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复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大山子张万坟金南路一处荒僻的所在，掩映在一扇竹篱大门和一墙绿藤深处。观者与展品之间没有相隔的横栏线。除了展出文物，这里还以器物营造出一种古典生活空间的场景感。

“对文化不要老隔着，要尽可能地让人亲近它。”马未都对《财经》记者说，“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个记忆，只能到各种博物馆里去看到对它的赞美，今天生活中使用的东西都很简陋。生活跟艺术越来越隔升，不是越来越贴近。这是一个悲哀。”“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修复，都是基于外国人对我们的评判，用这种方式把我们的断裂修上，我觉得没有可能。”

说多了别人，他也不忘自嘲：“我跟我儿子说，你爹这样的混混儿都成为学者，是你爹的大幸，但是这个时代的不幸。”

马未都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上了《百家讲坛》以后，他讲收藏的书都成了畅销书，但也有微词者认为其不够学术水准。马未都对此很坦然：“我不是专业人士，有个经济学术语叫‘鳗鱼效应’，我是那鳗鱼，不是桶里那长得一模一样的鱼，我就这一条，来回钻，把水给搅动起来了。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没顾忌，我也因为没受过系统良好的教育，我没那框架。我的好与坏都是它给我带来的。”

马未都也写随笔，结集成了两本《马未都杂志》，取的是宋人将零星记载的传闻、逸事、掌故等笔记合集出版而称为“杂志”的典故。这些“兴致所至不舍得浪费”的小文，快则十五分钟，不顺也能一小时写就。

今年，马未都以《瓷之纹》、《醉文明》（第三、四、五册）系列等著作获得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在离开文学界20多年后，他又在那里当了一回“鳗鱼”。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未都在文化界已然颇有名气，不过是以文学知名。彼时，当代文学在“后文革”时代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和存在感，当创作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浪潮中沉重地追寻社会与历史意义时，马未都以一篇吟风弄月、轻声低吟的爱情小说《今夜月儿圆》占据了1981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整版；也是那一年，他从一个工人成为了《青年文学》的编辑。而要再过一段时间，社会上才会有文学要回归纯文学性与个人主观情感的大讨论。

到出版社工作后，有人跟马未都说，如果喜欢文学，这就到头了。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社会对文学的推崇，让青年们像向往革命一般向往文学；如今在文坛游走的许多大腕，彼时都是马未都编辑部里的常客。

马未都说，他在《青年文学》工作十年，一个人做责编的文字量是其他11人总和的四倍，但他觉得文学的味道渐渐淡了，也不喜欢这个圈里的人了。在专职之外，他和王朔、莫言、刘震云、苏童、海岩等成立了“海马工作室”，参与制作的《编辑部的故事》、《渴望》、《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口碑与商业双重成功的影视作品。

在这期间，他也从编辑部辞职了。“旧社会的人都没有工作。”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有个明确的社会身份。同时，在那个有地位、有成绩的职位上，他也清楚地看到，文学出版将走下坡路。

那一年是1990年，马未都35岁，写了一本和文学没关系的书：《马说陶瓷》。那本书所涉及的上百件瓷器都是他自己从80年代起的收藏。“这些东西如今都还在。”他对《财经》记者说。对文物的热情使他最终离开了文学界。

有所弃、有所执，是这条“鳗鱼”的进化之路。

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拍卖公司出现后，文物的价值才被重新认知。嘉德瀚海公司举行第一场拍卖时，马未都40岁，基本购藏已经完成，并以一己所藏创办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

他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的得风气之先归结为“机会主义”。“历史给我提供了‘天时’，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我最占天时。比我大的人，没戏，因为他被过去的那段历史吓着过，他就不喜欢那些（文物）；比我小的人，等他成长起来，这些东西都归位了，他没有机会了。”但马未都认为，在一个常态的社会里，收藏是一个小众的事儿，也是个专业的事，收藏家应该依赖专业人士提供鉴别和收藏服务。他预言说：“未来的商业社会，会把社会划分得很清楚。”

从琉璃厂到南小街，再到如今的大山子，占地由最初的三四百平方米到现在的四五千平方米，观复博物馆建馆已近20年，也开始有了多地的分馆。

“走得早的人一定都艰苦，但是他可能走通。晚点开也一样会遇到问题。什么时候都会遇到问题，机遇是不一样的，社会是一样的。”马未都说。对于个中艰苦，他甚少谈及，只是说“我的乐趣最终变成一种责任，是我没想到的”。他更有兴致谈博物馆的未来，一个靠制度和优质的文化服务立名的私立博物馆。

