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月份以来，整个中国都在向邓小平致敬。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最终他的名字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改变了中国。
中共十八大结束不久，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南下深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圈。不到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蓝图之宏大、改革规划之气魄，令世界瞩目。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精神象征。随着全面改革不断深入，邓小平的名字不时被人们提起。日前，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呼吁学习邓小平“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就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前夕，《财经》记者分别专访了四位著名人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他们或者与邓小平有密切交往，或者对邓小平有深入研究。
四位人士一致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更可贵的是，邓小平为中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借鉴。
向邓小平学习，不断改革开放，中国将在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就如基辛格博士所说，“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他是什么样的人
《财经》：各位或者和邓小平有多次交往，或者对邓小平进行过深入研究。在你们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和数位非凡的中国领导人一道重启美中关系，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当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决定恢复高层交往时，双方都发出了战略转变的信号。然而，转变的形式和方向仍然尚未确定——在两个国家都有倾向不同方向的集团。
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这一任务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精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国际舞台上，邓为毛泽东—尼克松会谈开辟的转变注入了实际内容。他与从前的敌人恢复关系，进一步夯实中苏关系，同时把美国变为紧密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在使中国适应20世纪70年代现实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具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改革框架，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强国而屹立于世界之林。
在个人交往中，邓小平一贯务实，直截了当，把精力集中于双方共同利益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经历过个人和国家动荡的人，吸取了其中的教训，现在正致力于中国长期繁荣的建设中。他最终以超凡的程度实现了这一目标。
傅高义：邓小平和外国领导人关系很好。不像周恩来那样长于外交辞令，邓小平讲话直接，坦率又幽默，有时还爱和外国人开玩笑。虽然大家的立场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交换看法，解决问题。
邓小平很能干，判断比较准确，虽然个子矮，但是很有自信，性格直率。他不爱说话，严格遵守共产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需要。
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积极配合毛泽东，所以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已经知道“大跃进”的错误很多，而且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不过他不想对毛泽东说不，因为他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邓小平1957年去苏联，看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评得太厉害，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威。
“文革”期间，尤其是1969年到1973年被发配到江西的四年里，邓小平思考了很多问题，这些思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总之，邓小平是思想比较清楚的一个人。
邓小平的家庭关系很融洽，孩子们可以很自由地和他讨论问题。但是在外面，他遵守党的纪律，服从领导。他当了领导的时候，别人也要服从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承担起全面的责任，但是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他让别人做总书记。这是比较好的维护权威的做法。
俞可平：邓小平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勇气和深远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其毒害将是数十上百年，甚至更长。“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虽然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亲自主导和审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正式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章百家：邓小平个性非常鲜明，而且敢拍板、敢干事。他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经验阅历丰富，因而更善于统领全局。尤其是“文革”期间，他在复出后搞治理整顿，然后再次被打倒。到改革开放前期，邓小平的威信和声望已经非常高了。
邓小平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文革”以后。他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在中国的大转变中，他既是主要推动者，又发挥着稳定全局的作用。面对许多有争议的事物，邓小平不是急着表态，而是比较谨慎。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凡是以前做过的那些错事、傻事，现在别再做了，没做过的都可以试。
邓小平的特殊之处在于，脑子里有一个“大盘子”。他对全局有把控能力，不为外界所动。其实在改革的起始阶段，经济效果并不那么明显，经济成绩是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的。改革是否有效？一时还很难判断。但是邓小平认准了一条，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性转变，是邓小平完成的。
邓小平为什么能够站得住？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做支撑。关于如何改革，虽然有不少争论，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大家还是有共识的，所以这个转变不会动摇。
他改变了中国
《财经》：回想“文革”之初，“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既可以继续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走下去，也可以改弦更张，别求新路。邓小平选择了告别老路，改革开放。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选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俞可平：中国改革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在中国，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什么事都得有个说法，要对现状有所改变，那就更得有个说法。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但这恰恰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这已经成为党内公认的结论。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明确地指出，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清楚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的过程，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
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从强调“计划经济”到强调“市场经济”，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和谐社会”，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强调“人民民主”，就可以明白，邓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锢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改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贡献。
傅高义：一般认为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思想开放。在过渡时期，需要领导人有判断力，敢于去做，因为很多做法的效果事先无人知道。邓小平拍板，很多具体事务都是胡耀邦等人搞的。当时全国有很多大胆、开明的领导人，邓小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我不太喜欢“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邓小平没有蓝图，方向他大概知道了，至于怎么做，很多事情开始时也不太清楚，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邓小平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他的目标就是国强民富。当然，邓小平也是为了共产党，但是100年后中国人怎么看这段历史？恐怕人们首先会肯定邓小平是中国人。100年后共产党会不会有一些改变？邓小平没有说，我看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方式可能改变，但是邓小平为了中国富强这个目标没有变。
章百家：改革开放起步以后，也出现了许多争议，邓小平的态度往往是“看一看”、“不要动”。到了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由此全面推开。八九政治风波是一个巨大考验。但是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同时在处理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时候，没有重新回到过去意识形态为主的老路，而是坚持对外开放。
