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凯旋／文

韩愈是唐代复兴儒学的中坚，自称“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但其《毛颖传》却是一篇以古文写就的俳谐文。毛颖即毛笔，此文以古文笔法为毛笔作传，及戏及怪，当时就曾引起截然相反的看法，如名臣裴度斥其“以文为戏”，柳宗元则赞此文“发其郁积”。

中国文化自来就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是士人文化，小传统是民间文化。先秦时期，大小传统是不相睽隔的，《左传》载：“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在当时统治阶层的观念里，无论是大夫还是庶人之言，皆有益于世。

瞽即是最早的俳优之一，属于小传统。俳优起源于民间，以说唱戏谑谋生，常常被召入宫廷为君主提供娱乐。由于俳优地位卑下，言谈戏谑，亦庄亦谐，因而偶有讽刺时政之言，君主往往也不以为忤。

因此，尽管儒家倡“士志于道”，严于大小传统之别，将俳优视为谗谀惑君的小人，但在一些重视小传统的士人看来，俳优也可以有批评政治的功能。如司马迁撰《滑稽列传》，记先秦优孟、优旃、淳于髡等人事迹，便是取其能“合于大道”。汉以后甚至出现了东方朔之类的俳优型文人，寓讽谏于戏谑之中，而枚皋、杨雄、王褒等人亦皆能作俳谐文。

唐代俳优以戏语议政，屡见于史乘。如《资治通鉴》载，侍中宋十分憎恶那些负罪而不断申辩的官员，将他们交付御史台治罪，于是人多怨者。正好遇天旱，有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上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曰：“负冤者三百馀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不出。”玄宗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

《毛颖传》作于贞元二十年前后。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京兆府尹李实为邀恩宠，谎称丰年，不仅不免租税，而且暴敛无休。百姓穷至毁屋卖瓦木、贷麦苗以供进奉。韩愈时任监察御史，向德宗呈递《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结果获罪朝廷，贬连州阳山令，此文即当作于这一时期。

有意味的是，当时优人成辅端亦作戏语讽刺此事：“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称其诽谤朝政，德宗遽令决杀。时论皆曰：“瞽诵箴谏，取其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设谤木，采刍荛，本欲达下情，存讽议，辅端不可加罪。”可见对于俳优的讽谏，一般士人认为至少不宜加罪。

正如明代胡应麟所称：“《毛颖传》足继太史，乃当时诮其滑稽，裴晋公书后訾其纰谬，使退之而任史，其祸便当有甚此者。”韩愈以俳谐文讽喻，实有辟祸全身的考虑，但其中“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的词语，以秦皇专权暗喻德宗，又非俳优所能言。故对于以娱乐为主的俳优文化，又有将其提升到士文化载道的意味。

韩愈《原道》提出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道统，又称道统至孟子不得其传，故道统之说实有欲图复兴从道不从君，以道统抗衡政统之意。然而，先秦分封制下的“处士横议”已不可能重现，士人采用俳优的反讽，可谓实逼处此。今人谓韩愈《拘幽操》中“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为君尊臣卑的典型话语，其实忽略了韩愈这组《琴操》是代文王囚于里而作，其旨在反讽而不在伏罪。

在《毛颖传》中，毛颖是作为秦以后历代士人的形象而出现的。文章叙其族被秦将蒙田俘虏，虽因博学多才，见宠任事，但不过“惟上所使”，甚至“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而终“以老见疏”。正是秦以后士人群体失去其独立性，为君主倡优畜之的历史写照。

宋代史臣宋祈曾评价《毛颖传》“皆古人意思未到”，韩愈此文实开后世文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气。举凡有反讽文风的文人，无不是重视小传统，并从小传统去看大传统，常常能从毋庸置疑的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悖谬。要之，士文化贵在宏道，而无民间立场；俳优文化贵在反讽，而无终极价值。

以同为批判秦政而论，杜牧《阿房宫赋》落在骄奢淫逸，是士文化之论，而《毛颖传》落在“秦真少恩哉”，则是俳优文化的题中之义。苏轼称韩愈“道济天下之溺”，终竟是指《原道》一类著述。尽管如此，《毛颖传》背后仍有一大传统在，透露出士人载道而非俳优的寓意。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