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远征

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抛开其转轨的必然以及由此带来的目标取向的一致性不谈，就其转轨过程而言，可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所谓激进式是毕其功于一役，一步到位；所谓渐进式则是分步实施，滚动推进，每一步改革都是过渡性安排，既是上一步改革的自然结果，又与下一步改革自然衔接，小步快跑，无限逼近最终目标。

逻辑上，这两种改革方式似无优劣之分，但是在现实中，激进式改革成本是预付的，而改革收益却是预期的，一旦预期的改革收益不能及时覆盖改革的成本，改革不仅会陷入停滞倒退，而且会引发其他意料之外的风险。相反，渐进式改革的分步实施使每一步预付的成本是有限的，进而每一步改革的收益可以及时覆盖，表现为改革开放使人民获得实惠。改革获得感的增强，使改革开放具有了持续的动力，从而不断深化，呈现出路径依赖不断加强的自维持的过程。

对外开放是“驾辕的马”

周小川在访谈中用“三驾马车”的比喻精彩描述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他指出，“改革开放一开始也有自己的‘三驾马车’，一是农业和农村，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工业（首先是轻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从轻纺工业，五小企业起步，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物质刺激等政策讨论；三是经济的对外开放。”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上述改革措施仅是浅层次的，似乎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但恰恰是这些“浅层次”改革使人民获得了实惠，激发起更大的改革热情，推动着改革向“中层次”进而“深层次”方向深入。改革成为改革的条件，改革因此而深化。

周小川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例生动地阐释了这一深化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简政放权、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工贸结合开始，一步一步地逐渐递进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05年启动了新一轮汇率改革，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结束了外汇管理“宽进严出”、贸易“奖出限入”的局面，而正是新世纪以来的上述改革，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促成了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渐进式改革是个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把控是改革推进的核心。特别是“三驾马车”之间既是互为依据、缺一不可，也意味着每匹马都有其独立的目标和行动能力，并可能造成目标的相互纠缠，形成“推诿甚至死锁”。这就要求有极高的操作能力。周小川指出，“驾车前行时，驾车人并不是清楚计算每一驾马车的各自速度应该是多少，功率多大，而是边走边看，哪一根绳子松一点没有使劲，赶车人就应该赶它一下，否则就可能跑偏或出问题。弯道时，则要拉相应一侧的缰绳。不管如何，掌握大方向是关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未犯颠覆性错误，并且还在持续前行，关键就在于始终把握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经济体制始终以三个有利于衡量改革的进展，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协调，配套推进；始终注意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精心操作，由此使改革具有了稳定形式，呈现出帕累托最优改进态势。

在三驾马车中，驾辕的马是关键，它决定着合力的方向。从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对外开放就是驾辕的马。这不仅是因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成长经验表明，将本国工业化进程纳入到全球化中，有利于加快结构转变，产业升级，从而能加速经济成长。更重要的是，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基础的，纳入全球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机制的完善具有引领作用。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杀开一条血路”，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正是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相接轨，推动了中国各行各业微观基础的重塑与改善，使其市场化建设不断细化、深化和机制化，从而夯实了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推动了改革，改革促进了开放。改革开放形成良性循环，其合力的作用不断地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向成熟、完善、现代经济体制迈进。而人民币加入SDR则是这一进程的里程碑事件，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力，也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更预示着中国义无反顾地捍卫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决心和信心。这就是周小川在访谈中提到的人民币加入SDR的含义，“它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推动力”。

人民币“入篮”的改革创新

回顾从改革伊始到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不仅可以看到对外开放对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而且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的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鲜经验，并鲜明体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上。

依照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三者之间，只能两两成立。换言之，三角形的三个角点只能三选二，而不能同时存在。如要保持汇率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丧失，如中国香港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如果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资本自由流动，汇率必然应是浮动的，如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安排。

