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周哲 编辑/王延春
1000元能干什么？对月薪1.5万元的王驿（化名）来说，这就是他一个月的所有开支。
他对《财经》记者仔细算了一笔账：早晚在家吃，每天吃饭花销不超过30元，一个月不超过600元；和朋友出去吃几顿，AA下来一次几十元；话费一个月50元；住在亲戚家不用付房租；几乎不买衣服。一个月1000元足够了，省下来的钱，都用于在郑州买房。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每月仅花1000元的人，在北京工作的沈忠（化名）也是如此。2015年他在燕郊买了房，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亲朋好友大约30万元。沈忠在北京工作，不是每天回燕郊住，但在北京城区租不起房，工作日就在亲朋好友家“凑合住一下”，有时候还在亲戚家帮忙看店，管他吃住，这样可以省点开销。
王驿和沈忠的生活故事，是一批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中国家庭负债族的缩影。
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在2008年仅为18％，九年间激增了30个百分点，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杆率达到了47.4％。居民杠杆率的飙升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
2017年10月，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虽然还处在低位，但近几年增速较快。IMF则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醒，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家庭债务提高过快。2008年至2016年，新兴经济体居民杠杆率中位数从15％上升至21％；发达经济体则仅从52％上升至63％。中国的情况则比新兴经济体平均的情况更为严峻。
居民贷款中大部分为中长期贷款，截至2017年7月，中长期贷款在居民负债的比重提高到了74.7％。这意味着，住房按揭贷款是推高居民杠杆率的最重要力量，王驿和沈忠这样买房负债的群体，是居民杠杆率飙升背后的主力。
西南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学院副教授李凤调查发现，参与负债的城市家庭年龄呈驼峰分布，年轻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高（见图1）。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的负债参与率与30岁-44岁中年人群的负债参与率接近，也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
因此，《财经》记者将目光聚焦至家庭部门负债增加，尤其是年轻群体家庭负债的增加情况。记者采访了六位在不同城市、以不同方式买房的年轻人，探求家庭负债激增背后的原因，以及家庭负债与消费和经济之间的关联。
年轻家庭负债飙升
29岁的沈忠每天一睁眼，就面临着每月1万元的房贷、车贷、停车位贷款，他没想到电视剧《蜗居》中的场景会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2015年5月，他在燕郊买了房，当时房价1万多元一平方米，75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共80万元，其中首付40万元，贷款40万元。那时他参加工作刚三年，与在天津工作的妻子月收入加起来共2万元左右，三年时间共攒下10多万元存款。双方家里无法支持小两口买房，只能自己向亲朋好友借钱，共借了30万元才总算付上了首付。40万元的房贷20年还清，每个月还款3000元。
“如果只是房贷也还好，还能承担，但更多的是亲朋好友的借款，而且后来陆续买了车、停车位，都贷了款。”沈忠叹口气说。买房后他又陆续买了十几万元的车和十几万元的停车位，都有贷款，三年左右还清，每个月需要各还贷3000元。仅房贷、车贷、停车位贷款这样的硬性支出，每个月就需要1万元。家庭负债近两年迅速攀升，让沈忠有些透不过气。
但他现在最愁的不是还债的问题，而是他小孩上学的问题。孩子快上小学了，他原本想把放在甘肃老家的孩子接到燕郊读书，一家人也好团聚，所以当时才在燕郊买了房。但这个计划似乎并不那么顺利，他最近考察了燕郊所有小学后发现，燕郊的教育水平不高——好的公立学校人特别多，七八十人一个班；一般的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还赶不上老家；私立学校又太贵。而且燕郊环境不太好，孩子来了以后总是生病。
所以他考虑，能不能送孩子去妻子工作地天津读书。他也考察过，天津教育资源比较好，一个班三四十个人，环境也比燕郊好。虽然短期内可以靠妻子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让孩子去天津读小学，但为了避免麻烦，比如小学上完没法上初中，像他小时候那样经常转校、换城市，他还是想尽早在天津买个房子。
一想到要继续增加负债买房，他感到力不从心、压力倍增，但是他又觉得“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孩子要上学，只能尽力给他最好的，如果要继续增加负债也只能硬着头皮承担。
随着199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集中进入结婚、生子的年龄段，要开始直面买房、买车、养小孩等现实问题，家庭负债由此开启了，而且一旦开启就不断加速，买房之后是买车、生孩子、孩子上学、学区房等等需求。
对王驿来说，买房的需求一直有，但真正推动他下定决心在郑州买房的，还是2016年上半年疯涨的房价。
王驿是河南人，在北京工作，妻子在老家周口市开店，夫妻二人月收入约1.8万元。一开始他们考虑在北京买房，但没有家里的支持比较困难，需要向亲朋好友借钱，他感到负担太重。于是目光转向河南省会郑州，一方面他在郑州上过大学比较熟悉，另一方面郑州是河南省会，未来一家人可能会去郑州定居。
