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整1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死伤空前惨烈的战争，欧洲满目疮痍，经济大受打击，大英帝国由此衰退，美国势力代之以兴。大战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也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严重的怀疑和幻灭，对近代欧洲本身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发展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批判。
长期以来大战被中国人视为“欧战”，亦即这是发生于欧洲战场的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这场“欧战”却和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
有人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没有‘五四’何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没有“一战”就没有中国参战问题和决定战后新秩序的巴黎和会，当然也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百花齐放了。也有人从经济发展而言认为一次大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认为由于战争提供的市场机会、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家力量的较少介入(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内战与地方派系政争不断)及其他经济因素，造就一批中国资本家的兴起，是民族企业走向欣欣向荣的机会。
更有名的则是大战期间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及占领山东，被视为民国的“国耻”，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造成近代中日关系难以弥补的一道裂痕。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本文将从中美商人团体的交会来呈现大战对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及其意义。
贸易转折
1914年8月大战打得如火如荼，8月15日美国开凿的巴拿马运河通航，缩短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距离，使如何打开远东市场成为重要而迫切的命题。由于美国最初未参加大战，美国资本家酝酿成立广益投资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借机拓展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而中国市场正是他们有意移转部分欧洲资金进入的地区之一。
再者，大战初期中美两国同属中立国家，为确保战时中立国家的对外贸易和航海自由，并避免与卷入欧战的相关国家在华商人组织之利益有所纠葛，1915年6月19日，美国在华商人在上海成立“美国中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以上为“一战”爆发之后中美经济关系之发展有别于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重要背景。
“一战”时期中国进出口整体贸易不佳，从中国海关资料得知因轮船被征用以运输军需用品，且后来又因德国采用无限制潜艇作战，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深受其害，然则中美贸易却能脱颖而出，实属特殊。在大战期间的1914年至1918年，中美之间的进口和出口数字最为接近平衡，且华货输往美国的价值一度回升，超越美货输华，1919年美货输华价值才又重占上风。就在1919年，不论美货输华或华货输美的价值均已突破上亿关两，从数据上说明了中美贸易往来的重大进展，可见一次大战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具有枢纽的转折意义。
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锐减，特别是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中德绝交后，德国在华行号撤退，1918年尚有75家，1919年仅余两家，而战争初期处于中立的美国，其对华贸易则有增长，在华行号和人数也随之快速增加。从1913年到1918年，美国在华行号增加1.7倍之多，其总数虽仍不如英日两国，但个别的美国在华跨国大企业则大有起色，甚至在中国市场呼风唤雨。例如最著名的企业有：纽约的美孚公司、美国奇异公司的附属企业──中国奇异爱迪生有限公司、英美烟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
不少中美交流组织亦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大学俱乐部”（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为毕业自美国大学的中美人士组成，以推动中美友好为宗旨的组织；成立于大战后的“中美工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则是中美工程师群体为协助中国工业化组成的工程专业团体；此外，美国在华商人团体──“美国亚洲协会”和“美国在华商会”，这两个美国在华商人最主要的利益团体，亦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中美商人、技术组织和知识群体的互联和发展动向，都是前所未见的。
企业家崛起
“一战”以后在上海从事棉纺工业，并由此发迹的代表企业家莫如穆藕初(1876－1942）。他在得州农业与机械学院学习植棉与纺织，获硕士学位，译有泰勒(Frederick Taylor）《科学管理法》，为中国引入泰勒科学化管理法第一人。