从理论和逻辑上讲，这“三元悖论”是成立的。但是，正如周小川指出的“随着开放程度扩大，三角形的三个角点的政策定义及其功效模糊化了，由‘一点’变为‘一片’了”。这意味着传统三选二的角点解可以转化为非角点解。在满足集合解等于二的条件下，由过去1+1+0=2角点解转化为1+1/2+1/2=2或2/3+2/3+2/3=2等众多非角点形式解。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所对应的中国货币金融开放形式就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非角点解安排。在资本流动方面，尽管资本项目人民币与外币尚不可完全自由兑换，但人民币可以在资本项目中流动。除直接投资（FDI和ODI）可使用人民币外，在金融科目上也可有限制地使用人民币，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尽管是有管理的，但也是浮动的，浮动区间在±2％。在货币政策方面，尽管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有一定影响，但基本上是独立制定、独立操作的。上述极具中国特色的非角点解安排，既满足了“三元悖论”集合解为二的要求，又立足于中国实际进行了灵活的安排，并由此创造了新鲜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自2009年7月2日，人民币正式开始跨境货币贸易结算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既在意料之中，又在预期之外。目前人民币不仅可用于经常项目，也可用于资本项目，不仅限于当初设想的港澳和东盟地区，也扩展到全世界；不仅作为结算和投融资工具，也开始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成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一进展相应地化解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转轨经济体走向开放经济体的致命难题。这一难题也正是周小川所指出的“在不开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时候汇率都处于不合理、不均衡的水平。为此，外汇管理部门需要对用汇进行管制，而外汇管制又使对外开放的门打不太开，或是打开一点后又合上一点，甚至重新关上，时间长了就逼你下一步做出鲜明的体制选择”。换言之，在汇率形成机制不合理，汇率水平不均衡的情况下，一旦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就会使汇率水平急剧波动，并导致宏观经济的紊乱。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例证。而如果持续保持资本项目管制，则无从谈起成为开放经济体，不仅无法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也无法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含义是在维持本币的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条件下，率先实现本币在资本项目的流动。以此，既避免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又为封闭性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创造了条件。在资本项目本币先流动，再兑换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由此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天地。

在国内，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使汇率和利率的平价关系更加直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因此而加速。这不仅反映在短端货币市场的利率上，尤其重要的是反映在长端固定收益市场产品的多样性和丰富化上。它使债券收益率曲线向远端上延伸，从而为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创造了条件，金融市场深化由此而持续。

在国际，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不仅扩大了与世界、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交往，而且也方便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倡议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庆幸中国抓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重要机遇窗口。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本来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做好国际化货币的准备，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周边国家和地区出现流动性紧缩，纷纷要求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人民币加入SDR就是从这里起步并加快推进的，应该说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对改革来说，时间窗口很重要，有关配套措施有可能因倒逼而跟上。因此，有合适的时间窗口的时候就一定要抓住，错过了时机，未来成本可能会更高，困难也会更多”。

改革下一步：体制创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的，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动态演进过程。这一演进既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外在压力内化为内生动力，也意味着在这一内化的过程中，显现并生长出自身追求的目标。这既预示着改革开放自身获得不竭的动力，也预示着改革开放本身成为了自我实现的条件，不仅不可逆转并且展现出中国特色，周小川用1993年外汇体制改革的实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有条件但不唯条件的中国改革特色。“当时也有各种意见，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条件论’。他们认为，外汇改革是一件好事，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出口足够强大、外汇储备足够多、宏观调控有完善的条件和足够的经验。理论上讲，这些条件都有道理。但有人反驳说，如果这三方面的条件状况已经足够好，可能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了，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达到的话，还需要改革汇率吗？事实上，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扩大对外开放，不进行外汇体制改革的话，出口乏力和外汇短缺现象就不能纠正，宏观经济调控就陷于工作和外汇分配，也难以积累新型的宏观调控经验，这些条件又怎么达到呢？”

“改革不能等、靠、要”，反过来当改革具有了内生动力，也不需要等、靠、要。这就是周小川所说的“棘轮效应”。“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如吸引外资、贸易开放经营、加入WTO、修改外汇条例、人民币跨境使用等，中间也出现过少量反复，或是走走停停，不过一旦上了那个台阶，就难以往回退了。就像人民币加入SDR后，国际组织和金融市场都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了，国际上投资者已在用人民币投资国内金融市场，法规和条例也修订了，贸易商和投资商都在用新规则，如想倒退回去，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与此同时“人民币加入SDR，说明贸易投资对外开放，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和减少外汇管制‘三驾马车’拉着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道路上走了相当长的里程，迈过了很大的台阶，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不少问题。”因此，也不需要倒退。“随着一些惯性旧思维问题的逐步解决，加上积极地汲取了其他行业、领域的成功经验，人们越来越明白，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向前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些。”

回望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体制模仿和经济追赶，而需要体制创新。“一带一路”中国倡议的共建、共商、共享，进而达到共赢的新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并写入2017年9月11日联合国第71届大会《联合国关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决议》。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跃上新台阶，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使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化，使经济机制更为细腻化，使国家治理更加现代化。以自身的体制创新引领世界潮流。

我以为，这就是周小川所言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会更好地理解人民币加入SDR 的意义，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有哪些进步，下一步要到哪里去”的深刻含义。

（作者为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