2016年5月至6月，郑州房价疯涨，一天一个价，王驿回忆“夸张的时候一天一平米要上涨几百块钱”。快速上涨的房价让他坐不住了，2016年8月，他和妻子坐车去郑州，第二天一早托人在开门之前到售楼处，选了一处位置好的房子当场就买了。买的时候7000元一平方米，现在已经涨价到2万元一平方米了。
上涨的房价成为年轻家庭加杠杆的“催化剂”，本来25岁至30岁的年轻人就在考虑买房结婚的阶段，疯狂上涨的房价逼得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思考，“再不买就买不起了”。
自2015年“3·30新政”开始，由于中央多轮降准降息、降首付等降低购房成本的政策推动，中国楼市像是打了鸡血般被激活，特别是一二线及三线等热点城市的楼市进入了一轮长达18个月的增长周期，实现了一轮猛涨。直到2016年国庆节前后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2017年3月多地调控性政策密集出台，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量才大幅回调，房价涨幅放缓。
中国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18％开始迅速上升，2017年二季度上升至47.4％（见图2）。
与此同时，中长期贷款占比从2014年的68％上升至2017年7月的75％，居民贷款中大部分为中长期贷款。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撰文指出，2015年下半年开始居民大举加杠杆买房，新增个人购房贷款占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从82％飙升至2016年三季度的90％，几乎撑起全部的居民中长期贷款。
这意味着推动这一轮居民加杠杆的就是2015年至2017年井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带来的居民密集贷款买房，而沈忠和王驿这样的人，就是促使居民杠杆率大幅攀升的中坚力量。
移杠杆的初衷实现了吗？
居民加杠杆是在总体去杠杆的背景下进行的。
金融危机至今，中国总杠杆率快速攀升，从170％上升至235％。分部门来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杠杆率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的水平，2008年至2014年从98％上升到123％。相比之下，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较低，2014年政府部门杠杆率是57.8％，居民部门杠杆率是36.4％。这就为居民和政府部门加杠杆、为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创造了平稳的需求环境。
时至今日，利用居民和政府加杠杆为企业去杠杆腾出空间的初衷实现了吗？
在姜超看来，居民和政府加杠杆并没有换来企业杠杆率的下降。他撰文指出，2015年以来，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从不足40％提升到50％以上，政府部门从43％提高到58％，但企业部门杠杆率仍然从125％进一步上升到136％，经济整体杠杆率从208％上升至248％。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部门过度繁荣，货币持续超发，导致了企业和居民轮番加杠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晓晶则对《财经》记者澄清，居民加杠杆不是企业去杠杆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他解释，去杠杆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杠杆率增速趋缓；第二阶段是杠杆率平稳；第三阶段是杠杆率下降。目前我们处在第二阶段，即杠杆率保持平稳。他解释，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杠杆率需要保持平稳，实现一定经济增速的需要。如果杠杆率下降过快，总需求无法保持稳定，经济增速目标就很难达到。
他对记者表示，居民加杠杆并非直接导致企业去杠杆，而是为企业去杠杆腾出空间。他举例称，2017年二季度相比于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1.3个百分点，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1.4个百分点，这表明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间存在杠杆率转移，杠杆率内部结构有所改善。
“居民杠杆率‘有远虑无近忧’，但是企业杠杆率太高了必须下降，这种结构的改善实际上是有助于总杠杆率风险的下降。”张晓晶对记者称。
负债挤压居民消费
买房负债极大地挤压了沈忠和王驿的生活开支，但并非所有年轻人的消费都因买房负债而受到同样程度的影响。对于周静（化名）来说，一个月只花1000元的生活难以想象，她对记者称，“我每个月光是玩游戏就要充1000块钱。”
不仅如此，2016年5月在广州买房的她，在2017年初还和丈夫去欧洲旅行，一共花了8万元；2017年5月又去了北海旅游，花了三四千元；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也不忘“剁手”，花了5000元。在她身上，似乎难以看出家庭负债增加对生活产生的影响。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博士路晓蒙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同收入的家庭，在受到收入的负面冲击时，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不一样。比如，对于债务收入比为5的家庭而言，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7％；但是对于债务收入比为1的家庭而言，收入没减少1％，消费会减少15％。
所谓债务收入比，指的是家庭总债务和年收入的比，比起居民杠杆率这样宏观的指标，债务收入比更能衡量一个家庭的负担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
