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文
为什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写了一本皇皇巨作《21世纪资本论》。此书一经问世便众说纷纭。有人说“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了美英主流经济学家”；有人说此书“对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事实疏于考察或视而不见，又对资本怀着古老而又荒唐的偏见”。
可惜，读罢皮克迪的书之后，一头雾水。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此争论，看起来很热闹，却得不出多少有益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娱乐效果远远大于实际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难怪美国《新共和》周刊把皮克迪比喻为新出现的摇滚歌星，虽然流行一时，来得快亦去得快。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皮克迪说的没错，世界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无论国内国外，都是这样。近百年来，世界上穷国和富国的排名次序基本没变，但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870年世界上高收入组别国家和最低收入组别国家人均收入相差11倍。在1960年前后，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0倍。到2010年这个差距已经超过了40倍。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富西穷的格局基本没变。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1980年为0.26，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 2000年为0.417，到2012年，官方统计数据更是高达0.474。
皮克迪认为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回报率高于国民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这一点也没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如果投资回报率比经济增长率还低，谁还愿意投资？众所周知，拥有资本的人（或国家）拿钱玩钱，比较容易发财。无论古今中外，基本如此。例如，近年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房价暴涨，有房子的人资产性收入剧增。一套住房在短短几年之内增值几百万，恐怕工薪阶层一辈子也挣不来这么多钱。随着大城市房地产不断增值，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如果资本和政治联姻，将使得贫富差距更大。
毫无疑问，皮克迪的说法并没有错，可是内涵在哪里？他的说法有点像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使用资本的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拿世界各国历史数据来检验哈罗德—多玛模型，千真万确，一点儿都没错。可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模型毫无意义。本来就穷，哪里来的高储蓄率？本来人员素质就差，怎么会高效率地使用资本？按照哈罗德—多玛模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这个结论虽然反映了事实，却没有什么用途。皮克迪的论述也是这样。可是，人们不仅想用理论来解释既有的事实，更关心如何改变现状，如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便很容易流于空谈。
不能绝对、静止地观察贫富差距
超过真理一步就是谬误。
正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基本事实，但千万不要走向绝对化。孤立、静止地观察贫富差距并不能揭示长期规律。
不要把资本混同于拥有资本的人。尽管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但是拥有资本的人在竞争中不断变化。良田一亩，千年百主。“富不过三代”是普遍规律。在竞争中不同收入组别的人不断地纵向流动。有的人由穷致富，有的人败家没落。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人间贫富无常，风水轮流转。只要社会存在着较好的流动性，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希望由穷变富，就给社会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美国石油王国的创始人老洛克菲勒出身贫寒。乔布斯、比尔·盖茨都不是富二代。
国和国之间也是这样。世界经济中心在不断移动，在唐宋年间，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富庶程度让外国人望洋兴叹。明代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步向欧洲移动，然后再移动到北美。有人预测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说不定世界经济的中心又要移回太平洋地区。亚洲四小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常贫穷，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赶超，挤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也在不断改变，从第六到第二。近来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当然，经济大国并不一定是经济强国。要按人均GDP或者人民生活水平来看，中国恐怕都进不了前50名。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存在着改变现状，由穷致富的可能。不要静止、孤立地把贫富差距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分界。我们研究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为了度量贫富差距有多大，更重要的是探索脱贫致富的道路。
贫富差距会不会自动缩小？
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会逐步加大。特别是在经济起飞阶段，贫富差距会恶化。待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先上升再下降，呈现一个倒U型曲线。回顾许多国家工业化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律。经济改革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结果必然扩大贫富差距。想让所有的人同步前进，一起致富，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干不干都一样，计划经济不就是这样吗？其结果不是均富而是均贫。问题在于等到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照顾弱势群体。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描述了普遍事实，但是也能找到不少例外。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持续上升，并没有自动地出现下降趋势。有人解释，也许这些国家还没有达到的饱和状态，需要再耐心等等。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在下降之后再度上升。有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之后很快就出现动乱，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高位上熬了多年，看起来还能混下去。显然，现实并不像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资本的边界
皮克迪收集了许多数据来证明由于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拥有资本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些人质疑皮克迪的数据是否准确，例如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撰文挑战皮克迪的数字的准确性。其实大可不必。要求宏观经济数据绝对准确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找出一些数据上的毛病也未必就能推翻皮克迪的结论。
