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景凯旋

当一个人对生命和历史达到这样的认识，他是不会为一时的荣辱得失而悒郁寡欢的。对他来说，生命既然是自然法则的体现，那就不妨作豪迈的放歌

公元805年8月，宪宗即位，永贞革新失败，参与者皆贬往南荒之地，其中柳宗元任永州司马，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唐王朝前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官场重京官轻外任，安史乱后，这种情形虽有所改变，但对于朝廷来说，官员左迁州郡仍是一项贬谪措施。柳宗元最终病卒于柳州任上，刘禹锡则长期在州郡任外官，他们的政治抱负再也没有实现。

宪宗元和九年（815年），两人曾奉召还京，但很快又被贬往远州，据史载，刘禹锡再度遭贬，起因是他写了一首在长安玄都观看桃花的诗，语涉讥刺：“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体现了刘禹锡的豪爽性格，尽管宪宗号称中兴之主，但其登基依靠的是反对永贞革新的官僚，刘禹锡的矛头看似指向当朝权贵，得罪的其实是宪宗本人。

自古以来，士人就有被流放的历史，逐臣往往会自比屈原、贾谊，这已成为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然而，柳宗元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刘禹锡诗却罕作悲语，这却是由于性情使然。中国诗歌的特征在于抒发个人情志，笔墨皆出自胸襟，所谓境由心造，诗风往往决定于一个人的个性与修养，因而特别适合“风格即人”的诗学观。正是由于这一点，刘柳二人友情甚笃，际遇相同，诗歌风格却迥异。

刘禹锡最初的贬谪地朗州，本属五溪蛮之地，僻陋无可与言者，但其间所作《秋词》却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般开阔的胸次使他每到一处任官，都能不放过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并且喜欢上当地的蛮俗鼓舞，创作了不少摹仿民歌的诗，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此诗作于刘禹锡在夔州刺史任上，采用了双关修辞格，利用“晴”与“情”谐音，言此指彼，描写在杨柳依依的春日江边，女子与情郎对歌时的微妙心理。一般而言，双关是民歌和民间俚语最习见的修辞，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尤多见于南朝乐府的《子夜歌》，而文人士大夫往往视比兴为高雅，双关则属于俚俗，难登大雅之堂。像刘禹锡这样有意为之的，实不多见。或许正是由于受民歌的影响，他的诗歌中意象疏朗，显得俊爽流丽。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从和州奉调回京，任职于东都尚书省。同一时间，白居易也从苏州回洛阳，两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筵席上作诗相赠，感慨刘禹锡仕途多舛：“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遂写诗作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楚客凄凉，多年放逐，如今老大归来，而恍若隔世，但他却不言以酒浇愁，而言更长精神。以意为主，惆怅中透出豪迈之情，正是刘诗本色。五六句以沉舟、病树自喻，以千帆、万木作为对比，表现出新陈代谢的哲理，俞陛云称：“造物非厚于千帆万木，而薄于沉舟病树，盖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造物亦无如之何，深合蒙庄齐物之理矣。”正是对宇宙无情的认识，使得刘禹锡有一种旷达的生命观。

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恰恰是由于他诗中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在刘禹锡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古代士人对生命的一种认知，即基于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并将个体生命汇入到群体生命中，从而获得不朽的慰藉。这个观念在宋代士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就在返回洛阳的翌年，刘禹锡回到长安，重游玄都观，看到昔日桃树已荡然无存，于是忍不住又写下《重游玄都观》一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仍然是着眼于长时段的变迁，表现出一副挑战的姿态。在他贬谪外官的14年间，已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和文宗四个皇帝，当年打击他的那些权贵已不知所终，而他还好好地活着。

是的，时间是刘禹锡诗中的主角，这也构成了他那些杰出的怀古诗的特征，“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显然，当一个人对生命和历史达到这样的认识，他是不会为一时的荣辱得失而悒郁寡欢的。对他来说，生命既然是自然法则的体现，那就不妨作豪迈的放歌。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