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凯旋／文

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诗歌是流传下来最多的，但最负盛名的当属《长恨歌》与《琵琶行》。史载诗人逝世后，宣宗曾有诗吊之：“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二诗传播之广。

世人喜欢听爱情故事，何况还是先朝皇帝的爱情。在当时人心中，唐玄宗和杨贵妃这段感情甚至导致了历时十年的安史之乱，更添一层浪漫的悲剧色彩。到了白居易的时代，一般士人都已知悉宫闱秘事，即杨贵妃原是寿王的妃子，但唐宗室本来就比较开放，民间也毫不以为异。白居易是深谙普通人心理的诗人，他把主题落在“一篇长恨有风情”上，确实符合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的欣赏习惯。

《长恨歌》是一首叙事歌行，开头写汉皇重色，一荣皆荣，但很快就转到巨大的感伤，“渔阳鼙鼓动地来”，君臣仓皇出逃，马嵬坡赐死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接着写玄宗逃蜀途中的心境：“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回宫后的绵绵思念：“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借助临邛道士的神力，孤独的君王终于见到缥缈仙山的贵妃，重温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誓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对李杨的爱情结局倾注了同情，这与前面微讽玄宗重色误国形成反差。事实上，此诗与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于同一聚会上。元和元年，白居易任职县尉，冬与王质夫、陈鸿游仙游寺，话及前朝逸事，遂由王质夫提议，白居易作诗，陈鸿作传，冠于诗歌之前，传文所叙与诗歌大同小异，结尾却道出诗歌与传文的惩诫主旨：“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中唐文人在宦游之际，喜欢昼宴夜话，征奇话异，由此产生了许多志怪、杂史和传奇。陈寅恪曾称，这种传奇与歌行合题的形式乃当时一种新文体，由两人合作，诗传二者不可分离，诗歌部分以见“诗笔”，传文部分以见“史才”“议论”。此类传奇最早即出于元稹和李绅、白居易和陈鸿的合作，但其形式似与当时的佛教俗讲有关。元、白二人都是喜欢听俗讲的，或即受到讲经形式的影响。

俗讲由正式讲经发展而来，讲经时二僧相向而坐，一人说解，一人唱经，说解者为法师，唱经者为都讲，讲唱结合。为了吸引俗众，俗讲增加了法师的吟词。吟词皆是七言韵文，在结尾常有“唱将来”字样，以引领都讲的继续唱经。如“永固金石唱将来”“甚人闻法唱将来”句，便是吟词法师催唱经文的词文。唱经、吟词与说解皆是反复同一段经文，故俗讲有诗文兼备，韵散结合的特点。

唐代诗文合题的单篇传奇，同样皆是两人合作，诗歌为七言歌行。如《莺莺传》与《莺莺歌》、《李娃传》与《李娃行》、《霍小玉传》与《霍小玉歌》等，讲述同一个主题的故事。与《冯燕传》相配的《冯燕歌》，更是模仿讲经文吟词：“铸作金燕香作堆，焚香酬酒听歌来。”可见《长恨歌传》结尾的“惩尤物，窒乱阶”，乃是白居易赞同的主旨。事实上，李杨故事本是中唐诗歌、杂史的主要题材，其中都有总结前朝治乱教训的意思。

据史载，宣宗曾得一绝色女乐，但顾念“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遂将其赐死。尽管司马光认为此记载不近人情，恐不可信，但却反映了女色误国是中唐时人的共识。白居易好友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回答“太平谁致乱者谁”的问题时，便明白表示：“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将安史之乱归因于红颜祸水。

《长恨歌传》这个主旨似与白居易熟悉的维摩故事也有关。如《维摩诘经·菩萨品》持世菩萨拒斥魔女诱惑一节，在俗讲时扩展为一卷，主旨即是持世菩萨所言：“知喧哗为生死之因，悟艳质是洄（缺）之本。况此之天女，尽是娇奢恣意染欲之身，耽迷者定入生死，趋向者必沉地狱。”中唐文人多以风流自赏，但同时仍视女人为尤物祸水，在这种观念深处，无疑也有着通俗佛教宣传的思想背景。

美女与战争的故事贯穿了中国的历史，这些美女似乎已成了亡国的祸因，但在民间的意识中，她们从来都是同情的对象，属于庶众在小说、戏剧中喜闻乐见的悲情主角。所幸白居易不需要在诗歌中发表议论，他毕竟是一个热爱世俗价值标准的文人，将一段与治乱教训有关的历史演绎成凄美的浪漫传说。正是这种庶民的人道主义，使得《长恨歌》成为千古传诵、妇孺“解吟”的爱情诗歌。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