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
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部门债务水平也明显增加，且大多最终集中体现在金融体系中。金融业在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主要业务结构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其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值得关注，需要保持定力，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宏观经济杠杆消化仍需时间
从历次金融危机爆发规律看，经济大多经历了一个加杠杆到去杠杆即杠杆消化的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前，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债务的高速增长。2008年后，随着资产价格的回落和信贷违约亏损的增加，发达国家进入债务减少的去杠杆化时期。
与发达国家去杠杆相对应的是，为稳定8％以上的经济增速，我国采取了扩大投资、增加负债这种加杠杆的形式，以对冲外部经济下滑对出口乃至整体经济的影响。
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20％－40％资本金的制度安排和直接融资市场偏小的背景下，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银行信贷支持。自2009年以来，我国人民币贷款年度新增量从前期的2万亿－4万亿元直接跃升至8万亿－10万亿元，信贷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6个－20个百分点；年度经济总量（GDP）与银行机构本外币贷款年末余额的比重由2008年的98.1％上升至2013年的134.72％。
根据中国社科院、标普和渣打银行、野村证券等中外机构的最新估算，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的债务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各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等四大部门）加总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40％－170％左右上升至2014年6月末的250％以上。相关机构预计，2014年底，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将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
在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世界10％左右的高位市场份额基础上，随着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加，出口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推动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稳步增长将是常态，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增加债务的需求仍很强烈，因此，我国经济主动或被动地消化杠杆过程必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十八大以来，为实现经济再平衡，新一届政府更多地采用了以“补短板、调结构、促升级”为目标的定向式“微刺激”政策。特别是2014年以来，金融政策更多地采取“精准滴灌”式的结构调控，主要包括对特定金融机构定向降准、存贷比定向降低以及应用抵押补充贷款(PSL)、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与常设借贷便利(SLF)等创新金融工具，以保持重点领域的适度信用扩张，防止经济杠杆短期内断崖式剧烈调整导致宏观失衡加剧，其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杠杆消化过程中的金融变化
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必然反映在金融体系上，整体杠杆率的快速增加，驱动着金融资产的快速膨胀。
以银行为例，2008年至2013年，我国银行业资产增加了一倍多，银行机构资产负债及表外业务发生明显变化，带来重要影响。
银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杠杆倍数仍然偏高。在贷款的推动下，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由2008年末的63.15万亿元扩张至2014年6月末的162.95万亿元。相对于净资产（核心资本）而言，银行机构杠杆放大倍数扩张较快。在2011年5月银监会确立4％的杠杆率监管标准前，部分上市银行杠杆率已经接近甚至低于监管标准。如兴业银行2010年末的杠杆率为4.79％，好于监管最低标准，华夏银行为3.31％，已经明显低于监管标准。
经过银监会最近几年的努力，商业银行杠杆率指标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杠杆率仅为4.24％，杠杆倍数达到24.6倍，接近监管阈值。
贷款资产趋重、趋长，资本压力增加。2008年以来，为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放的固定资产贷款稳步增长。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固定资产贷款余额21.41万亿元，较2009年末增长83.26％，高出同期经营性贷款增速5.66个百分点。
同时，在政府引导和资产配置的理性选择下，居民部门开始了加杠杆的过程，在房地产、汽车及耐用消费品上的负债快速增加，银行个人消费类贷款稳步增长。
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消费类贷款余额14.45万亿元，是2008年末的2.96倍。其中，个人购房贷款余额达10.74万亿元，是2008年末的3.56倍。
随着固定资产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等中长期贷款的增长，银行机构贷款资产配置偏长、偏重的特点日益明显，资本补充压力增大。为了补充资本，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等五家股份制银行2014年上半年发行的二级资本债总额超过千亿元。
同业资产投向规避监管，与同业负债期限错配。基于同业业务具有节约资本、拨备和存款准备金以及交易对手之间互利等特点，我国银行业同业资产规模在四年半的时间内翻两番。
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资产（存放同业、拆放同业和买入返售资产）规模达26.04万亿元,较2008年末增长319.19％，是同期各项贷款增速的2.02倍；同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达到15.98％，较2008年末提高6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部分银行机构通过同业业务将资金投向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等限制性行业和领域，规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监管要求。同时，快速增长的同业业务造成了靠稳定性差的短期限负债支持流动性差的长期限资产的状况，流动性风险增大。
表外业务快速扩张，社会信用供给难以控制。近两年来，信贷以外的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一直保持4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本质上大多仍是银行通过表外业务创新和与各类非银影子机构（信托、券商、租赁、保险等）合作形成新的信用供给。依托银行表外（创新）业务存在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大社会融资渠道年度新增量由2008年的0.85万亿元上升至2013年的5.1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由2008年的12.1％上升至2013年的29.9％。
这些表外业务活动衍生的货币流动性无法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出来，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对货币供应量加以控制，干扰了货币调控政策，削弱了宏观审慎管理的效应。
