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生／文
即便我们知道1894年甲午战前，中国的工业化投资总额7770万美元，仅为日本同期8.6亿美元的9％，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基本原因。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被洋枪洋炮打开国门后、同时起步的两个东亚国家，中国怎么会一下子落后了这么多？日本人的拼命精神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实际上，在人类近代史“万花筒”般变化的背后，隐藏着“应激突变”的深层逻辑。
屠杀逼出来的“英国工业革命”
很少有人注意到：彻底改变人类近代史步伐的“英国工业革命”，并非如过去所说是圈地运动、重商主义、君主立宪、手工工场和行业工会等因素共同孕育出来的“硕果”，而是被一次鲜为人知的屠杀逼出来的“突变”。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荷兰和英国是当时东印度香料贸易的两大巨头。胡椒、桂皮、丁香等利润率高达800％的亚欧香料贸易，让荷兰人萌生了独霸东印度香料贸易的邪念。1623年，荷兰人以“发现英国商馆的日籍雇佣兵来荷兰商馆探察可疑”为借口，逮捕了英国商馆的20人，严刑拷问“证实”他们“准备袭击荷兰商馆”后，这20人全部被荷兰人杀害，史称“安汶岛屠杀”（Amboyna massacre）。
此后，英、荷交恶冲突公开化，英国人被赶出了东印度香料市场。于是，英国女皇全力支持成立、并招募了大批股东投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失去了生存空间。英国人被逼无奈，不得不开始转营荷兰人不愿意做的生意：贩卖印度“印花布”到英国和欧洲。虽然印花布的利润不到香料的一半，而且货重压舱、运输成本极不合算，但鸡肋也总比没有强。
在此后的70年中，廉价、轻薄、柔软、颜色鲜艳、染色方便、用途广泛的“印度印花布”，慢慢成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不可或缺的进口纺织品。斗转星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带来物美价廉的印花布和可观利润的同时，也运来了印花布对英国毛纺织业的致命冲击。
特别是在70年后1697年开始的三年中，英国的印度印花布进口量突然成数倍增长，终于将英国毛纺织业者逼入绝境，人们的愤怒和忍耐达到了极限。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上伦敦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推倒了东印度公司的围栏、掀掉了该公司办公楼的屋顶……示威民众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最多时超过了5000人。
英国国会迫于压力，于1700年通过《印花布进口禁止法》，但该法不仅没有阻挡住印花布的热潮，反而刺激了走私和大众对印花布的饥渴。20年后的1720年，英国国会不得不再一次通过《禁止使用印花布法》，穿一件0.5英镑的印花布裙子，会被罚款200英镑。
在这整个过程的几十年中，英国的毛纺织业的生存受到了不断加大的外来压力，印度印花布就像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英国毛纺织业者头上40多年之久，让他们心神不安、彻夜难眠，飞梭发明人钟表匠约翰·凯伊自然也在其中。
在千方百计、无论如何也要通过改进毛纺织机器，来战胜印度廉价劳动力织出来的印花布的长期努力中，“飞梭”（flying shuttle）——这一彻底改变人类文明史的技术突破，终于在33年后的1733年问世。它当之无愧地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始点。
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已经耳熟能详：飞梭将织布机的速度提高了10倍以后，很快导致了“纱荒”。于是1761年英国“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两次悬赏，征集纺纱机的发明后，从飞梭问世又经过了31年漫长的岁月琢磨，1764年英国兰开郡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才终于问世。此举又将“纺”纱的速度提高了几十倍。随之，“纺”与“织”的生产效率互动和需求推起，让整个世界为之地覆天翻。
总之，“应激”所焕发出的英国人超常的能力发挥带来的“突变”，才是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的本质。
“应激突变”催生的奇迹
一个国家的“应激反应”，就像人体在受到病菌攻击后白血球突然大量增加的所谓应激效应。也很像人造钻石的制作过程，石墨会在2300℃、15万－18万个大气压的高温高压条件下变成钻石。温度和压力过强，石墨会变为气体；过弱则变不成钻石。
这种由于外界威胁突发的应激能力，日语中说“火事の力”（火场出蛮劲）、中国有“兔子急了咬人”，英语中有“A dog will leap over a wall in desperation”（狗急跳墙）。人类近代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重大的 “应激突变”：1.英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2.欧洲向美洲大陆的移民后创造出的无限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3.日本明治维新；4.中国改革开放。
明治维新：“开港压强”下的奇迹
