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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傩有约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7-03-10 10:01:06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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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文/苍耳

其实,剥开乡傩的文化外壳,它里面凝定着一种古朴的人性关怀

——它驱疫逐瘟,抚平人的焦虑和恐惧,使灵魂安稳

提起乡傩,便想起贵池的傩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那儿待过多年,却从未“见证”过这一“活化石”。原因很简单,那时绵延几千年的乡傩已几近寂灭,傩事活动也已止息。不过50年代初傩事活动仍未断绝,因而引起戏剧家王兆乾的注意和探访,“傩戏”一词也最早见于王兆乾的论文《谈傩戏》。

事实上,乡傩在中国的遗存相当广阔,江西南丰、四川、甘肃、贵州、安徽池州、湖北西部以及广西均有分布。尽管有关“傩”的起源与功能尚存争论,但它堪称现存最古老的、富含文化基因的“品种”。笔者在探究傩的绵延史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乡傩自民间发轫,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慢慢与国家意志融合进而化入礼制,成为迎神驱鬼的仪典,从周朝一直兴盛到宋末。然而每当外族入主中原或新的政治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傩的地位便开始摇晃、崩解,最后退回到民间,直至隐没、窝存于鸡鸣狗吠的村镇乡野。

傩最早见于古文献《礼记·月令》:“命有司大傩”。据《周礼》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而司傩,以索室逐疫。”这里有对傩事活动的描写,其作用也说得很清楚。在周代一年要举行三次傩礼,春傩和秋傩专为天子和诸侯举行,属于国家性的大型礼祭仪典。民间的傩事约定俗成地在新旧年交汇时举行,此为冬傩。此时,广袤的乡间会有数不清类似舞龙灯那样的傩队,以及专职的“傩师”深入各家各户,口中发出“傩—傩—傩”的叫声,为贫瘠、焦虑的乡民驱疫鬼,祓灾邪,营造超世的安稳、祥和的氛围。在这里,不难发现乡傩被统治权力接纳进而形成仪典盛大的“官傩”后,仍与乡傩保持必要的界线。这一点也见于《论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子认为乡傩入都城表演,朝官们须“朝服而立于阼阶”,恭敬待之,从反面可见当时礼崩乐坏,很有些朝官不把“乡傩”当回事了。

到了汉代,“官傩”形成了富含艺术质素的傩舞,名为“方相舞”和“十二神舞”。而唐宋时期“官傩”走向集大成,场面更加浩大繁复,傩舞吸收了说唱、目莲戏和杂技诸元素,渐形成了“傩戏”。南宋《梦梁录》载有:“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在唐宋“傩”的演变中,可以见出今日春节风俗的诸元素。故宫至今存有宋人所画的《大傩图》,再现宋时行傩的场面:画中的老者们脸上涂着黑白点儿,身着奇异服装,戴着各式帽子,以及笆斗、簸箕、木斗、箩筐等农具,还插着各种植物的枝条,敲着鼓,打着夹板。

然而到了元代,傩事不再见诸官方正史,元蒙统治者将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带入中原,将国人分为蒙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官傩”在朝中衰灭是必然的。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推行拜上帝的“天国教”,在广西和长江沿线的统治区域,以“邪戏”和“邪歌”打击包括儒教、乡傩在内的异教异俗。20世纪以降,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思潮,“科学主义”占据了主流,“唯物主义”支配了大脑,“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使国人不畏天、不畏地,仅存的乡傩被视为糟粕扫进垃圾堆乃成必然。

其实,剥开乡傩的文化外壳,它里面凝定着一种古朴的人性关怀——它驱疫逐瘟,抚平人的焦虑和恐惧,使灵魂安稳。这正是它兴盛数千年、古人乐此不疲的价值所在。简单地斥之为“迷信”,无疑是一种话语暴力。

回头再看当年孔子对待乡傩的态度,很值得回味。对于鬼神,孔夫子固然敬而远之,但他“朝服而立于阼阶”,对包含鬼神意识的傩文化真正做到了包容,颇有“君子和而不同”的风度。笔者不禁要问,周朝以来所有宏大繁复的朝廷礼典除了傩仪,如今还残留下什么?当“官傩”从庙堂框架中崩落下来,一点点剥蚀掉“宫粉”,恢复原初的本色,仍旧退回到孕育它的乡间村野成了“活化石”。文字和文化源自一个民族的神秘约定,正如女娲之与夏娃,嫦娥之与塞勒涅,傩典之与酒神祭祀,皆源自不同民族原初的不同约定。“赴约”者必听到那个辽远而灵光灌顶的呼唤,而“毁约”者将丧失文化主格,听凭潮汐摆布而无所依傍。

(作者为文史学者)

【作者:文/苍耳】 (编辑:y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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