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才/文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但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期待不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不妨回顾历史上的几次变法，各自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更好地推动改革大有裨益。
春秋战国时的变法
（一）魏国李悝变法（前455年-前395年）
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序幕。公元前403年，韩、赵、魏国君被天子承认，魏国君（前449年-前396年）拜孔子的学生子夏为师，并请到魏国西河（今河南安阳）聚徒讲学，从者300余人，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他的弟子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人与乐羊、西门豹等名臣名将一起，被魏文侯重用，李悝出任宰相，实施变法。
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除世袭制度、废除井田制、改革军事制度、实行法治。
废除世袭制度，取消了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改革直指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们，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制度，并根据官员能力进行选拔。
废除井田制，即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励垦荒，允许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防止增加产量导致谷贱伤农，实施了平籴法，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年成等级买进余粮，坏年成按年成等级平价卖出一定数量的粮食。
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优秀者。废除了只有“国人”才能为国效力的制度，强调个人身体和技巧作为征兵的条件。
考取“武卒”必须能够身穿甲胄，执拉12石之弩，背负50支箭，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方可入选。军事制度的改革，使魏国有了一支强大的精锐部队，其时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之说。
实行法治。为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内容包括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如《法经》规定盗符、盗玺、议论国家法令者诛，官员收受贿赂处斩，博戏（赌博）罚金三市，太子赌博则笞（用竹鞭打），笞后不改，便改立太子。其时之法，虽是刑法，但法的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魏国李悝变法持续了27年，魏国成为春秋战国第一个崛起的强国，但魏国的强大没有持续下去，更没有统一中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使秦国逐渐强大，并统一了中国，其中的原因众多，但魏国没有用好人才是一个重要原因。李悝死后，魏国曾经出了很多人才，但这些人都未被用，或被排挤、陷害。由此可见，一国强大，要用好贤能之人，不能用贤才，国家难以强大。
（二）楚国吴起变法（前440年-前381年）
吴起曾随曾子学习儒学，后来学兵法，熟悉法家。他帮助鲁国攻打齐国，被齐国采用离间计逃离鲁国到魏国。后经李悝推荐成为魏国的大将，军事才能出众，李悝评价其打仗之才能超过司马穰苴（此人乃齐国大将，才智与姜尚并论）。后被惠王时宰相公叔痤设计陷害而离开魏国去楚国。
公元前384年，吴起来到楚国，被任命为宛( 今河南南阳市) 守，一年之后（前383年），他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主要包括立信立法、改革官僚制度、整顿官吏、改革军事制度等内容。
吴起吸纳了李悝变法的经验，深知法治的重要，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如颁布《减爵禄之令》。为取信于民，吴起采取“倚车辕”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
官僚制度改革上，取消了世袭俸禄，凡封君传到第三代的就收回爵禄；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省这些开支以供养和训练士兵；令贵人往实广益之地，即把旧贵族迁徙到人少地多的边远地区去，从事农业生产。
整顿官吏上，主要目的是削减大臣威权。“卑减大臣之威重”，“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的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削弱大臣威权，“禁朋党以励百姓”，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姓。
军事制度改革上，首先采取耕战结合。吴起的“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止士民脱离农耕和军队，鼓励士民耕种，达到兵精粮足。其次建立精锐部队。在全国招募兵员，选择年轻力壮之士，根据身材和特长分类编队，对善戈、矛、戟、殳、弓箭者予以提拔。正是用这种方法，使全军的素质迅速得到提高。
吴起变法是有效的。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变法也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利益，这些人借吴起为人、品行存在的不足攻击变法。楚悼王在时，命令谁反对变法就杀谁，尚可维系局面，但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宗室大臣群起作乱攻打吴起，吴起被乱箭射死在楚悼王尸体旁，并被车裂。
（三）秦国商鞅变法（前395年-前338年）
公元前361年，魏国宰相公叔痤病重，当众推荐家臣商鞅为宰相，而魏惠王不置可否。
于是，公叔痤屏去左右，劝惠王：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他，别让他出境。惠王走后，他马上找来商鞅，告诉他赶快逃命。商鞅则言，惠王不能用我，必然不会杀我（没有看得起他），故一直等到公叔痤去世后才去秦国。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变法时间约21年。
