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左璇/文
自1950年以来，土耳其发生过四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每一次发动政变的军方都扛起国父凯末尔主义的大旗，在文官政府脱离民主、世俗化的轨道时按下“重启”键，赶走政府，签订新的社会契约，之后军方退出。
然而这一次想要恢复“出厂设置”则不太可能了。这一次政变，发动者不再是被高度尊重和畏惧的“守护者”，人民也不再是相信政变可以带来更好统治的人民。这次政变的历史意义是反向地证明军人政变已经不得人心，土耳其人民对于通过文官秩序解决政治问题已有共识。
但是土耳其人民紧接着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一秩序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继续走在民主的道路上。目前看来，文官秩序正经历被政变后清洗运动撕碎的危险。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大大削弱军队、法庭、媒体、公民组织的效力，议会作为对行政分支权力膨胀最后一个约束机制的实际效力也在减弱。
埃尔多安的群众支持却异常广泛。有实地调查发现，不管是穷人或者是中产阶级，对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措施完全没有问题，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在被凯末尔主义者抑制多年后终于重见阳光，受到了尊重。
这种状况放在土耳其的政治现实中更令人担忧。不管是在凯末尔主义者还是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的政治习俗都是“赢者通吃”——一旦赢得了选举，就获得决定一切的权力，将其价值观施以全社会，包括那些没有投票给赢者的人。
如果获得权力的人继续秉承这种政治传统，那么任何不满政府的声音会被轻易贴上“政变者”的标签，土耳其政治只能是从一个极端移动到另一个极端。
——编者
2016年7月15日夜，在民主道路上摸索前行的土耳其被撞了一下腰。一群不满政府的士兵用F-16战机轰炸了国会大楼，而他们的囚禁者中还有军方的最高指挥。这在土耳其历史上极为罕见。
土耳其以军队立国，在建国以来的近一个世纪里，军人一直视自己为民主的守护者，当执政者太过独裁，或者宗教化倾向太严重，军方就祭出国父凯末尔的大旗，按下“重启”键，赶走政府，签订新的社会契约，然后军方退出。这样的循环至少有四次成功的案例。
但在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上台后，逐渐削弱军方的权威，将军人纳入文官治理之下，政变发生的几率已经大大降低。这个大趋势在政变平息的过程中得到了印证。
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专家昝涛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变的历史意义或许在于反向地证明军人政变已经不得人心，土耳其人民对于通过文官秩序解决政治问题已有共识。
这种秩序却正在被破坏。政变之后，近1.6万名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媒体人员遭到逮捕，维持国家运营的各个分支人员亏空严重；同时，土耳其正在反“伊斯兰国”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两线作战。斯坦福大学的伊斯兰学者凯斯金（Burcak Keskin-Kozat）对《财经》记者表示，她担心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机构的崩溃。
血腥的政变还会刺激土耳其民主改革的一个内生困境，即激进的世俗主义与宗教复兴之争。
凯末尔主义在实现政教分离的过程中，采用国家政策的方式将伊斯兰教严格控制在私人空间内，例如禁止女性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佩戴头巾，女学生也被禁止在学校佩戴头巾。这种强行干预难免与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土耳其社会产生摩擦，进而演变成越来越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2013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游行就是这种极化政治的集中体现。
一些人担心，由政变导致的清剿，会使不满政府的声音被轻易贴上“政变者”的标签，成为社会进一步极化的开始。
政变为埃尔多安提供了进一步收紧权力的机会，它会为土耳其人提供福祉还是带来灾难，历史正在缓缓展开。
不一样的政变
自1950年土耳其实行名义上的多党制民主以来，该国经历4次成功的军事政变，3次失败的政变和无数次小规模的阴谋。
