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苍耳

董永因黄梅戏《天仙配》而家喻户晓，但他的“身份”问题一直没妥善解决。

在戏剧界“三改”运动中，1951年夏班友书根据老艺人潘泽海提供的手抄本，将它改编成黄梅戏《天仙配》。据改编者回忆，此次改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董永的“劳动人民身份”，删去众神，尤其董郎父亡无以葬，卖身傅家为奴的情节必须剔除，那可是“二十四孝”的糟粕呀。

“董永遇仙”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版本，且与牛郎织女的神话瓜葛很深，但董郎卖身为奴以葬父，确有历史原型。《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汉宣帝时期门官董忠，因向左曹杨恽（司马迁外孙）告发大司马霍禹谋反立了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食邑两千户。高昌为青州（山东）的一个地名，涉及四代高昌侯:第一代董忠，第二代董宏，第三代董武，第四代董永。这与干宝《搜神记》有关董永的记载一致。然而，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因为董宏言行“佞邪”，爵位被朝廷剥夺，董宏究竟因何事被废呢？

原来，汉哀帝刘欣乃汉成帝刘骜的养子，刘欣即位后称成帝母王氏为太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称皇太后，这固然不错，但是刘欣直系祖母傅氏、母亲丁姬也在“国邸”。董宏有点“多管闲事”，上书曰:“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

他以亡秦为例，认为应该立刘欣母亲丁姬为皇太后。董宏上书合乎专制皇统，却违背了王太后与王莽的利益。于是大司马王莽和左将军师丹共同对其参奏。哀帝刘欣新立，不得不听其言，将董宏贬为庶人。可见董宏敢于直谏，并非“佞邪”。后来董武被嗣封为高昌侯，次年即被废，也是王莽所为。

董永为董武之子，27年后何以恢复了世袭爵号——高昌侯？历史大约都是迂回式前进的。27年间，中原经历了王莽篡位，绿林、赤眉起义，天下大乱到大治。刘邦九世孙刘秀参加起义打败王莽，进而称帝，下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归依，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刘秀以光复汉室收拢人心，凡王莽所立所废皆反其道而行之，董武之子承爵复侯便在逻辑之中。

对董家而言，在董永复侯之前，其贫寒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因为从千乘侯到自耕农的落差实在太大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何生存？比之那些世代农者是远不如的，沦落到亲亡无以葬的赤贫程度并不奇怪。曹植在《灵芝篇》中说得很准确：“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足见董永并非世代赤贫，而是遭遇重大变故才沦落寒境。“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写他卖身行孝，债主盈门，足见董永的故事流布很广。曹植当年的封地在青州境内，听到董永的故事也顺理成章。从另一个角度看，董永的行孝与他的文化背景有关，与他受儒家思想的浸润有关，这又与不识字的世代农民有别了。

说到底，董永的命运经历了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他本是王侯之身，却堕入赤贫之渊；他已卖身为奴，忽又升格为侯。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正是戏剧化的源泉，而历尽磨难的主人公对世态、权力和人性痛切且透彻的悟解，无疑将增加该剧的厚度和感染力。自三国时代起，这个人物原型就出现于诗歌、话本、杂剧、绘画等艺术形式，情节也大体相同，均舍弃命运起落、倒错带来的悲剧性及其潜在的意蕴，仅把董永当作孝亲典型看待，董郎遇仙并收获爱情正是孝亲的回报。戏路固然窄，人物固然单面化，但古代戏剧家并未追究董永的“身份问题”，他们对此似乎不感兴趣。

莎士比亚创作《李尔王》时，是否想过要在“国王”和“流浪汉”之间做硬性切割呢？恐怕一星念头也没闪过。布莱希特编创《四川好人》，干脆采用“一人两面”的喜剧策略，巧妙地将“沈黛”（草民）和“隋大”（厂主）并置一身，善恶一体，以便增加戏剧的思考力度和尽可能深广的内涵。

戏剧尊崇的艺术规律是，人物形象的双面性往往更具内在冲突，也更具厚度和魅力。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