商鞅实行法治。颁布《秦律》，在《法经》基础上增加连坐法；强调法令的执行，不允许议论国家法令。决定迁都咸阳，有人说不方便者，一次就斩杀六七百人，其后民莫敢议令。法令实行一年，太子犯法。商鞅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对其师傅公子虔脸上刺字，法令实行第四年，公子虔再次犯约，被割掉鼻子。
改革户籍制度。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即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责令每家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
改革官僚和军队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集小乡、邑，聚为县，全国合计31个县；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禁止私斗（指奴隶主之间为争夺土地、财产的争斗）。被举荐的官员犯了罪，举荐人按被举荐官员罪过治罪，而且要判父、母、妻三族罪刑。
推进经济改革。采用魏国做法，废井田，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凡从事末业（工商） 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家奴婢。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出兵包围了魏国的安邑，使之投降。变法三年，迁都咸阳成功。五年，秦人富强，天子封秦孝公为国君（诸侯），诸侯毕贺。变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根据史记的叙述，商鞅变法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偏离皇帝之道，一心实施霸道，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和国家。二是积怨深重，不行教化。商鞅任秦相十年，皇亲国戚、民众怨恨很大。惩治太子师傅，公子虔闭门八年不出，杀死祝欢，用墨刑惩处公孙贾，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三是居功不自明。商鞅一直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改革，把自己与秦穆公时的丞相百里奚相比，认为自己更有才干。四是轻德尚刑，不举贤才。
封建君主制度下的改革变法
（一）王安石变法（1021年-1086年）
王安石于1042年考中进士，1058年冬改任三司度支判官，上书万言提出改革，未引起朝廷重视。1067年宋神宗继位，问他治国之道，王即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定新法。熙宁二年(1069年)，出任参知政事，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上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新法的实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众多士大夫等共同反对、质疑变法。均输法、青苗法刚颁布，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韩琦，以及苏辙、苏轼、程颢等朝臣立即上书反对，王安石力排众议。
“青苗法”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收获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20%的利息，夏秋偿还，目的是救济贫困，抑制土地兼并，促进生产。遭遇反对的原因在于贷款在实际中变成了强制摊派。
司马光批评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不问民之贫富”而强行“抑配”（摊派），又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官吏催急了则逃散四方，富者不走则承担逃走家庭的负担，这样下去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低息贷款变成了高息贷款。朝廷2分利息，本来就很高了，许多地方明令3分利息，甚至更高；高利贷给地方官吏创造了鱼肉百姓的机会。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
“均输法”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实际是命令六路发运使高卖低买，由官方经营、销售各地上贡货物以赢利。
有人分析，王安石的变法大多是以国家垄断商业和金融为手段，取代商人搞经营为国家创收。它确实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少百姓因此背井离乡，流离失所。1073年有人画《流民图》给宋神宗看，图中流民或身背枷锁，或口食草根，神宗震惊，对变法产生怀疑，次年王安石被罢相。
（二）张居正变法（1525年-1582年）
张居正16岁中举人，23岁进士，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1572年5月神宗皇帝（其时9岁）登基后代为首辅，同时为神宗皇帝的讲官，由于讲学方法得当，深得神宗喜欢和钦敬，也深得神宗母亲李太后的信任。故神宗登基早期多年，作为首辅的张居正掌管军政大事，一心一意推行新政。
神宗之前的穆宗时期，已经推进了一些改革。张居正当首辅后，继续改革。
在政治上实行考成法。即严格考察地方官吏对中央诏令的执行情况，且地方官吏要定期向内阁汇报地方政事，以达到“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
通过加强官吏考核，裁革十分之三的冗员。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考成法的目的也在于解决财政困难，减轻普通百姓负担，解决豪强权贵的逃税、拖税问题。考成法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凡是追缴欠税不力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
在经济上清查土地，减轻税赋。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几年时间，清查土地700多万顷，抑制了一些豪强地主；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将州县所有赋税如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按亩为单位缴纳，简化了税收手续，减轻了部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
严格出差管理制度，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明代的驿递是官办交通工具，从京城到各省设有驿站，负责往来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交通等。这些负担都分摊给驿站附近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规定，不是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但逐渐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送人情。官员利用驿站勒索受贿、随意抓人，以谋私利。张居正严格了驿递制度。