但是政变已经不再是清晰的记忆。一位20多岁的安卡拉市民对《财经》记者表示，听到战斗机的轰鸣声时他第一反应是“安卡拉遭受恐怖袭击了”，绝对没有想到是“军事政变”。土耳其上一次“军事政变”发生在1997年，在“90后”的记忆中并不深刻；而恐怖袭击倒是随时可能面临的危机：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机场刚刚遭受了导致近40人死亡的爆炸；就在一天前，法国尼斯发生了自杀式卡车袭击。
7月15日夜，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安卡拉正是昼长夜短的盛夏季节，太阳在晚8点后才沉入地平线，市区最繁忙的阿塔图尔克大道上依然车水马龙。气温刚刚凉快下来，整个城市并不想立刻睡去。
晚10点刚过，位于安卡拉西北郊30英里的阿金奇第四主力飞机基地的空中交通调度员联系了埃森博阿国际机场，告知他们将有两架F-16战斗机起飞，高度为2.1万英尺－2.2万英尺。
战机很快起飞。飞行员请求埃森博阿机场允许他爬升高度，当被问及飞行目的，他答道：“特殊任务，即将飞越安卡拉城。”几分钟后，安卡拉居民看到这两架战机从城市低空掠过，紧接着携带着导弹的两架眼镜蛇直升机和一架西科尔斯基S-70直升机出现在空中。目击者惊恐地用手机记录了这一情景。
武装人员包围了机场、总理府、土耳其军队总部和情报局，挟持了土耳其陆军司令兼总参谋长胡卢西·阿卡尔和国家情报局局长哈坎·菲丹，低空盘旋的飞机向安卡拉的国会大楼和总统官邸开火。还有一队士兵前往马尔马里斯的酒店，试图活捉埃尔多安。
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晚10点左右也出现混乱。军人控制了连接亚欧大陆的土耳其标志性建筑博斯普鲁斯大桥和法提苏丹迈赫迈特大桥，造成大范围交通堵塞。
大约1小时后，自称为“为了祖国和平委员会”的反叛者在被占领的土耳其广播电视台露面，并胁迫主播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已经接管了国家”，全国实施军事管制和宵禁。这时大多数土耳其人才明白发生了军事政变。
由于土耳其情报局直到15日下午才觉察到“异常的部队活动”，没有防备的总统埃尔多安此时还在地中海边度假。第一军区司令丁达尔在政变发生后的一通电话才使他得以在袭击者来到前撤离。零时24分，埃尔多安在飞机上通过视频软件Facetime接受CNN的采访，他说一小撮军人制造了政变，并呼吁支持者“到大街上去给他们答案”。
忠于埃尔多安的战机零时左右从数个空军基地起飞，与反叛者发生激烈交火。埃尔多安凌晨2时20分在伊斯坦布尔安全着陆。大约20分钟后，部分反叛者在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向武装警察投降；黎明时分，亲政府力量基本控制了局面。持续近5小时的武装冲突造成超过250人死亡，2000余人受伤。
当晚冲突的转折点是埃尔多安的公开露面，这打破了他已经被捕的谣言。上述安卡拉居民表示，他打电话给正义与发展党的朋友，发现他们正打算上街，亲政府的社交媒体释放出巨大能量，呼吁人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到街上去。随后，他听到深夜的清真寺里传出越来越大的祷告声，大到逐渐和战机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由于担心牵连供职机构，他不愿对当晚事件置评。
“这已经是一群完全不同的群众。”斯德哥尔摩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的教授怀特（Jenny White）对《财经》记者表示，在此前的政变中民众对政变者持支持态度，但如今已经对军队失去了信任，军队不再是被高度尊敬并畏惧的对象。
打破原有军事架构
政变发动者也不再是那个要将国家拉回正道，团结地作为一个整体的“土耳其军队”。
从事后浮现的细节看来，政变的组织松散，既没有行动指挥中心，也没有流畅、完整的指挥系统，时间点的选择也很匆忙（历史上的军事政变通常发生在不设防的半夜）；同时，他们也未获得国会三大反对党派、土耳其民众和军队中最强大的陆军的支持。在发起后的5个小时内，政变就开始迅速瓦解，到7月16日早上基本被平息。马尔马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ehlül zkan称其为孤注一掷的“自杀式政变”。
芝加哥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比安奇(Robert Bianchi)也对《财经》记者说，土耳其军队曾经是派系和阴谋者的滋生地，但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安插了间谍和警察，已经形成强大的监视网络，发动政变的风险极大。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政变后遭到逮捕的军人大多数来自土耳其空军和保护国内安全的宪兵部队，其中高官包括2016年5月被解雇的总参谋长前法律顾问Muharrem Kose、安卡拉陆军训练和纪律部门负责人Metin Iyidil、离职的空军司令Akin Ozturk、负责土耳其东南部反恐的第二军司令Adem Huduti和伊斯坦布尔第三军司令Erdal Ozturk。空军数量在土耳其军队中大约占8％，宪兵占15％，人数最多的为陆军部队，约占65％。
