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文
作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当年为创办新亚书院，倾注无数心力。书院创办之初便困难重重，学生学力程度参差不齐，依余英时的说法，“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
这些学生不少都是来自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先生，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1949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南京找工作，却遇上政局动荡，踟蹰观望一年后，离乡赴港就读教会学校，1953年入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后再就读于新亚研究院，自此与钱穆结下师生之缘。
时至今日，谈起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求学经历，以及钱穆先生的治学风骨，叶龙先生仍显得滔滔不绝而饱含深情。
从1953年至1958年，叶龙在新亚书院修读了钱穆任教的八门课程。因为是江浙人，叶龙能听懂钱穆的无锡国语，每堂课都会仔细抄录笔记；又因他自小习毛笔字，还做过少尉书记，抄录国军通讯密码，故抄写极快，且字迹工整：“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彼时叶龙并未想到，自己抄录的这些笔记，若干年后竟为完整呈现钱穆先生的著述谱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发黄的手抄讲稿
新亚初创时办学条件艰苦，校长钱穆不仅殚精竭虑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在叶龙先生的记忆中，他选读过钱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毕业，还修读了钱穆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钱穆兼任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叶龙回忆：“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
对老师的学问，叶龙充满崇敬，在他的印象中，钱穆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
钱穆先生对教学认真负责，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授课也不马虎，每堂课都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叶龙回忆，每次来上课，钱穆必带一沓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
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叶龙，可以全部笔录。钱穆的这些讲稿，就这样保存下来。数十年中，叶龙将这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手抄讲稿笔记悉心保存，每每重阅细读，将其中的“讲学粹语”抽出加以整理补充，并寄给钱穆批改注释。
1991年夏，叶龙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又辑录成《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一书。幸得如此，才得以填补了钱穆一生80余部著述、1700万言中无经济专门史系统著作之缺憾。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文化关怀的历史学家，钱穆在讲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春秋战国至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既以纵向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水运及漕运方面的起承转合，又横向地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2014年初，《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的简体中文版以《中国经济史》之名出版，有删节。
困苦与彷徨
《中国经济史》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笃实。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浩若烟海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与融会贯通。例如，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类书，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而且如叶龙所说，钱穆先生“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依然从传统中苦苦寻求应对时代变迁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殖民地香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新文明的挑战。这种内心的矛盾、挣扎、困苦与彷徨，在讲稿中亦处处可见。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不过，钱穆的“博古”并非“好古”“嗜古”，更非无原则地“厚古薄今”“恃古昧今”“背时复古”，而是由“稽古”出发而至“知时”，观其会通，用乃随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乾嘉学派钱大昕所点出的“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的“俗儒”“迂儒”之弊陋，真正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值得注意，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是非曲直的判断与评价，难免牵涉史家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对比汉唐两代经济政策时，钱穆将之分别比作“不准人民太富有”但节制资本的苏俄共产主义与“不让人民太穷”又不节制资本的美国资本主义。在讨论唐代两税制时，钱穆感叹“以付税给政府而言，大家一律平等看待……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
钱穆对新生“主义”所抱持的种种不理解、不认同、怀疑与顾虑，很难说与他在1949年夏天的际遇全然无关。
乞食团，托钵僧
包括叶龙在内的许多人，因为进入新亚书院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年新亚的创办，及其后来的发展，则与钱穆先生的后半生牵连纠葛，难以解开。
1949年，54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
“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归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终其一生，钱穆对此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当时万没想到自己再未能回到故土。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昀因台湾方面聘其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当年10月10日晚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由钱穆亲自主持。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的无锡口音，看院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却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
回忆这段往事，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彼时，学校的学生多从难民营而来，根本付不起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目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当年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直至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桂林街61号、63号、65号的三、四两层为校舍，才得以由夜校变为日校，并改校名为“新亚书院”。
纵然条件稍有改善，根据新亚书院第一批三位毕业生之一的余英时忆述，新亚书院仍远谈不上“大学”的规模。不到200平方米的桂林街简陋校舍，竟被隔成学生宿舍、办公室、四间课室以及供校长钱穆、新教务长唐君毅、总务长张丕介三家人居住的单间，更无可能备有图书馆。学校早期并无严格的系别，数十名学生只能被笼统归为文史、哲教及经济三系，依次由钱、唐、张三位先生主持。到缴付房租和水电费时，往往还需要钱穆以私蓄垫支，甚至要拿张丕介妻子的首饰去典当。
困乏中的转机
新亚早年的教师中不乏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左舜生、教育学家吴俊升、国学家罗香林与饶宗颐、经济学家杨汝梅、书法家曾克端等。