李凤对记者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债务收入比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她将所有家庭分为五类，2015年最低收入家庭的债务收入比接近8，而其他几类家庭债务收入比基本上在5以内，最高收入家庭的债务收入比不到2。
这意味着，家庭收入越低债务收入比越高，消费倾向更容易受到债务的影响，更容易受到财务冲击。
虽然家庭收入不同负债对消费的挤压程度不同。《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对年轻家庭而言，负债对消费挤压的程度，与父母资产多寡以及是否参与其买房的关系更为密切。
《财经》记者将六位被采访者按照父母支持买房的程度分为三类——父母完全参与、父母部分参与，以及父母完全不参与、年轻家庭独立买房。
去欧洲旅行花了8万元的周静属于父母完全参与买房型。2016年5月，她在广州买房，单价3.7万元，总价280万元。首付100万元和贷款180万元全部由丈夫的父母承担。所以她工资月收入1.4万元足以支持日常开支，也基本没有因为买房影响消费（见图3）。
孙清（化名）也是如此，2017年4月父母为其在燕郊买了房，325万元的房子首付和贷款全部由父母承担。为了付这套房子的首付，父母卖了老家的一套房子拿到了100万元，再拿出存款的100万元。每个月贷款7000元也是由父母承担。而且因为她刚来北京工作，工资起点较低，收入暂时还不能支撑本人开支，每月父母给她8000元左右用在包括租房在内的日常开支。
孙清家境较好，原来母亲喜欢什么衣服，无论五千还是一万都会比较果断地买下。可是现在她与母亲逛街，母亲也开始有意识地节制了，不敢花这么多钱买衣服了，这让她觉得有点不好受。
2016年9月李彤（化名）在北京买了房，父母承担200万元的首付，本人偿还其余100万元贷款，每月由本人公积金的1800元和父母给的70万元存款产生的理财收入2000元共同承担。
记者采访发现，三位买房的年轻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负债的影响，每月的生活开支也和买房前基本一致。
刘思（化名）则是第二类——父母部分参与了买房型。2016年5月她在南京买房，90万元的房子首付是40万元、贷款51万元。工作四年本人有公积金9万元，存款10多万元，父母支持了另外20万元，其中有6万元是父母向亲戚借款。剩下的51万元房贷由本人承担，每月还款2600元，靠工资偿还。她每个月收入的5000元刚刚够还房贷2600元和日常支出2500元。
她对《财经》记者直言，刚买房的时候基本上把所有存款都用了，仅留了几千元自用，资金非常紧张，“虽然够日常开支，但就怕计划外的大额开支，所以很没安全感，在生活开支上能省则省，尽快存钱”。
上述提到的沈忠和王驿，则是父母完全不参与，靠本人和配偶独立买房的第三类型。沈忠为了买房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30万元，随后又买了车和停车位约30万元。每月房贷、车贷、停车位贷款共需要偿还1万元，孩子的开支、孩子未来教育所需要的房子等等，都让沈忠有紧迫感。“没结婚没孩子之前，我每个月挣的钱也是吃光花尽的，到处玩、随便打车。现在一切为了孩子，自己不怎么敢旅游，不怎么敢花钱。”沈忠对《财经》记者称。
王驿虽然暂时没有孩子，每个月2500元的房贷暂时也不构成太大压力，还有38万元的存款，但他也不敢花钱，还将生活开支降到最低。原因是未来两三年可预见的大项开支不少，如老家房子要装修需要3万元；和妻子领了证但未办婚礼，婚礼最低需要4万元；装修郑州的新房最低也需要10万元，正常需要20万元；刚买了车还需要买停车位，需要10万元，即便买停车位租停车位一年也需要4万元；他和妻子今年都30岁了，预计2018年生孩子，需要预备10万元开支。更别提再长远一点的打算如给父母买房、生二胎等等。所以38万元的存款也就刚刚够，“还是得存钱”。
总的来说，居民负债的大幅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或多或少的挤压。虽然和国际对比，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暂时不算高，但增速很快（见图4）。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醒，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的时候，债务增加可能会对GDP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但家庭信贷超过GDP的30％，家庭信贷的增加就会开始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目前居民杠杆率中位数是21％，IMF认为尚有一些空间去利用家庭负债的积极作用，但空间也已经很有限了。
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也超过了IMF给出的警戒线，正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需要保持高度关注。
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引发大家对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担忧。姜超认为，从美国经验来看，居民杠杆飙升的初期都经历了连续降息，货币处于低利率的宽松环境，刺激了居民加杠杆的行为。美国居民杠杆率在2001年至2006年从70％上升到95％，居民杠杆率又推动了房价飙升，那期间美国房价整体上涨了54％。
姜超指出，较低的利率不仅刺激了资产价格，也推升了通胀，进而促使货币政策收紧，房价由涨转跌、泡沫逐渐被挤压。居民无力偿债，引发债务违约，2008年后，美国房地产贷款违约率最高曾达10％，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达5.6％。之后出现了下行调整，出清复苏。
借鉴国际经验，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值得警惕，其对消费、金融安全、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需要保持关注，并有恰当的应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