根据逮捕的情形，比安奇更倾向军队中低层因为对政府政策不满而策动政变的解释。
他分析认为，空军和宪兵是土耳其东南部反库尔德武装战场上最前线的主力力量，自2013年政府终止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协议以来一直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山区打击平民起义和库尔德游击队。他们不满于战争的残酷，而叙利亚内战导致更多难民和恐怖分子涌入，让他们的任务变得不可完成，因此不惜违背上级命令。
埃尔多安政府则指控是“居伦运动”发动了政变。亲政府的英文媒体《沙巴日报》（Daily Sabah）报道，前往酒店暗杀埃尔多安的士兵在审讯证词中承认他们是“居伦运动”的成员。
被埃尔多安称为“平行政府”的“居伦运动”和遍布中东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相似，是广泛渗透于国家机器中的民间组织。2002年由于帮助埃尔多安赢得选举，“居伦运动”成员获得了进入政府各个部门、警察、司法、学校和医疗等系统的“通行证”，成为正义与发展党的盟友。但自2007年以来，远居美国的居伦与埃尔多安在外交、库尔德人、世俗化问题上产生分歧，特别是在2013年底“居伦运动”的检察官起诉埃尔多安的多名内阁成员和亲属涉嫌贪腐，双方翻脸。2016年5月，埃尔多安将“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将其推向存亡关口。
让土耳其官方的推断自成闭环的一条信息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原定于8月1日－4日召开年度会议，会议是每年军队集中宣布提拔、任用和退休将领的场合。据悉，最高军事委员会计划在会议期间宣布将大部分与“居伦运动”相关的将领解职。
不少关注土耳其的欧美分析人士都持有与比安奇类似的观点，认为对幕后主谋为“居伦运动”的指控没有根据。埃尔多安政府曾向美国政府请求引渡居伦被拒，雇佣律师在美国起诉居伦也因“证据不足”败诉。
土耳其军事博客、社交媒体则普遍认为不满埃尔多安政策的军人与“居伦运动”互为联盟的可能性更大。
接下来的公开审讯——在能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将能给出权威结论，但截至7月28日，已有近1.6万人被捕，9000人候审，司法系统中被逮捕的人员也达数千人，这一审讯过程将很漫长。
作为第一波首当其冲的改革，政府在实行紧急状态后颁发了一系列加强军队控制的法令，将宪兵和海岸警卫部队的指挥权收归到内政部，陆海空三军指挥权划归国防部；内阁总理、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内政部长加入最高军事委员会，一些军方高级官员被移出。同时，法令还宣布建立国防大学来取代军队学校，将军队医院划归卫生部管理。埃尔多安在7月30日的电视采访中表示，将有更多行政和司法部门重组法案出台。路透社报道，反应迟缓的情报部门也在重组计划中。
怀特评价说，现在重组的目的是要将军队置于政府控制下，这可能意味着此前一整套军事培养、晋升、接班的军事体系被打破，它实际上会让土耳其更符合加入欧盟的要求，长期看来是一件好事。
她补充说，但是将现有的军事职业化体系打破，把自己的人安排进去（比如安全部队的人），而这些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可能只是听从一个人，即埃尔多安的控制，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发展。
制衡力量再被稀释
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作为民主守护者的军队已经失去了羽翼，议会本应还可以作为权力制衡的保险。
2014年8月，埃尔多安任满到期离任土耳其总理，改任总统。土耳其民主仿效的是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议会制，即由议会多数党党首出任政府首脑，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应该秉持中立，不应有党派倾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土耳其宪法有所研究的法学教授巴利（Asli . Bli）对《财经》记者表示，考虑到在执政的12年间埃尔多安已经大大削弱军队、法院、媒体、公民组织的效力，议会是对行政分支权力膨胀的最后一个有实际效力的约束机制。
埃尔多安卸任总理后仍然实际控制着正义与发展党，积极推动修改宪法，从议会制转变成总统制。毫无疑问，这种努力遭到议会三大主要反对党的强烈抵制。
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与自由党派结盟，第一次作为反对党进入议会，瓜分了80个议席，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只获得了41％的选票，自2002年11月上台以来第一次失去多数党席位。这一结果给埃尔多安一记重击，因为一个政党想要提出修宪议案，不仅需要成为议会多数党，还需要在550个议席中占据至少330个席位。
