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第12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前夕，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预防自杀——一项全球性要务》报告，该报告向全世界呈现了人类的自杀清单：2012年全球有80多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身亡、每3秒就有一人自杀未遂。

自杀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WHO提出应将自杀预防提升至全球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议题的优先考虑地位，并呼吁各成员国建立国家层面的预防自杀计划和自杀预防策略。

迄今，全球已有28个国家建立了防止自杀的国家性政策。中国近年才把自杀问题当作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整体的行动规划与策略。尽管有医学界，甚至官方机构早在2003年前后就提出了一个限于学术圈内的计划草样，然而十几年过去，该计划始终难产，甚至连一个雏形都没有形成。在最新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甚至连“自杀”二字都没有提及。

自杀，在用每年12万的死亡数据来考验着中国政府是否出台国家计划的耐心。

数据匮乏

没有国家计划，中国预防自杀的相关工作基本都是以其他名义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也举步维艰，甚至连每年的自杀死亡数据都要“推算”出来。

“自杀干预和预防之前，首先要掌握可靠的自杀情况，包括自杀人数和死亡率等等。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加拿大精神疾病与精神卫生学专家费立鹏曾对媒体表示。2002年，费立鹏和他的中国同事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一文，这是中国自杀问题首次曝光于世界。

该文利用中国疾控系统的死因监测资料证实了研究者们曾经的猜测：中国自杀率很高。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到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此文发表后引起精神病学界的一片哗然，“卫生部门的领导大为震惊”。北京一位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院长对《财经》记者回忆。

自此中国开始重视有关自杀预防的工作，如心理健康促进和自杀预防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和心理援助热线等在各地建立。并且，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得以制定、落实；农药、其他有毒物质和治疗药物实现安全销售、使用及存储。

然而，医学界终究未能见到一个完整的生命登记体系。在没有可靠的死亡登记系统的国家，无法单纯统计自杀死亡人数。发达国家有关自杀干预的研究已开展了40多年，其生命登记系统能记录每个人的出生、死亡等情况，整个数据系统很完整。

登记一例自杀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执法、医院等不同部门。北京一位精神病学专家称，公安部门拥有一份较为完善的自杀统计数据，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拿出来与学术界分享”。

中国学者往往利用官方《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死因分类的数据，做系统误差纠偏，再借助范围不一的实地调查来估算每年的自杀情况。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黄悦勤就向《财经》记者展示了这样得来的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农村自杀率为8.58人/10万，城市为4.82人/10万；农村男性自杀率为9.09人/10万，女性则为8.05人/10万。“农村育龄妇女的自杀率从2002年开始大幅下降，至2007年农村男性自杀率开始高于女性。” 黄悦勤分析，中国现在的自杀分布状况特点基本与国际总体特点相符，自杀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按照WHO的数据，中国自杀率为8.7/10万，与几年前相比也有较大的降幅。但即便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每年仍有12万人死于自杀，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自杀人数的上升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社会经济的转变导致留守老年人、孤寡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将会大幅度增加。社会文化的转变则使得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淡薄，年轻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传统家庭纽带的强度在下降。再加上人口快速老龄化，老年人慢性疾病的患病率很高等原因，中南大学自杀预防研究所所长肖水源预测：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和自杀死亡的老年人绝对数将会持续增高。

国家计划难产

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很多自杀死亡是可以预防的，每年的自杀数据也比较惊人，但是自杀往往不是政府和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问题。

“求生是人的本能，自杀预防工作关乎公众的生命，应该响应国际组织的全球行动，应该建立一个自杀预防的策略与计划，发挥社会动员机制。”黄悦勤说。2003年，黄悦勤参与了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撰写的中国国家自杀预防计划建议。此项建议长达39页，详细讨论了自杀的流行病学研究、自杀造成的社会与经济损失、自杀的特征等。然而，计划草案最终石沉大海。

不约而同地，几位医学界专家将预防自杀国家计划迟迟不能出台，归咎于政府部门对于预防自杀工作不够重视，这也是社会动员机制不能完全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国家有很多事都亟待解决，再加上中国的自杀率与国际上自杀率高的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自杀预防工作排不上政府的优先考量。”黄悦勤说。

2002年至2010年版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还提到“在妇女自杀率较高的地区推动建立起妇女危机干预网络和危机救助系统；组织力量开展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多学科研究，进行农村妇女自杀预防与干预试点，建立农村妇女危机干预网络和危机救助系统，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农村妇女自杀的危险”等内容。然而，2012年发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近7000字的内容，“自杀”一词再没出现。

国家层面的自杀预防计划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综合性措施。肖水源列出了一系列举措，如缓解微观和宏观的社会矛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培训通科医务人员、支持和鼓励有关自杀预防的研究等在内的十项建议举措，“这样说，你就知道了，我国自杀预防计划一下子是出不来的”。

典型的国家自杀预防策略需要政府制定自杀应对方案的系统化方法，包括一系列预防策略，如监测、限制自杀工具、媒体指南、减少歧视和提高公众意识，以及培训卫生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警察和其他“守门员”。

研究先行

发达国家对自杀干预已有40多年的研究，中国的研究者则刚刚起步。不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正在发生。

9月10日前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宣布启动预防自杀APP软件的开发项目，作为预防自杀的一项尝试。2002年该中心开通的心理援助热线，十年后成为了“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服务范围包括一些健康宣教，但预防自杀还是主要的目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说。

建立国家计划的根本还在于推进研究。最近几十年，人们对自杀行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比如，研究表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自杀行为中至关重要。此外，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帮助人们找到全人群和易感人群中自杀的许多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自杀危险中的文化变异性也日益凸显，文化因素可能会增加自杀行为的危险，也可能起到保护作用从而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

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结合是目前国际上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也是对自杀未遂患者进行康复的主要方式。其中认知行为治疗是国际上最为认可的心理治疗手段。

认知行为治疗，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贝克（A.T.Beck）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一种有结构、短程、认知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针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和不合理认知导致的心理问题。它的主要着眼点，放在患者不合理的认知问题上，通过改变患者对己、对人或对事的看法与态度来改变心理问题。

“国外成型的治疗手段都是有赖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与交叉，中国针对精神疾病与自杀行为恰恰缺少这方面的实践，主要是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太弱，需要在预防自杀计划的大环境下逐步加强。”黄悦勤分析。

自杀行为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有关自杀原因的研究最为复杂。梁红分析，“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的定论，在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甚至要不要将自杀列为一种疾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要不要把自杀列为一种疾病，需要有循证医学的支持，即需要经过多次多方面医学临床实践综合得出结论。”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推出的诊断标准，大约每20年修订一次，最新一版是2013年5月推出的第五版。参与修订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特里沙·祖佩（Trisha Suppes）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修订专家们想从大脑的功能方面对精神类疾病进行分类，但是很快意识到现代科学对于大脑知之甚少，导致无法摆脱症状对情绪障碍分类的依赖。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推进，梁红所在的研究团队正在找影响自杀的高危因素。不过，要完成自杀行为的多因素模型，这需要更多的研究项目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