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文

　　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预测的一次尝试》一书指出，美国社会将经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换，并伴随着职业结构分布、统治力量、社会决策机制等一系列的转换。

　　贝尔认为当时的世界只有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欧、日本和当时的苏联处于工业社会，其他国家处于前工业社会。但他的预测很快就在其他国家得到应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不久，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国台湾、韩国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至今日，所有发达国家都进入到贝尔描述的后工业社会阶段。

　　转型为什么会发生？不是所有国家都会面临转型，只有那些收入达到了一定门槛值之后的国家才会面临转型。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都是在人均收入超过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4500国际元－5000国际元（Penn World Table，佩恩表）以后开始出现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

　　经济学家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收入增长跨过一定门槛以后，每单位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对服务业产品需求增加超过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造成服务业相对于工业部门更快扩张。通俗点说，收入低时，钱主要花在吃上面；收入多了，钱花在买衣服、电器、汽车上面；收入再多，钱花在医疗、教育、娱乐、旅游等服务业上面。花销的重点流向会随着收入增长变化。

　　进入后工业社会

　　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了吗？根据国际经验，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4500国际元－5000国际元是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下降的转折点，按此标准，中国制造业在GDP占比中下降应该发生在2005年－2006年。

　　从数据看，中国经济转型也大概在此期间发生。2008年以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08年以后开始下降。2008年与2013年相比，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41.5％下降到37％，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41.8％上升到46.1％。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已经开始。

　　转型的原因是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对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下降。以几种主要工业最终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看，1998年－1999年彩色电视机需求收入弹性进入下降趋势；2003年－2007年冰箱、洗衣机和汽车需求收入弹性进入下降趋势。

　　敏锐的学者对中国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提出了质疑。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部门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出口增速下降造成的，工业部门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现象，中国也许还没到达后工业社会。

　　对于这一质疑的反驳意见是：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是内因。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中国自动退出了一些低附加值产品出口。

　　可以通过对中国出口增速的分解找到答案。2001年－2007年与2008年－2012年相比，中国出口平均增速下降了13.6个百分点，其中不到四成来自于进口国的进口增速下降，超过六成来自于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对出口市场份额增速变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工资与收入比增长是解释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把这些线索连在一起，得到的答案是收入增长一方面降低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造成对工业品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和退出部分低附加值工业产品出口，造成工业品增速下降。

　　二者加在一起，是收入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对工业品需求增速下降。收入还在增长，钱都去哪了？对服务业的支出增加是大头，包括各种影视和体育娱乐、房租等。

　　后工业社会的挑战

　　中国进入后工业社会，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如贝尔所言，工业社会是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机器生产人们生活所需的各种工业品。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的组织和分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后工业社会带来的不仅是更优质的服务业，还有更有创意、更高附加值的工业。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要承受一系列的发展理念、社会制度的调整。对于习惯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公众、企业和政府来说，迎接后工业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发展理念层面上，“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关联的认知理念能凝聚的共识下降。产生这些理念的基础是中国在近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此前的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都是增加工业部门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成为举足轻重力量。在各种能比较的硬件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有些领域甚至世界领先。新背景下，这些发展理念以及由这些理念所支撑的重点保护或支持工业部门的各项政策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人与机器之间的突出矛盾大致解决了，接下来的突出矛盾是人与人的矛盾。国人现在普遍稀缺的，不是机器，而是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新鲜空气，更照顾民生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

　　“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等理念会得到更多支持。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而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

　　理念不能是空中楼阁，需要制度改革跟进。很难断定什么是与中国后工业社会阶段最匹配的好制度。好的制度需要全体公民素质提高和公民参与公众事务的努力结果。每个人都像懒汉，指望着政府推动改革，就能转型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成功的转型会让绝大多数人受益，也要求绝大多数人为之付出，特别是个人为了社会公众利益的付出。当你遭受严重的噪音或环境污染，当你看到满大街的垃圾无人打扫，当你看到大量的违章停车阻碍交通，当你看到社会不公，对相关部门提出抗议或者是告诉给媒体。每一个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动作都是小水滴，小水滴汇聚多了就可能成就更好的制度和政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