很少有人注意到，1990年—1992年中国外交活动非常活跃，建交国家非常多。由于外交政策稳定连续，保证了改革能够持续下去。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直到世纪末，中国改革基本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有序推进。可以说，至今中国改革基本上还是沿着邓小平指出的方向在走。
《财经》：和毛泽东时代不同，邓小平时代的主题词就是改革开放。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基辛格：邓小平在一个维护了独立和团结的现代中国上台执政，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经济大国。它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未触及现代科技。“文革”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被隔离在世界之外。
邓确信，当代的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其历史地位。他带来了这种转变，带领中国社会从过去走向未经之地。中国生机勃勃的城市建设热潮，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这一切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说明伟大的成就最需要的是远见和实现它的勇气。
傅高义：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虽然这个道路现在还没走完，但是已经促成了中国的迅速发展。邓小平把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极大地推进了一步，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通过改革开放，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富裕起来。如此庞大的人口脱离贫困，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如果从人类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大国进入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
俞可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在改革开放35年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即从先前的工业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它导致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领导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邓小平的“遗产”
《财经》：近代以来，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作为其中的一员，如何评价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基辛格：每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提炼了他们眼中国家利益关切的远景和时代的需要。毛领导了一场革命，使人民达到了团结的新高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新力量。邓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吹嘘，而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中国从革命时代到可持续发展及其制度建设的转变。
章百家：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并基本完成的。从那时起，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所有制成分多样化，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不再讲出身、讲成分，政治权利平等、舆论自由有了很大进步。中国社会实际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尽管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另一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这两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同时起步的。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恢复和加快法律建设，取消“文革”时设立的革委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和人大，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干部“四化”，建立老干部的退休制度等等。在改革初期，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为经济体制改革清扫道路的作用。这一点是必须看到的。
《财经》：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为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
基辛格：邓小平带来了改变亿万中国人生活的经济改革。为了捍卫改革，他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
傅高义：由于开放，中国不再是东亚的一个国家，而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古代中国和全球基本没有关系，直到清朝仍然是东亚的一个国家，虽然从19世纪中期以后和全世界有了一些联系，但仍然闭关锁国。
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才逐渐承认和服从一些全球规则，先后加入了联合国等世界组织，由此真正变成了全球的一个国家。当然，中国和世界接轨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恐怕还得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章百家：邓小平留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改变，也有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完全改变了，中国加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虽然中国并不认为这个体系是完全公正合理的，但是首先承认并利用这个体系实现自己的利益，然后在体系内部发挥作用，谋求改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越来越均衡，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这是邓小平留下的一笔很重要的遗产。
至于思想遗产，当然就是邓小平理论了。邓小平理论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不是理论家，但是他确实有大思想，有大眼光，而且直觉特别好。他做出的大判断，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靠得住的。
邓小平遗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不过，邓小平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只完成了一部分制度的转变。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曾预言：“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俞可平：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治理不能依靠个人，而要依靠制度，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邓小平反复强调，法律和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必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和国家的命运应当由制度来保障，而不能系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身上。他不仅从人亡政息和政权安危的角度来思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制度建设的意义。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更重要的是将它付之实践。他身体力行，努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推进的。例如，恢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着手建立国家的法律体系，开始进行适度的党政分开，带头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制度上禁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终止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努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
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文化，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
向邓小平学习
《财经》：邓小平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示？换句话说，应当向邓小平学习什么？
基辛格：习近平主席确立了堪比邓时代改革的愿景。这包括制度改革，改变既有事实，使上百万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方向，同时与美国绘制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经历的中国近代史汲取鼓励与教训。这些政策代表着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傅高义：时代不同了，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的看法和现在不会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会支持不断地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时代，人们服从领导，可以按照党的组织纪律行事。这些恐怕对现在是不够的，因为尽管今天中国仍然处于过渡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需要权威。不过这种权威本身也是过渡性的，它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建立一套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换句话说，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转向制度建设。
