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德林／文

对喜欢英国文学的中国读者而言，想必大多不会对英国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感到陌生。其极富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四季随笔》，上世纪4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已然获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万千恩宠，其间的自然景色描绘、人物内心剖析，尤其是隐士亨利·赖克罗夫特对文学名著的热爱和追求，让人慨叹连连。

然而，《四季随笔》在成就吉辛为“散文家”的同时，也让他遭遇了被遮蔽之苦；一如《新格拉布街》《在流亡中诞生》等小说，以及《狄更斯研究》等文学研究所证明的，他不但是散文家，更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吉辛经常以伦敦的漫步者和观察家自居，一直致力于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敦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考察现代性和商业文化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正因此，吉辛不但主张作家必须以表征源自上述问题的困苦为艺术创作旨归，而且身体力行地选择困苦作为贯穿作品的核心主题，“以其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描绘人类生活的黑暗面”。

毋庸置疑，吉辛的“揭黑”主张与实践首先是对这样一种社会情势的表征，即大英帝国已沦落为一个疲惫的“蹒跚巨人”。在吉辛眼里，英国的风景已然无异于一片荒凉与颓败，而作为时尚和金融中心的伦敦则意味着“大规模的贫困和个人的屈辱”。这里的一切无不是在暗示英国社会和文明正在向粗鄙和平庸退化：生活变为了为生存而战，艺术变为了商品，文学变为了交易，作家变为了写手。

当然，吉辛致力于“描绘人类生活的黑暗面”，更是关乎他本人的窘迫生活。吉辛自视甚高，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学者，但在他18岁那年，理想不得不化为泡影：为了帮助一个在街头遇见的妓女过上体面的生活，身无分文的他到学生宿舍行窃被当场抓获，他因此被学校开除。吉辛从此成为了被放逐的边缘人和“在文学市场伺候一群主人”的廉价小说作者，甚至不时地居住于伦敦的贫民窟。

吉辛虽然生活窘迫但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20余部作品，只是市场和读者都没有给予其作品应有的肯定和重视。写作并未帮助他走出经济的困境和底层社会的圈子。于是，吉辛既不相信有产者的慈悲，也不相信无产者的反抗，最终陷入了悲观绝望之中，把困苦视为了现代生活的基调。

很有可能，吉辛已在内心深处认同并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圈外人”或被放逐的边缘人身份，一如他所言：“我从世界的边缘上经过，我以历史为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之所以没能受益于彼时已然成熟的文学市场化和写作职业化，成为其精神导师狄更斯那样的“伶俐并有精力的买卖人”，是因为他在思想上或情感上不仅一如差不多同时代的马修·阿诺德，有着显在的精英主义思想和怀旧情结，而且公然蔑视自己赖以生存的读者。

作为伦敦贫民窟的常客，吉辛不得不为摆脱贫困而勉力写作，但他始终拒绝把自己视为职业文人，拒绝把文学视为糊口的行当；占据其内心深处的依旧是一种显在的优越感和强烈的精英思想。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民应该有良好的教养，举止高雅，品德高尚；理想的社会是“伯利克里的雅典和奥古斯丁的罗马”；理想的文化和文明是教养、书籍和“自由深奥的知识”；理想的生活是不为劳作和贫困所迫，在宁静的乡村无功利地“为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安慰和增加力量而读书”。

所以，虽然其作品大多是基于对社会底层的观察与认识，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人道主义同情，但总体而言，吉辛不但憎恨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城市，而且更是瞧不起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大众及其文化水准和审美趣味。

纵观其一生，吉辛可谓是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人，即他“渴望与人相处，但又本能地需要孤独；虽然从一种抽象的政治正义感出发献身于大众的事业，但同时又憎恶这个阶层语言的粗鄙，对其动物般的习惯深表厌恶。他小说的核心主题是金钱、婚姻和大众，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不受经济限制的哲学和诗歌”。让吉辛倍感欣慰的是，他晚年时意外获得了一笔馈赠，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了伦敦，蛰居于乡村，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宁静、朴素、冥思的生活。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