“在十年前博物馆开始往外走，走到杭州，走到厦门，现在做的还有哈尔滨馆、上海馆、深圳馆。我们做这么多博物馆，还是希望博物馆能品牌化，资源能充分利用。”

《财经》：从器物上可以看到文化的流传，我们的历史断裂了，从器物上也看得出吧？

马未都：我们文明的断裂，是近百年的状况。今天实际上是在修复，可是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修复的材料就是外来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艺术品，基本上看不到传承，各个领域都一样。比如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他们自己认为是种全新的创作，与传统创作差异很大。当代艺术出现，第一个前提就是把标准丢了，所以当代艺术任何人都可以评价。

《财经》：有一个对比，中国很多人是用现代的工艺，复制古代型制的东西，这些仿古的东西在生活里往往是无法实用的，只能是被供起来的；而日本一些工匠则是用传统工艺做新的型制、能融入现代生活的东西。您觉得是这样吗？

马未都：中国人既不仿古，也不创新，中国人只有一件事，叫造假——并没有真正仿古。如果中国人真能坚守古代的商业原则的话，今天也应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精心摹古，做一些手工化的、摹古的餐具，应该也有人买，可现在的中国人从内心出发点就不是这样。日本的工匠，即便是创新也是在他原有的文化上，一拿出来人家就知道这是日本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拿出来没人认得出来。我们的意识就落后于人，关键还浑然不觉。

《财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您怎么看？

马未都：这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口号嘛。我看电视上一些名人做节目，就听人说，你知道吗，谁谁谁开始画画了，他的画开始卖钱了。开始画画是个修养，但开始卖钱就是个商业行为，跟修养无关了。今天很多不是以此为生的人，更多是应该强调内心的感受，那些画完画卖钱的人大多是不大缺钱的人。

《财经》：中国现在的收藏，和历史上的盛世收藏有可比性吗？

马未都：没可比性。今天的收藏可以说是投资收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为了钱这个目的。过去的人并不是，很多人是积累文化，再就是让生活变得有乐趣。历史上积累文化的大藏家，都著书立说，有自己的观点，像吕大临的《考古图》啊、赵明诚的《金石录》啊、欧阳修的《集古录》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历史上的收藏大家，都因为他曾著书立说，而不是他是个财主。现在有的人说我也出书了，我说你那不叫书，是一画册，画册跟书还是有区别的。

《财经》：这种心态是怎样产生的呢？

马未都：这些人不愁吃喝，但是愁钱。这些人是第一代富翁，第一代富翁都有这个问题。历史上第一代富翁能够想通的，有，不多。想通的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比如卡耐基，钢铁大王、铁路大王，原始积累的时候都是以人命为代价的，他临终意识到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个耻辱，所以后来把东西都捐掉了。不是西方人比我们更有文化自觉，而是他们的文化自觉比我们早。我们今天能看到一点点文化自觉，起码有人愿意向文化靠拢，甭管真的假的，愿意做博物馆、愿意收藏，尽管可能目的不纯，但是向这方面靠拢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财经》：匠人文化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失落了？

马未都：是。所以我最终想做一个事儿，很想做一个手工艺学院，让有手工艺的人都有文凭、有职业。许多国家，尤其德国、日本，有手艺的人是非常受尊重的。我们不行，就说一工匠。可是我说，手艺是中华民族的命根子，中华民族长久攥着这个命根子才能长寿至今。我们不坚守，中国人的文化叫善变。“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最可怕的一句话。

《财经》：您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对您这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和历史上的际遇，您怎样概括？

马未都：我们这代没知识分子，真的，没有。我原来填表，有一栏叫学历，我老填“文盲”。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啊，我11岁到21岁这十年是文化大革命。我看的书经常前后都没有，上老先生家，老先生在那儿糊墙呢，看见一本书，既没后也没前，书脊都没有，拿个瓤回去，关在屋里看一天，看完很久都不知道书名啊，也没人给你提示，后来才知道这书叫《简爱》。我们那时候是那种看书的方式。我小时候得着什么书看什么书，得着一本医学书也看，可能很长时间就这一本书看，很匮乏。我们这一代人里基本不出什么学者，出来的学者里都是先天营养不良的，这个岁数的人全都先天营养不良，那个时代造就的，那个时代都停课了。尽管这个年龄的人也有在大学任教的，但我认为这些人都先天不良，跟古代的（学者）没法比。