近代东亚表面上完全相似的中日两国，其应激压强却有着天壤之别。在1859年至1867年的八年中，开港对日本人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海啸。1867年日本的出口额达到1209万美元，是1859年255万美元的4.7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1.3％。同期的进口，从1859年的60万美元增加到2167万美元，增加了36.1倍，相当于年均增加56.6％。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75％）、蚕卵纸（3.9％）和茶叶（16％）。进口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和棉花、毛纺织品，以及军舰等军火。
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安藤良雄先生，把这种摧毁日本幕府封建体制的压力称为：“经济炮弹”。它所造成的冲击，用灭顶之灾来形容也不过分。
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日本国内固有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许多原本就短缺的生活用品大量流向海外，特别是由于欧洲蚕虫传染病受灾引发欧洲蚕丝价格飞涨，导致欧洲蚕丝价格上涨8倍后，日本的生丝出口最高达到99％。物价的上涨和商人阶层的越来越富有和强大，导致商品更多被商人买走，以致江户（东京）这样一个100万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圈，甚至出现了生活品短缺，连“将军”家里都没有丝绸衣服穿了。德川幕府不得不颁布《五品江户转令》，要求生丝、杂谷、水油、蜡烛、和服这五种商品必须先满足江户城的供给后，再行出口。这当即受到日本商人和洋人以 “政府垄断妨碍自由贸易”为理由的强烈反对，实际上没能实施。
当时日本国内的商品价格，随着国际市场价格水涨船高之后，日本棉花种植业几乎全军覆没，这给当时占日本农业人口三分之一的棉农造成毁灭性打击。许多人沦为流浪者、佃农或雇工。11.5％以上的贫苦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劳动者，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使开港后的工人工资几乎降低了一半。
生丝和茶叶的生产迅速增加，让部分农户成为富农、富裕蚕农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0倍。但生丝的大量出口却造成日本丝织业产量的锐减、甚至停业，六年时间里丝织业的重要产地西阵，就发生了两次织工暴动。
进口英国洋布的大量增加，让日本的国产棉布的产量下降了约50％，织布业开始转向使用物美价廉的进口印度棉纱；引进欧洲纺织机械的纺织厂相继开业。这反而避免了日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在英国“洋布”的冲击下民族纺织工业迟迟不得成长。
与1859年相比，1867年日本国内茶叶的价格上涨了100％；同期生丝的价格上涨了200％。跟随其后，大米（3.6倍）、大豆（5.2倍）、菜籽油（4.6倍）的价格也都随之上涨了3倍至5倍。物价飞涨，导致当时日本国内民怨沸腾，成为民众拥戴强藩武士“倒幕攘夷”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封闭了230年后的突然开港，把日本放到了烧烤的炭火之上，谁也不知道对外贸易的猛增，最坏会导致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开港前四平八稳的社会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人类的巨大潜能被一下子调动起来，全力拼搏在数十年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创造并积聚着社会财富。
日本的外贸应激压强（人均进出口额／人均GDP）1859年只有0.14％，五年后的1863年达到1.56％，增长了11倍；1867年达到6.56％又比1863年再增加4.2倍。日本开港通商后的应激压强八年中整整增大了约47倍。
中国：“体感压强”飘飘然
与日本开港后受到的“应激压强”的惊涛骇浪相比，中国几乎是一池平静的湖水。
鸦片战争前的1837年，从英国JM商会的对中贸易统计数据看，中国的进口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所以，英国人才下决心即便“流血牺牲”，也要砸开中国的大门。
但1845年《南京条约》实施以后，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鸦片和英国“洋布” 的进口增长速度反而有所放缓。这主要由于中国国内土产鸦片种植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贫苦大众还是买不起英国洋布。
开埠早期，中国的进口不升反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走私（特别是鸦片走私）的猖獗。据英国领事雷顿（T.H.Layton）估计，1846年仅厦门一地走私就占约13％；广州港正常缴纳关税的比率仅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1851年英国对中国出口棉花4.3百万包、棉布114.9百万码（1码=0.9144米）；1860年棉花8.7百万包（比1851年年均＋8.1％）、棉布222.9百万码（年均＋7.6％），棉花进口的增长率高于棉布进口。比之1860年以前的十年，1860年至1870年的十年间，不论棉花还是棉布进口增长率都在下降，其中棉花的下降速度更为显著。这让不惜刀兵相见、也要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政府和英国商界，大惑不解。