埃尔多安很快就有了提高支持率的机会。当年的7月20日，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Suruc镇发生自杀式袭击，30余名参加支持库尔德人集会的青年学生被炸身亡，事后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此事件负责。
两天后，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边镇杰伊兰珀纳尔枪杀了两名土耳其警察，声称这是对警察协助Suruc镇袭击的报复。当时，很多亲库尔德人士怀疑埃尔多安政府暗中支持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打击受美国和俄罗斯支持的库尔德人。这一事件让从2013年开始的和平进程付之一炬，2015年夏天土耳其军队与边境库尔德武装的战斗造成1000多人伤亡。
迫于国内压力，土耳其于次月宣布加入欧美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不过有报道显示土耳其在叙利亚更多空袭的是库尔德人武装。10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遭遇“伊斯兰国”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致使市中心参加和平集会的100余名民众丧命。
德国谚语说，“危机时刻就是首领的时刻。”由于联合组阁失败，埃尔多安解散了议会并于11月1日重新选举。在动荡不安的安全形势下，正义与发展党获得317个议会席位，在短短五个月内重回多数党地位。这次选举确保正发党可以领导议会至2019年，离修宪需要的330个议席还差13席。
政变前，修宪谈判已经进入僵局；政变后，埃尔多安会见了除人民民主党以外的其他两大反对党领袖。总理耶尔德勒姆在记者会上透露说，现在所有主要政党已经准备好重新讨论新宪法。
巴利对《财经》记者分析认为，政变后反对党和执政党展示团结的做法并不难理解。在此情况下，埃尔多安或许能推动一些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例如将宪法中对总统“无党派”的定义改为“有党派”，使他名正言顺在总统职位上领导执政党。
不过，正义与发展党要获得修宪议席，需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短期内这种可能性不大，巴利补充说。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标志性的塔克西姆广场近两周来每天晚上都聚集着大量挥舞着红白相间的土耳其国旗的人。广场南面矗立着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青铜纪念碑，1923年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创建新型世俗化共和国。
2013年埃尔多安想将广场附近的盖齐公园改造成军营和购物广场，环保主义者首先提出反对，而后抗议所引发的暴力激发自由派和世俗派的示威者占领了这个广场，并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政府日益保守和伊斯兰化的倾向。
在同一个广场，军事政变后在新搭起来的舞台上演着亲政府的政治歌曲、诗歌朗诵和表演。《沙巴日报》发表社论说，人们试图用团结来抚平政变带来的伤口。一位专栏作家还呼吁土耳其人民应该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人们庆祝民主的胜利后，一个等待回答的问题是，土耳其是否还会沿着民主法则继续前行？
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获得选举胜利，提出废除死刑、申请加入欧盟、进行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和法治改革，一度被赞为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但近年来，人们看到对埃尔多安权力的制衡因素在消失，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伊斯兰宗教色彩渐浓。
前述安卡拉居民表示，他在7月15日晚上在大街上看到的响应埃尔多安上街号召、并有勇气面对坦克的民众并不是2013年游行的那些城市精英和自由主义者，“他们来自安卡拉比较贫穷的地区，男性，脸型瘦削，皮肤黝黑，说着不同口音的安纳托利亚语，穿着传统的伊斯兰袍子……枪声让城市精英和自由主义者感到害怕，他们在第二天武装冲突停止以后才逐渐加入到示威游行的队伍里”。
他的表述描绘了那些对埃尔多安最忠诚的宗教保守主义者的形象。