1914年7月底，穆藕初回到上海，应邀至江苏省教育会及各地演讲，分享留美心得。同时开始投身于棉纺业，先后集资创设上海德大、厚生纱厂，又与人联合发起郑州豫丰纱厂之创建。他办的纱厂采用泰勒的经营管理法，成为同业观摩的对象。穆藕初除引进新管理法经营纱厂外，亦着力于引进、推广美国棉种与农学知识传播。1915年起，他在德大纱厂附近建立60亩的穆氏棉作试验场，自美国乔治亚州引进各式棉花试种，并发布试验报告。“一战”期间穆藕初与另一著名棉纺企业家聂云台(聂其杰)等人曾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华商纱厂联合会，大力推广美棉栽植。
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曾聘请美国顾克博士来华协助技术改良。聂云台亦曾赴美留学，1915年以中国实业团副团长身份赴美考察，此次考察行程系应去年（1914年）来华之太平洋商业代表团邀请，参访旧金山之巴拿马赛会，并考察美国各大城埠，其间聂氏力邀美国棉业专家来华调查并担任顾问，协助改良中国的棉花种植。
一次大战后是一批上海的新兴企业家崛起的时间，此时也适逢一批清末留美公费生归国，投入中国初起步的现代新式工业和现代银行业等新兴企业。这批新兴企业家，引进西方现代管理的方法和经营形态，并结合新一批华人同业工会组织。为扩展成员间的讯息，引进新观念，他们出版专业杂志，介绍新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分析国外市场等。
1920年的上海中国总商会的领导层选举中，一批新兴的企业家推举出42岁的棉纺企业家聂云台，打败了传统买办朱葆三，成为上海总商会的新总会长。在这次改选中，一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航运业资本家、银行家成员加入，并有不少进入领导层；这次上海总商会改选的结果，体现近代企业家所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有的绅商领导体制。
关系网
新兴企业家社群中有许多是美国大学俱乐部的成员，像穆藕初于1923年担任该俱乐部主席。该组织由毕业自美国大学且居住中国的华人与美国人所组成。美国大学俱乐部成立于1902年，自成立初期到1912年间，主席皆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出任。唐绍仪曾于1913年和1919年出任两届主席，创华人出任此一职位之先例。美国大学俱乐部历任主席皆由颇具社会威望的中美人士担任，可见此一组织标志中美友谊的意义。
俱乐部中的华人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更活跃在中国政商、工程和教育文化界，在各领域位居要职：财政金融界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学者群中胡适；外交家王正廷亦为该会的活跃人士；理工领域则有铁路界的凌鸿勋、颜德庆和陈祖贻，水利界的孙辅世、张含英等，气象学的竺可桢等人。如果没有这批归国学生带回新的技术，近代中国的科学化和实业化很难展开。
一次大战后，同时也是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积极组织跨国机构，以促进科学专业化和工程技术的合作的时代。
1919年7月，第一届国际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于布鲁塞尔，共有11个创始国（含日本），超过200个会员代表。中美工程师协会成立于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11月22日，成员主要为在华从事铁路、公路、开矿、电讯、电力、电车和机械动力相关之工程，亦有少数大学教授参与。该协会以增进工程知识和实务经验、维持高度专业和培养团队合作之精神为宗旨，并出版英文刊物《中美工程师协会月刊》（Jour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该协会的会员许多也是美国大学俱乐部成员，甚至有些美籍会员享誉国际工程界，地位相当崇高。他们承揽工程和投资的区域范围，从美国本土、中国延伸到日本等远东各国，甚至远达欧洲。中美工程师协会与国际研究大会于同年先后诞生，说明在华中美工程师群体对中国工程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的热诚，与世界各国相比毫不逊色。
为促进大战时期对华贸易，1915年6月19日，除了原本的美国亚洲协会的组织外，美国在华商人进一步于上海成立美国中国商会，商会组织虽属民间性质，标榜为一非营利、非党派色彩的组织，主张自由贸易、市场开放、私有企业和资讯自由交流等原则。然而该会成立之初即带有官方色彩，不仅成立大会由美国上海总领事沙曼斯（Thomas Sammons）所号召，名誉委员则包含美国驻京公使和使馆代办、美国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和美国资深副领事，可见美国在华企业和美国政府间的密切关联。
首次执行委员会议年会于1916年8月18日召开，据会员名录共有31个公司会员和28位个人会员。“一战”以后，美国在华商会和上海外商总会间开始有密切交流，首任美国中国商会会长麦克迈克尔(J. H. McMichael)曾呼吁在华美商主动和华商建立交谊，而有中美商人团体踏出友好的第一步。中美双方开始互访，举办餐会，兴致高昂讨论如何促进中美商务发展。1918年4月美国中国商会召开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年会中，会员数增加为38家公司会员、个人会员28位、非驻地会员5位。
“一战”爆发以后，不论就中美进出口贸易的增加或美国私人企业的在华投资或欧美国家的技术引进中国，都呈现特别的繁荣景况，此与中美两国的经济活动、技术引进和人才交流所形成的关系，环环相扣。
这些关系网内包括“一战”后留美归国的实业家，他们建立现代化新式企业，并和美国方面有密切交往，促进了中美间的联系。
这些“一战”以后中美商人团体展现的鲜活图像，交织出一个具有新气象、新企业思想的社会关系网，在近代中美经济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由此造就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中美经济关系发展巅峰的一个转折起点。
作者为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