《财经》：您写过王世襄、徐邦达，等等，追怀那些老人是一种什么感觉？

马未都：他们那些人好在有家学。但他们跟上一代，就是冯承钧、陈寅恪、王国维那一代人，也是不能比的。我们今天教育是分散的，小孩除了课内没完没了的应试教育以外，还有业余教育：拉着孩子先去弹琴，弹一小时，游泳，拉上来，外语……这种分散的教育使孩子任何一门都是应付，过关即可，都没有深入，也没有爱好。过去文人，陈寅恪先生晚年眼都瞎了，写一本《柳如是别传》，所有的考据凭记忆都在那，等于他在默写。

《财经》：您怎么理解尊贵？

马未都：按文化的标准，那时候的人比现在人尊贵。现在见不到这样的人，而且现在的社会不给这样的人一席之地。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未必能活得那么自如，但社会最终给他一个确认。而我们今天的人，如果做成这样，最终没有人确认你，就被湮没了，湮没了以后示范效应也就没了。我们今天都是吸毒的事儿占领媒体视线，这社会还有啥意思？

《财经》：您和王世襄先生的不同，可以认为是折射了中国社会的一次变迁；那您和之后收藏家的不同，象征着什么呢？

马未都：（王世襄先生）他们算是捡观念的漏，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他知道这个东西在旧中国有价值，所以他一点一点去搜集，他买一黄花梨的大桌子花三块钱。我们是捡社会的漏，我最好的时候是社会动荡的时代，这些东西都价值归零，甚至是负价值。什么叫负价值呢？就是这瓶子在你们家可能给你惹来麻烦，如同毒品一样，所以都把东西扔喽。当时我见到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大官窑（的物件），拿棉被包着，一锤子打碎，然后拿报纸分别包上，让四个儿子朝四个方向给扔出去。他那儿子跟我说，哎哟，我爹那短视，哪怕挖一坑埋了呢。

下面一辈儿的收藏者，理论上环境应该比我们更好。他们都是应该先挣钱去，有了钱再介入（收藏）这里。但中国最坏的是什么呢，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专业精神。西方所有的大藏家都不自己亲自上阵，都是有专业的人提供服务，但我们的人都觉得自己什么事都成，都自己来，所以我看到很多大藏家买的东西并不是很好。他们主要需要小心这个。但我觉得未来的商业社会会划分，会把社会划分得很清楚，而且未来人也会越来越知道专业的可贵性。

《财经》：中国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前，是没有博物馆和考古学的概念的，王国维曾经慨叹对敦煌那样的宝贝都举世不知其价值，收藏的人也只是私藏秘玩。您将自己个人的藏品拿出来展示，建成博物馆， 快20年过去了，怎么看待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

马未都：中国人过去都是很狭隘的，连皇上都刻个章，写着“秘玩”，不共享。共享这个概念是西方人的概念，它比较开放。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能想通这件事，我读了点闲书，不是正经书，我也该把这事儿想通了。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最终变成一个公共财富。我们这一代人理应比我们上一代人想得宽一点。我绝不会像王世襄先生那样——尽管我很尊重他，但我觉得他晚年卖东西是一件挺无聊的事儿，他又不缺钱。

《财经》：哪些博物馆曾影响过您？

马未都：全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就两种方式。如果你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就一个方式：全是私人的。比如说，故宫博物院过去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像大英博物馆，250年前以斯罗恩医生的捐献为基础建起来的。美国最有名的史密森尼博物馆群，在华盛顿，有19个单位，是一个叫史密森尼的英国人捐献的。这个英国人终生没去过美国，他认为美国人太没文化了，捐一博物馆让它有点文化。这个理念我们今天做不到。我可以把博物馆捐出来，但我不可能捐到一个我根本就没去过的地方。人家比我们高，差距就在这儿。

《财经》：您曾经挺肯定地表示，会在市区重建博物馆，想在公园里，后来发生了什么？

马未都：公园不行，现在政府不干，政府觉得公园就是公园。其实国外有很多博物馆就在公园里。博物馆很需要面积，没有面积不能提供很好的服务。我希望提供好的服务。比如，我认为博物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有休息空间，我甚至觉得应该有一个按摩室。

《财经》：您觉得自己主动进取的程度多，还是顺其自然更多？

马未都：我顺其自然，可是别人看着都是主动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