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红勃／文

当生命的延续面临巨大的困难，譬如无法治愈的绝症，个人是否可以实施安乐死，选择自主终结生命，这在伦理和法律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无痛苦死亡,又称安死术。按照传统基督教的观点，安乐死属于自杀，是一种罪错，是个人对神的宇宙秩序的破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对生命质量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安乐死在西方日渐得到正视，围绕安乐死的正当性，人们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反对安乐死的观点认为：生命为上天所赐，至高无上，乃是一切价值之源，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基础；疾病和痛苦都是上天对个人的考验，不能拒绝，也无法逃避。因而，面对病痛，个人与社会，都应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抗争，以期延续生命；生命权也是宪法所保护的最基本的权利，不可剥夺，不可侵犯。

一些医学团体坚决反对医生参与实施安乐死，认为这是协助自杀，严重违背了医疗道德，也是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叛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而赐人以死亡则和医生的职责背道而驰，医务人员对病人实行安乐死,实际上是变相杀人。另外，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世界上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医学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去揭示疾病的奥妙并遂步攻克它。现在是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安乐死可能导致病人错过诸多机会，包括病人可能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治疗可望恢复健康的机会，以及因某种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使疾病得到治疗的机会。

针对道德上的责难，支持安乐死的人主张人道主义生死观：生死同值，生有意义，死也有尊严。人道主义要求尊重人、关爱人，首先尊重人的生命，但当生命仅剩下病痛煎熬时，人的同情心便体现在帮助病人结束已丧失生存价值的生命。面对现代医疗技术无法救治的晚期病人的痛苦，应尊重病人意愿，允许病人自主选择离开人世，这也是道德上的至善追求。

在主张安乐死的人看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延长寿命,但却无法使人永生。人既有生的权利，也应有死的自由。另外，安乐死也符合病人自身利益。对于生命垂危的晚期绝症病人，延长生命实际上是对他们变相的折磨和虐待。死亡并不都是坏事，因为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与其把有用的物资用在毫无希望的病人身上,还不如允许他平静地死去。这也有利于减轻社会和家属的负担。

在进行理论争辩的同时，主张安乐死的团体也在采取积极的社会活动，宣传他们的主张，从而发展出了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安乐死运动的最终目标在于推动国家出台法律，将死亡列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

在美国，1938年，美国安乐死协会成立，其后更名为“死亡权利协会”，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自主选择死亡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协会推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正面报道安乐死事件及其辩论，引导民众理性看待安乐死问题；协会积极推动各州议会制定《自然死亡法》，争取公民“死亡的权利”。20世纪60年代初，协会发起了“生命遗嘱”立法行动：公民在身心健康时签署一项权利声明，要求在生命垂危没有能力作出决定时，有权拒绝任何延长生命的治疗，请求法律准许其死亡，这被称为“消极安乐死”。90年代，美国安乐死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倡导晚期病人有“尊严死亡”的权利，即晚期病人有请求医生协助实施自杀的权利。“尊严死亡”运动主张的是“积极安乐死”，它以医生协助晚期病人自杀合法化为奋斗目标。

1997年，美国的安乐死运动首先在俄勒冈州获得了突破，该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允许实行安乐死的州。从此以后，病人可以依据一项名为“有尊严的死亡”法案，使用医生开出的致命药物，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几年之后，荷兰议会于2001年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荷兰成为欧洲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每一个珍爱生命者，对生有期待，对死亦有期待。佛家讲，人应拥有智慧，参透生命的本质，当负累太重时，要懂得看破，要学会放下。面对无可维系的生命之苦，现代法律也许该放下执着，考虑给个人以选择的自由：可以继续前行，勇敢地活着，也可以有尊严地死去，与红尘作别，把痛苦放下。

作者为外交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