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斯大学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了这些追随者的特征：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中，58.3％的人认为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56.7％的人认为他们拥有思想自由，54.8％的人认为土耳其有媒体自由。
而在对所有人的调查中，56.5％的土耳其人不认为土耳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36.1％的人认为是；59％的人认为土耳其没有思想自由，33.1％的人认为有；仅9％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有“绝对”的媒体自由，31.3％的人认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由。
怀特的调研则显示埃尔多安的支持面还要更加广泛。在她对土耳其人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不管是穷人或者是中产阶级，对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措施完全没有问题，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在被凯末尔主义者抑制多年后终于重见阳光，受到了尊重。
中产阶级有相当一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到了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的经济潜力被进一步释放。根据土耳其外交部的数字，2002年－2012年间，土耳其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6％左右，人均年收入从2002年的350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0666美元,高于中国同时期的6076美元。
在从1923年开始的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中，人们第一次发现宗教虔诚、现代化和富裕是可以同时拥有的。虔诚、保守的信徒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他们不再是戴着黑色头巾的农民，而是戴着充满设计感的头巾的城市阶层。
在2011年那次大选中，执政党和当时的总理埃尔多安赢得了将近50％土耳其选民的支持，这是自1983年以来首次有执政党的得票率超过45％。“近半民众对埃尔多安表示忠诚，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和他们的宗教观相同，而是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榜样和希望，保守的信徒同样也可以非常成功。”
令人担忧的一个现状是，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向政治图谱的右侧倾斜。堪萨斯大学全球和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F. Michael Wuthrich在所著《土耳其的全国性选举》一书中指出，土耳其政治光谱从建国之初就偏右翼保守，近年来更加倾斜，右翼保守选民从1950年的59.8％上升到2011年的66.7％。
怀特根据她收集的数据估计目前这种价值观倾向高度保守、偏颇的民众在土耳其人口中的比重能高达80％－90％。
而由于国内安全形势趋紧，更多的选民将会加入支持埃尔多安政府的行列，暂时放弃自由权利来换取稳定和安全。
这种状况放在土耳其的政治现实中更令人担忧。不管是在凯末尔主义者还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一直秉承多数民主的政治习俗，即一旦赢得了选举，就获得决定一切的权力，并将其价值观施以全社会。
“在土耳其政治是没有这种意识的，即一旦你在选举中获胜并当选，你也应该代表那些没有投票给你的人；而是我既然赢了选举，你就要按照我所说的做。”怀特说。
如果获得权力的人继续秉承这种政治传统，那么土耳其政治只能是从一个极端移动到另一个极端。
土耳其在探索宪政民主的道路上迫切需要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能够使不同信仰的人——包括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以及无神论者在内——都可以和谐共处的宪政秩序。“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它考验的是土耳其领导层的远见和魄力，以及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智识。” 昝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