存在论者粗暴阴沉，赞美宗教裁判所，伸张非理性原始欲望，甚至主张“自愿为奴”即是一种美德。

达沃斯山上，人文主义者卡西尔满头银发，庄重儒雅。1923年，他就出版了哲学巨著《象征形式的哲学》，提出“象征人”来规定人之为人的本质。作为新康德主义的后学，卡西尔却反出师门，将哲学的提问方式从狭隘的认知科学中解放出来，建构一套以象征为主题词的哲学体系，阐释人类的创造精神。在他看来，唯一的哲学问题恰恰就是自由问题。而人的自由只能体现在运用象征建构人类宇宙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于是，刀耕火种，烽火传讯，鱼雁往来，礼乐江山，文治武功，举凡人类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创造物莫不是“象征人”的客观再现形式。“象征人”及其客观创造物“象征形式”，指示了一条远离蒙昧起点而走向文明巅峰的自由之路，从“神话”到“理性”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行程。

所以，20世纪“国家神话”的复兴乃是一场人类精神的返祖现象。卡西尔崇尚人文，认为人文化成乃是对充满劳绩和忧患的人类之最好的慰藉。人文化成，就是以象征来超越形式，而超越形式意味着人类精神的强大。“示物法象，惟新其制”，人类利用象征为自己建构了疏离茅舍和琼楼玉宇。尽管可能十分脆弱，但这些人类的庇护所确实可以对抗随时威胁着人类的野蛮性。

海德格尔当时是欧洲哲学界上升的新星，才华涌流，盛气凌人，盛气之下还激荡着一股阴郁之气。1926年，他发表《存在与时间》，挪用现象学创构“基础存在论”，主张从朦胧模糊的“此在”通过时间去叩问存在的意义。与卡西尔针锋相对，海德格尔认为，与其说人类是以象征进行超越，以创造实现自由，不如说人是“被抛入世”“向死而生”。

当卡西尔说“从精神王国的圣杯流向他（人类）的是无限性”，海德格尔反驳说，生命的最高形式乃是返回到人生在世十分罕见的瞬间。在海德格尔看来，理性放逐不了神话，人类自以为已经站到了文化的巅峰、注视着深渊，却不知道深渊也一直在注视着他自己。“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人类总是无法主宰现实，而且也自认为根本就无法主宰现实。现实之于人，永远是一种至上的神秘权力，对人实施着专制主义的威权。

与卡西尔“人文化成”之道的乐观境界相比，海德格尔的“人生在世”之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人啊人，你不是万物之尺度，你不是宇宙的精华。“怪异的东西多又多，怪异之怪者，永远莫过于人。”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歌队如此悲叹。

这场魔山论剑，以年轻气盛的海德格尔占据优势而告终。这个结果表明，欧洲人文主义日薄西山，而非理性主义神话暗潮汹涌。

“快乐，我的梦悦，是肉欲，而不是爱。”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假托主人公说。于是，人性和爱被贬斥为糟糕而且索然无味的诗歌，白天作为单调枯燥的生活而被无情地放弃，黑夜被当做一场庆典和一场狂欢。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极端的年代充满了灾异，劫毁无常，惊险惊惧，非理性神话成为“金色怪兽”的动人面具。复兴人文主义是一场艰辛的历练，一项悲壮的事业。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