军事改革。启用曾省吾、刘显平定西南之乱，用戚继光总理蓟门、昌平、保定三镇练兵，启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3000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稳定。
张居正当政十年，其改革是成功的，且争议不大，但其死后，改革措施很快被废除，其中的原因众多，主要在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张居正为帝师，对神宗皇帝要求严格，一次，神宗读《论语·乡党》中的“色勃如也”，将“勃”念成了“背”，张居正则厉声纠正，让幼小的孩子留下了敬畏和恐惧之感。张居正告诫神宗不能奢侈，去世后，有人告发其家财万贯，神宗皇帝得知后勃然大怒，言：朕自登基以来过着清苦寒酸的生活，张居正只是臣，却能奢华。故其去世后两个月，就抄其家，得金银百万两，后来没收其家产，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同时，也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
当然，也有看法认为张居正用人偏差，是其身后“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58岁那年痔疮复发，弥留之际，匆忙同意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此人未上任就遭弹劾。继任的张四维掌权后立即起用一批被张居正罢免的官员，首先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是其门下。
几次变法的经验教训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变法经验、教训众多，本文主要就改革本身谈些看法。
（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魏国李悝变法持续了27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132年后魏国灭亡。躺在前期改革的功劳簿上不会让国家强大，而且可能随时落后挨打。王安石变法的中断，使得面临衰落和边境之患的宋朝在50年后的1126年降金，迁都杭州；张居正变法被废除之后的80年明朝彻底结束。
商鞅变法，个人被车裂，但变法的内容没有废除，秦国逐渐走向强大。楚国变法，吴起被射杀、车裂，变法内容也未废除，楚国也强大了好长时间。由此可见，切实有效的改革，会使国家强大、政权巩固。因此，要坚持改革不动摇，深化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
（二）改革需要好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效、没有偏差地执行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对宋朝体制和机制的弊端了解不够，把握不准。均输法、青苗法算不上特别的创意，前人早已有之。但为什么遭遇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出了问题，好的设计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
春秋战国时的改革成功，是因为不仅有了顶层设计，更是有效、没有偏差地执行，而且国君带头执行，以身作则。这是因为那个时代国家压力所导致，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国家就会灭亡——被其他诸侯吞并。
（三）改革既要统一、协调思想，也要注意听取反对和批评意见
王安石的改革遭遇反对，张居正的变法死后被废，首先在于决策层和执行层的认识不统一，皇帝的心意反复。由此可见，改革要统一思想和认识，对于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需要充分讨论，分析分歧和矛盾、问题所在，提出解决的具体措施，特别注意弥补和解决执行中存在的制度、机制缺陷问题。既要看形势和趋势，看国家和民族大局利益，也要看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协调认识分歧，化解利益矛盾。使改革不因人而立，不因人而废，能够持续、长久坚持下去。
王安石改革的中断和张居正改革被废，说明改革方案和政策设计、完善，要善于听取批评、反对意见，完善制度和政策，堵塞所存在的漏洞与不足，而不是简单地划分改革派、保守派，赞成派、反对派。即使都赞成，改革也未必成功，即使都反对，也未必能有期望的结果。
（四）利益制度改革的根本是建立起对权力使用和运行的有效约束制度
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表明，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约束和制约权力，监督和检查权力，而不只是治民，更不必担心企业和市场会走偏。中国土壤环境下，权力和政策很容易被腐化，或者异化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欺压和盘剥民众的利器，乃至成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出现朝代的更替。
改革能否成功，也在于需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将改革的政策、方案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必须细致到操作程度，使自由裁量权缩减到最小，不能让个人利用法律法规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力谋取私利。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立法赋予民众和社会监督权、举报权，赋予民众权益法律保障权、诉讼权，防止公权侵犯私权，对公权力运行和使用中存在的违规、违法现象进行处罚和法律制裁。这是改革中的真正硬骨头。
（五）改革要为失去利益者寻找出路
春秋战国时的变法，符合了时代的潮流和未来趋势，秦统一中国之后，除皇权及其俸禄继续世袭和继承外，其他官僚的权位和俸禄不再继承。废冗官、举贤才的改革为历代王朝的帝王所重视。但是，站在当下，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团体利益、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得利者和失利者之间如何平衡利益得失，化解思想认识和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使影响改革的主要力量同心同德，推进和支持改革，是改革主导者必须要解决、处理好的问题。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