银行负债成本趋高，推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名目繁多的“宝”类产品降生，银行存款的搬家迫使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等高成本渠道吸收资金。我国银行理财产品自2011年起出现爆发式增长。在市场资金相对宽松和监管要求趋紧的背景下，2014年上半年，全国仍有164家商业银行发行了2.9万款理财产品，同比增长33.45％；理财产品余额6月末达到12.65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达到4％－5％，资金成本远高于0.35％的活期存款利率和3.0％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理财产品的发展对应于存款账户，就是银行个人结构性存款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结构性存款余额达到2.35万亿元，是2011年末（当年初次统计）的2.35倍。上市银行数据显示，结构性存款占比较多的股份制银行资金成本最高，城商行次之，国有大行最低。其中，民生、兴业和南京银行等部分中小银行2013年计息负债的付息率超过3％，是国有大行的1.5倍－1.9倍。
伴随银行负债的脱媒化，银行资金成本逐步走高，负债成本的“高来”引致贷款利率的“高去”，社会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也逐步推高。
资产管理业务快速扩张，功能异化风险增多。近年来，受益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各金融监管主体陆续推出一系列关于放松牌照和投资渠道的资产管理“新政”后，券商、基金、期货、保险、信托、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均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我国资产管理行业迅速壮大。
目前，国内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五大行业简单算术加总后的受托资产管理规模达到40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达到35％－40％，跨业合作类的所谓“通道”业务充斥市场。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刚性兑付、运作不透明、风险不隔离、责任不清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明显偏离了资产管理“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质要求，存在较大的潜在与现实金融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仅信托资产管理业务中涉房和涉矿方面的兑付风险事件就达数十起；相关资管机构在2014年发生的数起风险事件处置中出现相互推脱责任的现象。
防止杠杆消化的政策风险
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杠杆过度集中于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也要保持金融体系自身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银监会不断深化银行业治理体系改革，为防范杠杆消化过程中的政策风险做了大量工作。下一步，还要从信贷杠杆的需求和供给两个端口做好多项工作。
有序实现杠杆置换。以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为契机，切实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推动公共部门由银行贷款融资逐步转换为更加公开透明、易于监管的政府债券融资。部分城镇化基础设施可以交由独立的市场化主体进行建设运营。
进一步完善金融结构，加快发展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发挥不同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各具优势的资源配置功能，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逐步改变企业部门扩张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杠杆的局面。推动企业部门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资本，降低贷款性债权融资比重，提高资本性股权融资比重。
有效降低杠杆成本。稳定信贷投放规模，防止因市场流动性不足引起资金成本上升。切实清理整顿银行不合理收费，取消一切没有实质性服务内容的收费。规范担保、评估、登记等收费，严禁“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经营行为。加强精细化管理，优化企业贷款审批程序、合理确定还款期限、创新还款方式。依靠银行自身努力充分挖掘客户信息，降低信贷业务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依赖度，减少企业融资的中间链条和最终成本。
有力提高杠杆收益。加快市场出清，允许部分低效企业破产清算，切实尽快扭转产能过剩局面，落实对农业、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降税减负各项工作，提高各行业市场投资回报水平。优化信贷结构，稳定固定资产贷款，扩大消费信贷，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提升小微企业、涉农等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服务水平，引导经济部门由低效投资转换为高效投资，确保投资收益能够覆盖债务成本。
强化银行资本约束。进一步发挥资本在业务发展中的约束功能和调节作用，探索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和效益约束机制，切实转变“重规模、轻结构，重投入、轻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特点，保持适度的杠杆水平，约束资产规模的超控制扩张。通过市场细分和专业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优化资产结构，节约资本使用，实现低资本消耗型发展。
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采用内部模型计量风险和资本，使资本监管与内部风险管理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经济资本占用、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等资本管理手段应用到考核、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加强银行业务治理体系建设。厘清业务条线边界，构建清晰的业务架构。按照银监会有关要求，科学规划传统信贷业务和同业、理财等新兴业务的关系，明确战略业务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根据不同业务特点，分别实行子公司制、条线事业部制、专营部门制和分支机构制改革，完善业务管理体系。根据银行机构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全面梳理各项传统和新兴业务在体制机制、政策流程、技术产品、人力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规范，科学确定各项业务发展的目标、路径、步骤、措施。
持续提高银行风险治理能力。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规范同业合作和信贷资产转让，切实缓释重点领域信贷风险。
严密防范表外业务风险，规范发展委托贷款，将融资型理财、资管计划等具有信贷替换性质的表外业务纳入统一授信，按照统一标准授权审批、计提资本和拨备。
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控制和优化存贷款结构、期限，缓解期限错配问题。加强案件防控，加大银行从业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教育，提升操作风险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表内外业务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加强表内外业务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时发现并提示、缓释风险，防止表内外业务风险交叉传染。
作者任职于中国银监会安徽监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