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勇

由此看来，编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生产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以上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王维玲既当着伯乐，也是小说的助产婆和把关人

读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作家与编辑应该形成何种关系？好的编辑究竟会对作家产生怎样的影响？

先从《人生》谈起。1981年5月，路遥赴京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而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既当过评委，也对路遥的获奖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印象深刻。于是有了一次长谈，也有了他与路遥的约定。其时，路遥正准备写一部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中篇小说，王维玲便希望他写成后能在中青社出版。

于是有了两人的通信。路遥初稿既成后便致信王维玲：“这个中篇是您在北京给我谈后，促我写的，初稿已完，约十三万多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给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而当王维玲终于读到路遥的稿子并与编辑室的另两位编辑交换过意见后，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又给路遥提出了五点修改建议，涉及小说结尾和巧珍、马栓、加林和德顺爷爷等人物。于是又有了路遥到中青社客房部修改小说的过程。改稿既成，王维玲很是满意，但为扩大影响，他又主动联系《收获》杂志，让其首发，同时又与路遥商量小说的题目。

《人生》原名《生活的乐章》，王维玲觉得并不理想，后路遥模仿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改作《你得到了什么？》，王依然觉得不妥。这时候，王维玲“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路遥则答复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正是在王维玲对路遥的催促、鼓励和建议中，一部时代杰作才横空出世了。

由此看来，编辑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生产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以上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王维玲既当着伯乐，也是小说的助产婆和把关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而路遥作为一个出道不久的年轻作家，对于这位资深编辑也是毕恭毕敬，虚心接受其意见和建议。他们的合作，共同书写了一段文坛佳话。假如没有王维玲，《人生》是不是会在那个时间点上完成，完成之后是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种样子，似乎还很难说。

但众所周知，《平凡的世界》发表却颇不顺畅。《当代》编辑周昌义是这部长篇第一部的首位读者，但他却读不下去。结果，这部长篇被他退稿。而王维玲事后好几年才听路遥说过：“假如王维玲来信、来电要稿子，他便要无条件地把《平凡的世界》抽出来给中青社出版。”这让王维玲感到震撼。现在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这部长篇能被《当代》相中首发于此刊，又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率先推出，那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由此也让我意识到，失去了熟悉的编辑呵护，《平凡的世界》发表与出版就遇到了许多波折。虽然这种波折最终并未对这部小说构成多大影响，但它对路遥本人的心境应该影响较大。他能挺住并完成后面两部，是凭借其执着的信念支撑下来的。

相比之下，陈忠实则要幸运许多。当《白鹿原》历时六年终于写成之后，陈忠实第一个想到的是给他的老朋友、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何启治写信，请他鉴定成色。何启治则派去两位编辑高贤均与洪清波前往陕西取稿。虽然此前《白鹿原》已得到本省评论家李星的高度评价，但陈忠实心里依然不踏实。随后他接到高贤均来信：“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趴在沙发上。”陈忠实为什么又吼又叫？因为编辑用了 “开天辟地”的评价。此信既让他高兴万分，也让他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这一例子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作家与编辑之间的关系。陈忠实每写完一个作品，就会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所以，他需要编辑的确认和首肯。但除此之外，路遥发表《平凡的世界》时屡屡遇挫，是不是也让陈忠实产生了某种压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名刊大社的编辑说出来的话就往往一言九鼎、字字千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的面世也有编辑的很大功劳。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