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阿里巴巴终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马云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明星。而公益的目光也同样追随着这位新晋中国首富，他几个月以前的承诺也变得更为具象。

今年4月，阿里巴巴两位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基金规模为阿里巴巴总股本的2％。

按照最新的阿里巴巴市值，这只公益信托基金如果真的落地，其规模将达到惊人的43亿美元。

相较于更为常见的捐款捐物，公益信托这一慈善公益方式鲜为公众所知。

所谓公益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它通常由委托人提供一定的财产设立，由受托人对该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并将信托收益用于信托文件所指定的公益目的。

实际上，早在13年前，公益信托即已经具备法律框架。2001年颁布发行的《信托法》中，公益信托占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法律文本明确了“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按照规定，公益信托具有四个必备要件：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有信托监察人；信托财产及收益全部用于公益目的。

在现实中，中国慈善事业中的绝大多数捐赠都是依托基金会进行。相对狭窄的渠道，再加上一些基金会问题频出，诚信受到质疑。业内人士寄望于公益信托获得长足发展，再次激活中国的慈善公益力量。

寂寞的公益信托

据《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3－2014）》统计，截至2013年底，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以及类公益信托项目39个，资金总额129.17亿元，仅相当于全国信托资产的约1‰。

然而根据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员黎颖露的统计，如果对照公益信托的必备条件，自《信托法》出台以来，国内真正符合规定的，不过三四个信托项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民皆投入至抗震救灾的战斗中。当时，中国银监会非银部副主任李建华恰好调任银监会陕西监管局局长，在他的积极协调下，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由西安信托公司（现更名为长安信托公司，下称长安信托）设立了“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并于当年6月6日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与此同时，银监会还同时配发一纸通知，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以支持灾后重建要求。按照通知的要求，长安信托公司受托1000万元资金，三年内用于陕西地震灾区汉中县的五所中小学援建项目。2010年11月底，五所学校建设工程全部结束，并通过审计和验收。

“顺利完成信托计划后，我们按约定拿到每年6‰的信托报酬，另有1‰付给信托监察人，1‰付给公益顾问。”现任长安信托家族与公益信托工作室经理上官利青称。

另外两个被确认为公益信托的项目分别是：2008年10月，由百瑞信托承托的“郑州慈善公益信托计划”，信托期限十年，信托资金与收益将捐赠给汶川地震灾区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2009年9月，由重庆信托承托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募得基金1亿余元，信托期限十年，其信托资金与收益捐赠给重庆特困、伤残、牺牲的公安干警及家属。

发展时机到了

尽管眼下国内公益信托的发展刚刚起步，但其发展前景被公益界和金融界一致看好。

相较于发展更为充分的基金会，公益信托在制度上仍有着自己明显的优势。

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而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需取得法人的资格。

此外，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虽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但也限制了其行为失去弹性。

公益信托则不同，其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

再有，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信托公司，而无需聘用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正因为公益信托的种种优势，公益信托尤其受到家族基金会青睐。马云和蔡崇信高调宣布将建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后，得到比尔·盖茨 、沃伦·巴菲特和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世界慈善公益领袖的支持。

2010年12月份28日，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香港宣布，公司创始人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并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新一代富豪做公益的方式已发生相当大变化，他们不再希望是一次性捐出去，然后全权由基金会负责善款使用，而是更希望慈善资产的延续性、慈善活动的延续性。”上官利青认为。

而公益界的专家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公益信托，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去。

今年9月13日，北京大学慈善法立法专家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即建议，“应该借慈善法立法时机，专门规定公益信托这一章节，以此激活《信托法》里所规定的相关要件。”

据深圳市民政部门透露，其正在起草的《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中，公益信托被单章列出，按照立法思路，未来将放开公益信托中受托人的主体范围，公益社会组织、基金会、有公信力的银行、律行等，都可以成为公益信托受托人。目前，这部地方法规草案正在接受市法制办审查，有望今年年底能报深圳市人大审议。

配套制度仍缺失

“虽然法律框架早已搭建，但是，相关配套制度一直缺位，造成了公益信托发展中的诸多现实障碍”。光大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高传捷认为，只要解决了这些制度配套，公益信托将迎来“乘长风破万里浪”式的发展。高曾在中国银监会担任非银部主任，信托业正是在其管辖之下。

高传捷举例，《信托法》第62条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但却没有指定具体的管理机构，这给实际操作带来难题。比如，一个公益信托项目如果同时具有医疗和环保双重目的，那么相关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将包括卫生和环保两部门，这就带来了审批难题。如果项目再跨区域运作时，情况就更为复杂。

据上官利青介绍，长安信托在成功实施“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后，还曾相继尝试过其他两个项目的公益信托，但却一直没办法拿到相关公益机构管理部门的审批。

“《信托法》规定可以开展公益信托的七个领域，可对应民政部、环保部、林业、教育部等诸多部门，究竟哪个部门来批准呢？”高传捷认为这个模糊规定，至少让相关部门主动审批动机不强，“觉得无法可依”。

2005年8月，银监会的公益信托课题组，曾起草了一份有关推进公益信托发展的相关文件，报送国务院。结果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所关涉到的环保部、国家林业局、教育部等11个部委全部批示“赞成”“通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相关的制度及管理办法出台。

同样，《信托法》第61条虽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但并无相关配套制度设计，尤其是税法配套。

目前同样是用于公益目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交纳25％所得税。相比之下，公益信托在税收上，并没有获得与基金会同等待遇。

比如捐赠人向信托公司提出要捐赠房产来做公益。按目前相关税法规定，房产增值部分要收所得税，假若这套三居室、100平方米的房产，与十多年前相比，房产增值400多万元，那么捐赠人在向信托公司作公益捐赠时，按所得税法还得交25％所得税，即要交100万元的增值税。这样一来，房产拥有者的捐赠意愿肯定会受到遏制。

“这是一个怪圈。没有税法制度的改革创新，目前即使捐赠人有意愿对汽车、房屋、股权等财产权，进行公益信托，也没有合适的通道。”高传捷表示。正因此，目前国内已开展的公益信托，基本都是货币信托。

此外，由于公益信托还涉及到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三方主体和两次财产转移，按照现有的流转税制，则会涉及两次财产转移而面临重复收税。

在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其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另外，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新成立的“万向信托－中国自然保护公益信托计划”对于海外同行的待遇，只能表示羡慕。其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现实中确会遇到税收困难，信托公司一方面要与捐赠者反复沟通，说服其放弃一部分税收优惠条件，另一方面，则与公益组织合作，争取获得一些抵税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