1847年，英国政府议会设置的专门委员会、为此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虽然相当冗长，却几乎不得要领。1852年当时的香港总督米歇尔（W.H.Mitchell）提出的另一份报告书也称：英国向中国的棉布出口数量，一直比人口少于中国一半、而棉纺织业曾经异常发达的印度少50％的主因，是中国人的棉布长年自给自足，且价格比英国机织棉布便宜。这份报告在六年以后的1859年才送到议会手中。
南京条约后中国的进口不振，除了中国土布还是相当便宜以外，以下两大因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英国人的注意：第一，始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使中国南方六省的半壁河山陷入战乱，整个流通、运输渠道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第二，太平天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使此前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愈演愈烈。进口洋布的很多优点主要是针对民众而言的，官宦和有钱人家的服装依然会以绸缎为主，而贫苦大众只要自己织布可以遮体，绝无高价购买洋布之闲心。就是说，有钱的不买、没钱的买不起。
当时熟悉中国情况的JM商会代表，在英国国会作证：“贸易受到限制，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障碍”后，“为商人开道、保驾护航是政府的责任” 的典型“重商帝国主义”的政府立场，促使英国以“中国政府不续约南京条约”为契机和借口，1856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4年以后，英国的对中国出口比之前确实有所增加，但那既不是诉诸武力的硕果、也不是英国的洋布比以前更结实、更便宜，而是太平天国动乱平定后中国市场本身的恢复。
这就导致中国1843年“五口通商”后的15年中，开港后的进出口增加所形成的体感压力，几乎没有明显地增加。当时中国的“人均应激压强”异常微小，从1843年0.026/10k，增加到1845年的0.073/10k仅增加了2.8倍，开埠15年后的1858年0.088/10k，比1845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以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导致日本开港通商后受到的应激压强为中国的23.4倍。
对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虎门销烟”、“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等，在今天看来无比重大的历史变故，在当时不过是多了一个“遥远的传说”，对他们自己数千年来男耕女织、慢条斯理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冲击和影响。
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就像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草食恐龙，在它缓慢行进的过程中，即便碰到些磕磕绊绊，对硕大的躯体而言也几乎无足痛痒。因此，中国百年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开港之初的“应激压强”过弱、国民大众在对外开放中受到的体感生存压力过小。以致创办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感叹：“我是一只狗，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不是中国人不愿意醒，也不是马相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叫声太弱，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即便听到了一丝蝉鸣鸟语，也会觉得远在天边、无关紧要。
曾经创造过灿烂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中华帝国，虽然同时直面汹涌澎湃的工业革命大潮，却远没有像日本那样体感到剧烈的“震感”。广州人照常在烟榻上吐着烟圈；北平人依然品着大碗茶、吃着炸酱面；慈禧太后张罗着过生日；地主乡绅忙着兼并土地、戏院青楼……
悠悠帝国，直到连为太后祝寿新修的园子都被洋人付之一炬之后才如梦初醒时，日本已经在1905年前后快马加鞭地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的工业投资总额却比日本少了11倍之多，甲午战争怎么可能打赢呢？
在还没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没有能拼尽全力奔跑之前，先不要刻薄地抱怨无辜的脚和鞋子。中国清朝末年开始的百年积弱，是中国人口超级大国基因等导致的开放应激“体感压力”过弱、没能激发起中国国民潜能的超常发挥所致，并非其他任何偶然因素能为。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对与周边国家100倍的收入差距所形成的巨大“应激压强”，果敢地踏入改革开放，照样创造出非凡的经济高速增长，不逊于任何异族他人。
作者郝一生，原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