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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无《忆君曼》?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6-05-18 20:43:2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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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独秀敢于直面政治上的失败,也敢于检视投身政治运动的成败得失,但他唯一没有勇气正视的,恰恰是亡妻高君曼

□ 苍耳/文

有人说陈独秀写过一篇回忆性长文《忆君曼》。可是至今没人见过它。陈的子女陈子美、陈哲民都坚信它存在,并为此找寻多年。作为亲历者,他们的直觉并非全然虚妄,虽然小时候不谙世事,但他俩亲历了父母之间的离合悲欢。尤其在南京狱中,兄妹俩多次探监,父亲也许亲口告诉他俩要写此文,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也许动笔了,写到半途写不下去,太过伤感。

亡妻高君曼的墓地,就在城西的清凉山。透过狱墙和喧嚣,他也许能听到杜鹃在清凉山上的凄鸣。陈独秀想不到,他与爱妻的结局是在这样的悲景中。如今,兄妹俩已不在人世。这篇手稿存在之谜,似乎永远不为人知了。

陈独秀究竟写没写《忆君曼》?在手稿或刊印稿未发现前,谁也无法证实。问题是,陈独秀有没有可能写《忆君曼》?这里不妨提供一个事实,可以一窥陈独秀当年的黯淡心境。

1937年秋,出狱后的陈独秀从南京乘船来武汉,租住在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26号。在武昌期间,他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会见朋友,接受记者采访,与各党派周旋,以及撰写抗战文章,等等。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陈独秀还专门抽出时间赴安徽霍邱——亡妻高君曼家乡——探望。此行在有关陈独秀年谱中均未记载,偶有文章述及,也以鼓吹抗战为动因一笔带过。

其实,陈独秀专程去霍邱探望,并非为了宣传抗日,而是内心对亡妻有所思、有所念、有所愧。这是一次忏悔之旅。重回亡妻的故里,她的影子怎能不萦绕在眼前?从反清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建党直至大革命,高君曼一直伴随其右,患难与共。

高君曼原是陈独秀妻妹,为追随心爱的人,顶住了巨大的社会和精神的压力,与陈独秀私奔到杭州,这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之举。陈独秀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与嗣父、发妻反目,与亲生儿子一直不睦,而且常被当作道德污点受到政敌攻击。高君曼光绪末年毕业于北京女师,文化素质相当高,这可以从她写作的诗词中见出:“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月词》)

这些词大都作于民国前后,离别、漂泊、愁怨成了这些词的主旨。其时高君曼与南社诸诗人苏曼殊、刘三、沈尹默过从甚密,互以酬唱为乐。然而这些词,竟不幸成了她一生的谶语:从别多聚少到有别无聚,直至与丈夫分手,独自从上海漂到南京,居于近郊三间草屋中,可谓“抛人容易匆匆去,莫到江南又久居”,不久即死在那儿。

高君曼能深刻理解丈夫的事业,辅佐丈夫创办《新青年》、从事五四救亡运动和创建党,除了操持家务,抚育孩子,她曾与陈望道、沈雁冰、王会梧等发起“星期演讲会”。在丈夫数度被捕的艰难时刻,她营救夫君的智慧和勇敢,与之同陷牢狱的镇静和坚强,都堪称女中之杰。

陈独秀来霍邱并非第一次。1919年元月下旬,陈独秀偕夫人和两个孩子回岳母家过春节。其时,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笔,陈独秀处在人生第一个高峰,回乡自然让高君曼脸上有“光”。女婿事业上的成功,使岳母亓氏冰释“前嫌”。

1937年秋,他再度来霍邱时,人生和事业均跌至谷底。在政治上,他被各派利诱同时又被他们抛弃,其政治理想也遭到自我质疑。在家庭上,两任发妻均已离世,两个儿子惨遭蒋党秘密枪杀。来霍邱后看到高氏门庭冷落、衰败,两位高氏堂兄也已过世,高母亓氏迭遭打击而遁入空门,吃斋念佛以度残年。

显然,陈独秀此行不是故地重游,也不是为鼓吹抗日,而是为亡妻之灵来凭吊、忏悔的。18年前居留的庭院和房间已物是人非,令他不胜伤感;当年众多热情的面孔已替换成冷漠、狐疑的脸色,更有世事沧桑之幻灭。然而,擅长作诗的陈独秀竟没留下一点墨迹,确乎有些奇怪。在我看来,晚年陈独秀敢于直面政治上的失败,也敢于检视投身政治运动的成败得失,但他唯一没有勇气正视的,恰恰是亡妻高君曼。

《忆君曼》似有似无,根因在于陈独秀口头表示要写,但始终没下笔,或因他内心矛盾纠结,他不忍、不敢或不堪揭开那个伤疤,以及伤疤下面那绵绵无尽的记忆。

作者为文史学者

【作者:苍耳/文】 (编辑:y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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