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勇／文

读完王刚的《喀什噶尔》（《当代》2016年第1期），我决定果断下单，把他的《英格力士》买回来。不仅仅是因为《喀什噶尔》之下有这样的提示语——“《英格力士》的姊妹篇，青春痘时代的青春痘祭”，更主要的原因是阅读《喀什噶尔》，让我对王刚的写作充满了信心。

王刚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子弟，1976年参军，成为新疆南疆军区文工团的一员。而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王迪化）17岁时带着一管长笛入伍，与作者的经历基本重合。所以，这应该是一部自叙传色彩颇浓的小说。参军的第二天，“我”恰好赶上了一次公判大会，也第一次见到了王蓝蓝。但“身边有无数的声音在咒骂她，说她是一个破鞋。在我青春的时候，破鞋是一个让我又冲动又忧伤的词汇。冲动是因为美丽，忧伤也是因为美丽”。就这样，王刚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开始了他的讲述。

但这部小说并非是“我”与王蓝蓝的故事（虽然二人也有故事），而是一群文艺兵之间的故事：14岁的华沙是出色的手风琴手；艾一兵是“我”的梦中情人，为了表现进步，她总是早早起床打扫男女厕所，也总是把请战书写成血书；欧阳小宝想成立“捉奸队”，甚至要把“我”发展成队员。他们果然“捉”了老兵龙泽和乔静扬的“奸”——二人演出间隙在幕布后面接吻。于是乔静扬被处理复员，龙泽因揭发有功，暂留部队。但因他总是入不了党，怀疑有人整他，最终拿枪开始报复。

“我”的故事自然更是丰富：想着王蓝蓝，恋着艾一兵，尾随少妇周小都去电影院看《简爱》，读完契诃夫的小说活学活用……尽管各个小故事比较欢乐，但整个大故事却是以悲剧告终的。“我”因为给军委写告状信，反映问题，文工团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为重塑形象，再立新功，董军工“赶”走了“我”和华沙（让其复员），带领文工团全部人马去昆仑山神仙湾哨所慰问演出，但路遇洪水，集体遇难，尸体和乐器全部冲进一个湖里。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但青春文学其实很不好写。王蒙曾写过《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王朔曾放过大话：“我想用这些写一个大小说，叫《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了。”但这部小说至今并未面世。倒是他借用小说人物之口说过一句话，还挺有道理：“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喀什噶尔》写的是这条河成为浑汤之前的状态，它清澈、明净，然而因为荷尔蒙的涌动，河水又时而欢快、时而忧伤。

确实需要注意荷尔蒙，小说中有一段话，似有点题之功：“那是一个严苛的年代，可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那么骚情？满山、满高原的荷尔蒙跟他们身体内部的荷尔蒙一起融化，把他们驱动着，像是一个小马达。”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无处不在的荷尔蒙，青春在被看管的诸多禁忌中才显得“动物凶猛”。

这就不得不说到那个时代。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77年－1980年，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期，也是一个价值观开始瓦解分化的时期。一方面，入党提干看表现，人人都在表现；另一方面，“我”拒绝表现，别人也无可奈何。一方面，《帕米尔的春天》还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邓丽君的歌声已随风潜入夜。是否可以说，《喀什噶尔》中的人物恰好活在形而上（伪崇高）和形而下（真性情）交火的岁月里，荷尔蒙又恰好在与这个阴晴不定的年代较劲，小说自然也就好戏连台了？

好戏连台的原因还有音乐，还有作者叙述的语气、口吻和腔调。这部小说写的是文工团的故事，长笛与手风琴的乐音又不时飘荡其中，字里行间便有了一种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作者是在30多年后遥望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从此时此刻进入回忆通道，又不时拿现在的情景与过去比对，过去也就在现在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原生态之美。大概这就是回忆之美，忆旧之美。

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特别分析过“怀旧情调与作品的开头”，也是因为这次阅读，我才意识到王刚像莫言、余华等人那样，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招收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首届学员。这么说，他当年应该听童老师讲过“创作美学”这门课。我不清楚“创作美学”是否对他发生过作用，但从这部小说看，它的写作确实进入到童老师所分析的理论框架中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