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文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梁启超提笔写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足见甲午战争之重要。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形成明确的历史之链。梳理历史之链，对历史的认识与反思才会更加深刻。
一
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文化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日本基本上是“现代国家”，而中国总体仍是“前现代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20余年后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正式开设议院。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之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1880年11月，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洋务运动在顽固派强大的反对下举步维艰，禁止民办现代企业，因此现代企业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
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多达955家。
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因此清廷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
在军事体制方面，甲午战争时，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的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后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中国的新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
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二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不同因素多多，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简而言之，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夏之防”观念，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地区，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以华夏中心论为核心，又形成了一整套“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的强硬僵固的意识形态。
因此，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中法战争，都未使中国感到改革的迫切。相反，从林则徐到19世纪60年代开始变革的洋务派，都受到“以夷变夏”、“溃夷夏之防”的严厉指责。在巨大的保守力量阻力面前，洋务运动进展得非常艰难。结果，虽然中国被卷入现代化比日本早了十几年，但实际起步却比日本晚，更没有日本那样彻底。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藩属国”一个个脱离了“天朝”体系，到甲午战争前，唯一实质性的“进贡国”只剩下朝鲜，成为“天朝”体制唯一一块基石。但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其第一款确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不再是中国藩属国。天朝体系，最终崩溃。
三
甲午战争的第一个后果是引发中国国内变革。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既无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然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却坚决反对。实力悬殊，改革本就胜算极小，何况并无政治经验的维新派在复杂万分的改革中又屡有失误，短暂的维新终于失败。无论如何，从清王朝的命运来看，此时“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建设现代国家、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的高昂“学费”，白白浪费。
甲午战争另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还逼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但俄国、德国都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无法接受。在俄国主导下，俄、德、法都要求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日本当然不愿放弃已经得到的果实，但最终无力与三国对抗，只能屈服“还辽”。
“三国干涉还辽”，被迫把吞进去的果实吐出来，使日本感受到奇耻大辱，意识到自己仍只是“东亚强国”而不是世界“列强”之一，决心复仇。经过近十年准备，1904年2月6日，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日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得全胜。东亚的“蕞尔岛国”不仅打败了中国，而且打败了巨大的、欧洲的、世界列强之一的俄国，从而使日本跻身世界性“列强”之一。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东北南部（南满）的种种权益，建立铁路公司，设立关东都督府，在铁路沿线驻军……日俄战争，使东北亚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日本倾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大收“战争红利”，民族自信空前膨胀，相信战争可以解决一切，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在战争的道路上猛跑。“九一八”、“七七”，直到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小日本”敢主动向“大老美”开战，与“小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大中华”、日俄战争中战胜“欧亚巨人”俄国带来的自信不无关系。
日俄战争，更改写了中国的政治版图，使中国的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力量。
自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十分有限。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开始“复苏”，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日俄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因此对此时尚非“革命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努力，革命力量开始集结，成立了同盟会。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再起，革命派力量开始集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不发生革命的现状维持，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从甲午战败到日俄战争一环紧扣一环的历史事件对中国、对东亚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做出何种反应，确实事关国家稳定和发展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