邓小平也知道制度很重要。一个人领导的权力应该是有限制的，不过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掌权者还想说了算，这不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全世界都是如此，关键是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
俞可平：邓小平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就是强调民主法制。他多次极其明确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和现代化一样，必须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邓小平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作现代政治文明的主体。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邓小平讲的“法制”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概念“法治”。因为他始终强调以下三点，一是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三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制”与“法治”都强调依法办事，但后者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法治国家建设上一个突破性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本身，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其次，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的约束，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最高领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一旦他犯错误，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来临。对此，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他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个人专权一方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可分割。邓小平是党内难得的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危害认识很早的少数领袖之一，早在中共八大上，他就提出反对“把个人神化”。“文革”结束后，他以身作则，明确要求“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他致力于从制度上和传统文化的根源上遏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专门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做出了具体规定。十二大党章中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在我看来，对中国政治发展而言，邓小平最重要的遗产，包括倡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在一起，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对外交往原则，等等，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章百家：在我看来，邓小平改革至少有五方面很成功：第一，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相对顺利，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口号。第二，邓小平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解决当时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在调整社会关系上特别成功，能够使人团结一致去推动改革开放。第三，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利益均沾的机制，谁在改革上敢冒尖谁就受益，而且改革的受益者是大多数。第四，上、中、下层的良性互动。下层经验能够比较快地反映到上层，上层决策可以得到下层的支持，理论界、知识界和学者成为沟通上层和下层的重要渠道，整个信息反馈系统特别活跃。如“联办”、“农发组”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第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各方面战略的配合。这些成功经验，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当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了。改革开放其实是两个大阶段，以2000年为界：2000年前要解决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2000年以后要解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中，有的是新的，有的是中国历史上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腐败，历朝历代王朝的崩溃都和腐败有关系。怎么能够既保证经济发展，又保证社会和谐和公平公正，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创新。改革前一阶段面临的问题还是相对简单，到了现在这一步，改革需要精细化，更需要顶层设计。
中国应继续“韬光养晦”
《财经》：在邓小平时代，中美关系虽然也有曲折，但是大体稳定。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士担心，中美有可能走向冲突。请问基辛格博士，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基辛格：美中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关乎双方国家利益的事情。这适用于邓小平时代，今天亦然。这种伙伴关系的必须性在当前可能更为迫切，考虑到当代问题的广泛性，如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等无法由一个国家单方解决。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新现象。无怪乎两国的有些学者预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本质及现代武器的威力时，主要大国的冲突对双方都将是具有毁灭性的。当冲突结束，那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他们今天面临的同样任务：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和美国同为重要而互相合作的成员，互相尊重。
力量的平衡仍然将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但是管控平衡的传统手段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进行强化。诸如“太平洋共同体”、“共同进化”这样的概念强调的是，尽管美国和中国是有着非常不同历史的国家，它们还是同一个共同体系的重要部分。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于它们发展一种共同的目标，尽管同时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
《财经》：中国正在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由于中国变得强大，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为什么？
章百家：中国有两个词，一个叫“卧薪尝胆”，一个叫“韬光养晦”。很多人把它们当成一个词了。其实，两个词义完全不同。“卧薪尝胆”就是忍辱负重，目的是报仇。“韬光养晦”则有两层意思：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不显示自己的全部能力；更深一层是一种练内功的方式，强身健体。这个词没有明确的外在指向，更不意味着要报仇雪耻。所以，卧薪尝胆是策略，韬光养晦则是中国处世哲学中的大智慧。邓小平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讲“不扛旗、不当头”，都和韬光养晦一样，绝非一时的策略。
中国目前确实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但是一个有着明显短板的大国，最明显的就是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外交一定要讲究目标、手段和能力的平衡，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可调动的国际力量和资源仍很有限。从新兴大国到成熟的大国，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的时候，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对外关系上，从来都是该硬的硬，该软的软。面对西方的制裁和压力，邓小平措施强硬，坚决顶住，同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坚持改革开放。他明确提出，不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老大，不要在反美问题上当老大。这就使中国避免了重回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老路。如果认为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那就低估了邓小平的眼光和智慧。邓小平看得很清楚，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密切与世界的联系这个大方向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
傅高义：假如今天邓小平还活着，他还会选择韬光养晦。因为对邓小平来说，“韬光养晦”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策略，而是一种理念，永远不会改变。为了长期的利益，中国还是应该韬光养晦。
现在一些人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可能很快会超过美国，过去中国是一个受害国家，现在我们有实力了，应该如何如何。比如对于东海里的那个小岛，中国的“鹰派”强硬地要夺回。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都是非常好的说法，但是看那些“鹰派”的言论，很难不让外国人产生怀疑，害怕以后会有很多冲突。假如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甚至和外国发生冲突，这反过来会有害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考虑了中国发展的大局，因为和大国搞好关系，远比一个小岛争端之类的事情更重要。现在的领导人不应该为部分激进舆论所左右。爱国主义当然还是需要的，美国、日本都有爱国主义，但是狭隘爱国主义还是很危险的，应该更广泛地考虑问题。邓小平的做法还是对的，应该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国的老百姓、对世界和平负责。邓小平那种能考虑全球事务的眼光和胸怀，现在仍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