不过，皮克迪的数据处理确实有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要注意划分资本的边界。皮克迪把工资当作劳动报酬，把其余的都打入资本收益。这一点值得商榷。众所周知，生产三要素：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缺一不可。在生产过程中每一项要素投入都应当得到各自合理的回报。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要素之间会通过相互替代而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在生产中，科技创新、工业组织、劳动分工、教育培训、企业家创新、规模经济、品牌效应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低于资本和劳动力。请问，这些要素的贡献是属于劳动力还是划归“资本”？如果都划归“资本”，就很可能夸大了资本的贡献。
在资本市场上，有的人长袖善贾，很能赚钱，可是也有人把老本都赔光了。资本是否增值，关键在于操作资本运作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能赚钱，有的人就赚不到钱？人尽皆知，人和人不一样，受到的训练和知识结构不一样。真正赚钱的主体是人而不是资本。显然，人力资本（Labor Capital）是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如何定义人力资本是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roaty），或者叫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重大课题。教育和培训（干中学）是培育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皮克迪计算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当中有一块理应划归人力资本。
皮克迪认为“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教育和在职培训对于低收入民众来说是摆脱贫穷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某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有缺陷，自然应当改进，但是总不能说给民众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吧？类似这样武断的结论削弱了皮克迪的说服力。
税制改革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
孔夫子说，“不患贫，患不均”。
贫富差距与也来越大，怎么办？在历史上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曾经有过多种尝试。
例如，明末苛捐杂税很重，民不聊生，李自成喊出一个口号：“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老百姓不缴税纳粮固然很好，那么，闯王的军队吃什么？不征税纳粮就只好动手抢，最后沦落为流寇。
再例如，土地革命中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平等程度，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谓的土豪地主大多数是农村生产能手。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添置了几亩土地，革命一来，一扫而光。以平等为目标，剥夺农村生产能手的结果是农业生产长期萎靡不振。如果今天再按照这个思路缩小贫富差距，农村的种田能手基本上都会变成地主。“打土豪”之后中国人又要饿肚子了。
暴力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杀富济贫无异于杀鸡取卵。
搞计划经济确实可以实现高度平等，实际上是达成了均贫。混不下去了才开始经济改革。其实，当代民粹主义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多数时候他们只不过口头上叫喊一番，过过嘴瘾，并没有打算玩真格的。
在理论上，人们在三个层次上（生产、分配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再分配层次主要是慈善和捐赠，好固然好，却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生产层次上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反对垄断，让所有的企业和员工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当前，国有企业对某些领域，例如银行、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垄断，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分配层次。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现代社会离不开政府机器。民众缴纳税收，雇佣政府来保护自己的人权和产权。与此同时，税收提供了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收入高的多缴税，收入低的少缴税。可以拿出一部分税收转移支付给最穷的弱势群体，他们非但不用缴税，还能得到政府补贴。税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缴纳的对人权和产权的保护费。政府保护民众的人权，老百姓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保护民众的产权，在民众的产权当中住房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民众就要缴纳房产税。住大房子的多交，住房小的少交，没房子的不交，政府还要从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修建廉租房，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低收入家庭。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杠杆。
在计划经济中，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国营，一切利润都归国家所有。集体企业在本质上和国有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既然所有的企业的利润都归国家所有，当然就无所谓征不征税。计划经济吃大锅饭，实现了高度平等。不论干不干，工资都一样。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有房产都归公，取缔私有产权，自然也就没有了房产税。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既没有个人所得税也没有房产税，可是人们吃不饱，幸福感很低，探索了好几十年，最终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农业、工业、贸易等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唯独金融改革和税制改革严重滞后。现行的税制非常严重地保留了计划经济特色：个人所得税只占政府财税收入的6.2％，政府财税收入的72％来自于企业的增值税、流转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向企业征税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却丢失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现行税制下，企业的董事长和清洁工承担的税收负担没有区别。相对高收入的董事长来说，清洁工的税收负担就非常重。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缺位使得我们没有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西方工业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政府财税收入的比例大多在30％—45％之间。他们主要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恶化推动着全面的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具体的路径建议是：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让企业把减少的税收作为工资发给员工，在普遍增加工资的基础上向员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从宏观上来看，员工工资可以提高20％—25％。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情况下，低收入员工提高工资之后基本上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没有住房的人用不着缴纳房产税，他们的实际收入将显著改善。高收入员工在提高工资之后需要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但是相对增速就不如低收入群体。如此这般就可以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我们就是要在这对矛盾中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切合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高度平等，但是丧失了效率，人们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人们总结出一条简单的真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了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初期必须强调效率，鼓励竞争。在改革30多年后，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于是需要强调公平，改进分配机制。如果看到贫富差距变大就禁止市场竞争，那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完全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来限制贫富差距，帮助弱势群体。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用不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愣把贫富差距和市场经济捏在一起，好像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更用不着给所有主张市场机制，主张竞争的人都戴上一顶“新自由主义”的帽子。