随着来访新亚书院的著名学人逐渐增多，但学校限于规模和经费却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新亚书院设立了一个文化学术讲座，利用桂林街校舍四楼大教室晚间无课时间，每周末晚上洽请各地来港知识分子做公开学术讲演，校外听讲者常至满座，留宿校内的学生只能挤立墙角旁听。三四年间，讲演者有林仰山、董作宾、沈燕谋、罗时宪等凡四五十人，讲演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宗教、艺术、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题，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21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在大陆时是“望重一时的学者”，但在香港这片殖民地，其影响力与号召力终有不逮。作为独立的非牟利教育机构，新亚书院在建校之初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是时香港唯一的精英学府香港大学相比，就像是隔着维多利亚港的九龙贫民区与港岛半山区那般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钱穆亲撰策励师生的新亚校歌所言，这些“手空空，无一物”的书生，为了护持、延续、发扬已经花果飘零、濒临灭亡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命脉，明知“路遥遥，无止境”，仍咬紧牙关办学，辛勤耕耘，终克服诸般困难，使新亚书院成为一处傲然矗立的学术重镇，并赢得各方的关注、同情、尊敬与支持，先后获台湾“总统府”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每年补助2.5万美元，并得亚洲协会与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新亚研究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在九龙农圃道自建新校舍。
但对钱穆来说，他本欲以读书为本身的责任，在香港办学多少有些阴差阳错、迫于无奈，“我不能安身国内，只身流亡到香港，这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然而也正是在这艰苦的数年间，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及《人生十论》等著作。
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余英时去探望得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发现老师孤零零一人躺在空课室地上养病。余英时心中难过，问可有事需要帮忙，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于是余英时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文集。多年以后，余英时依然难忘自己回来时的情形，“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辗转流离、漂泊异乡的钱穆，心中该有多孤独、多疲惫，旁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了。
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开局虽小，钱穆在心中为其谋划的格局却非常大。钱穆所谓之“新亚”，不仅仅是“新的亚洲文商”，更是“新亚洲”，“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坚信“中国民族当时的处境，无论多黑暗艰苦，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复兴之前途”，并希望“香港也真成为新亚洲的一重要的新邑”。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已有超过300万人口，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大批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带来的升学压力大增，让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扶持或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1957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做准备。1959年秋，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8系1所、456名学生的享有盛誉的学校。同年，书院接受港英政府建议，改为香港第一所私立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并接受政府直接补助。
钱穆出于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提高书院待遇、保障经费来源、让毕业生文凭获政府承认等考虑，亲自出面一一说服那些担心加入大学后，书院原有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的教员，促成了新亚书院在1963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在合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三所书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保有各自独立的校董会并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但逐渐地，书院的文化学术理想被殖民地政府刻意扭曲和压制，在种种摩擦与角力后，新亚的精神只变成口头上的名称，其内涵几乎荡然无存。
当一切渐上轨道，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在多次请辞不成后，钱穆向新亚书院请长假。1964年6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院长一职，并于1965年正式离开新亚，结束了在香港16年倾注心血的办学生涯。“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88岁高龄出版的厚厚一本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钱穆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短短一句淡淡带过。
究竟是什么让钱穆心灰意懒？是与殖民地行政模式和中文大学办学理念的龃龉？抑或是新亚内部人事纠纷与“新亚精神”的渐渐变质？至今未有定论。唯一能确认的是，钱穆放弃了可以补发的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一大笔薪水，且并未申请在当年足以买房囤地的一次性数十万港元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不带走分毫。时年已过60岁的他从无置产，其晚年可谓清苦凄凉。
离校前的毕业典礼，钱穆弃着博士袍，一身黑褂，从容寄语：“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这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1966年，钱穆移居台北，在张其昀任董事长的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指导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每月薪酬仅2万新台币。
1976年，港英政府通过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的“中文大学法案”，各成员书院的主要职权缩减为管理书院动产及建筑物、负责学生福利与通识教育等寥寥数项，大学本部转而全面掌握办学主导权。钱穆、吴俊升、唐君毅、李祖法、徐季良、沈亦珍、刘汉栋、郭正达、任国荣等九位校董联名在各报章发表辞职声明，抗议改制方案有违当初成立中文大学之原意，强调“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无法实现”。
曾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如此评说自己亲身经历的“改制风波”：“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那事实上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也体现了新亚血统中与生俱来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争持与纠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亚精神其实就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精神。在文化学术上，新亚精神主张以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进而有机地吸收和结合其他东西文化之长，同时矫正自己文化之短。在教育方面，主张除了学习一般的知识与技能外，还需要注重个人品格的培养，使每个学生将来都成为对社会、国家、民族真正有贡献的博雅之人。时至今日，凡此种种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新亚35周年，钱穆以年迈之躯辛苦自台北回港出席了院庆。受邀出席40周年院庆时，他慨然叹谓：“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
钱穆一直到80多岁时才退休，他拖着衰老的身躯上最后一堂课，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钱穆弟子孙国栋忆及：“那个已然衰弱到连走路都费劲的先生，宣布下课，在大家答礼要离开的时候，钱先生突然在讲台上大喊：‘你们是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香港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