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文

　　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令人失望。纵观对话全过程，只看到一系列讲话和严格的照本宣科。更重要的是，此轮对话没能解决影响日益严重的信任赤字问题，该问题是中美关系近25年来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本轮对话开始之前，气氛非常紧张。美国财政部再次指责中国货币。2014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2.4％，而在此前八年半间，人民币升值了37％。此外，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就中国东海和南海领土和航路纠纷问题唇枪舌剑。

　　最严重的对立还是在网络空间。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前两个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罪名包括电脑欺诈、黑客、盗用身份、经济间谍等31项。对此，中国暂停参与中美关于网络威胁的双边军事交流。

　　与此同时，美国无孔不入的网络间谍活动遭曝光，引起了从美国国会到德国政府的巨大反响，催生了旨在控制美国基本不受约束的国家安全局的立法，也给美德关系蒙上了阴影。

　　网络问题上的相互指责主要集中在动机上。美国很快区分了商业间谍和军事间谍，但在中国看来，这样的区分十分空洞。中国官员认为，美国国安局和人民解放军造成的网络威胁没什么区别，特别是鉴于美国的网络入侵也是瞄准了外国公司、贸易谈判代表和国家领导人等直接或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目标。最终，道德上的吹毛求疵反倒不如互相指责重要——这是中美相互依存进入破坏性阶段所造成的双边怀疑加深的一个明证。

　　在此背景下，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甚微也就不足为奇。中美两国军方的网络交流尚未重启，关于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令人失望。这一基于规则的双赢框架能极大促进两国市场向日益全球化的美国和中国公司开放。

　　“将难题搁置”的问题在于美国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周期。每逢此时，关于中国的争议就会加剧。再加上美国国会两极分化、功能失调，达成中美投资条约的时间表不禁让人联想起中国加入WTO花了整整十年。中美投资条约若耗时漫长，对中美双方都不利。

　　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的一周，我刚好在中国，当时，中国政界在热议服务业推动的再平衡所带来的新的增长机会。这方面进步明显，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连续第三年比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增长更快，服务业有望首次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组成部分。

　　未来还会有更多进步。中国的服务业尚在萌芽阶段，只占GDP的47％左右，比中等收入经济体60％－65％的普遍水平低得多。

　　中国官员同时认识到，没有全球跨国服务供应商的人才、制度、经验和规模做保障，向服务推动型经济再平衡的进步将难以为继。而最能提供中国所需的莫过于美国，但鉴于美国上一年表现不佳，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增长机会对于参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方同样重要。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没认识到投资条约的互惠效应，这个显然“双赢”的改革进展缓慢，这表明要么是中美双方都不太重视增长问题，要么是两国不愿认真解决让双方陷入分歧的日益严重的信任赤字，从而处理紧迫的增长问题。

　　我认为问题出在后者。中美两国领导人明白各自国家的增长挑战，但他们都不愿解决去年的网络问题造成的双边怀疑加剧之势。在此，两国的互相指责掩盖了明显的问题：中美两国都有黑客，两国都不能控制各自的黑客。此外，在当今的互联世界中，网络黑客行为本身正呈现爆炸式增长。换句话说，在此方面相互指责毫无意义。

　　如果美国和中国想重新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地缘战略和经济挑战，那么接受在化解网络空间紧张局势上的共同责任至关重要。今年7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失败是一个警示信号，表明中美双边关系正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坐视事态恶化不是办法。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