政府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因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二者缺一不可。
我在1996年写了一本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总结了历史上各种经济学流派对于政府作用的论述。当效率低下是主要矛盾的时候，要强调市场，鼓励竞争。当公平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强调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低收入家庭。照顾弱势群体就是政府理应承担的一项重要的责任。就像开车一样，要随时根据对理想轨迹的偏差来调整方向盘。一旦发现偏差就猛打方向盘，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会翻车。
近年来，大城市的房价暴涨，拥有住房的人显著地获得了资产性收入，而在城镇中还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房。他们根本就没有享受到房价上涨带来的资本收益。年轻人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丧失了购房能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征收房产税，把拥有住房的人一部分资产收益纳入转移支付当中。第二，利用转移支付资金给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盖廉租房。只有稳住房价才能避免由于资本收益悬殊而扩大贫富差距。
名人也出错
保罗·克鲁格曼在2014年6月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皮克迪和反对者谁先崩溃？”他断言，质疑皮克迪的人是“拒绝承认这个事实（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或者至少放出一些烟雾弹，符合一些权势群体的利益。”
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大名鼎鼎，许多人几乎是无条件地相信他的论断。实际上这位仁兄对于数据处理的马虎早已出名。
在2010年，克鲁格曼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主张对中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当时在国际上许多人追随在他后面，掀起了一阵反华贸易战的喧嚣。
毫无疑问，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他研究的对象是上个世纪的市场经济，对新千年以来的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将近一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有进有出，依靠海关统计数据难免产生重复计算（Double accounting）。中国出口商品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产权属于外资企业。研究对象变了，数据的结构也变了，可是克鲁格曼依然刻舟求剑，捧着老黄历不放。克鲁格曼认为只要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必然减少，进口增加，就可以削除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他没有料到，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加工贸易中进口零部件成本降低，反而促使来华的跨国公司出口大幅度增加，导致中国的顺差不降反升。当美国政府最终承认中国没有操纵汇率时克鲁格曼自我解嘲，说他只不过是在信封背面大致算了一下，其实对于美中贸易数据并不了解。这一次，克鲁格曼断言对皮克迪数据的质疑会“迅速崩溃”，也未免过于武断。
皮克迪的书中提到了中国，却没有详细的引用中国的数据。这是明智之举。中国数据当中的定义和西方传统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贸然采用西方模型来套中国数据，很容易犯错误。
有人说，“皮克迪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这个结论来的莫名其妙。既不能把贫富差距加大归咎于资本，也不能说贫富差距加大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起码北欧、台湾、日本的数据都不支持这个结论。把贫富差距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世界上有许多高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还小。即使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中，例如亚洲四小龙，贫富差距也不像中国这么大。毫无疑问，只有公平竞争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资源要素的分配效率。有竞争必然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只要还有市场，还有竞争，贫富差距就是永恒的，绝对的。把贫富差距归结于资本，完全不得要领。学术研究一定要注重基本逻辑，如果要讲得比较全面一点，似乎可以这样表达：“如果只强调经济发展，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但是，完全可以做到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把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药方开错了
皮克迪看到了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现实，却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果果真是资本导致贫富差距，那么，结论必然是节制资本，向资本征税。可是，谁都知道，资本的流动性远远高于劳动力。如果对资本征收高额税收，资本就跑到别处去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招商引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哪怕是资本相对充足的工业国家也不敢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皮克迪也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他建议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协调一致，同时对资本征税。显然，博弈论并不支持皮克迪的假说。国际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参与博弈的主体多元化，各方的利益相互冲突，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个可以整合各方利益的主体。要做到全世界各国统一征税，恐怕比实现共产主义还困难。其实，皮克迪自己心中有数，他立即补充说明，“这无疑是乌托邦式的理想”。
民粹主义迎合小市民的眼前利益而无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贫富差距恶化，激起民众广泛不满，恰恰给民粹主义泛滥创造了条件。
克鲁格曼说：“如果反驳民粹主义的论调，要依靠对不平等做出虚假的表述，那么你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民粹主义或许是正确的。”
克鲁格曼的逻辑推理有些问题。肯定当前社会不平等，并不意味着非要按照民粹主义来办事。民粹主义除了鼓动人心的空话之外，并没有什么内涵。如果振臂高呼“这个社会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许会一呼百应。在满足了追求虚荣的渴望之后，下文在哪里？除了空谈还是空谈。滔滔不绝，不着边际。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非常复杂。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皮克迪谈谈自己的观点，言论自由，谁想说什么都行，用不着大惊小怪。既没有必要把这本书捧为颠覆传统观念的划时代杰作，也没有必要给不同意皮克迪论述的人扣顶“新自由主义”的帽子。心平气和，有话慢慢说。
作者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