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政府计划在伦敦发行三年期离岸人民币债券，并将债券发行所得用于扩充国家外汇储备，同时，欧洲央行也在考虑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其外汇储备，这预示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自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人民币就开启了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与金融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发展促进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交易媒介职能的提升。根据SWIFT的统计，人民币在2014年1月已经超越瑞士法郎成为全球第七大常用支付货币，并保持至今。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承诺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9月已达2.7万亿元）、人民币与主要货币的直接交易网络也在逐步建立（日元、澳元、新西兰元、英镑），一些国家开始考虑、或者已经持有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资产。

人民币国际化步入加速期

纵观2009年以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主要发力点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发展。在这个领域，除了贸易、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试点之外，金融项下也实施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积极跟进：比如人民币QDII、人民币QFII、人民币跨境贷款等。

2009年开始到2014年三季度，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总量累计已经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对内、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经超过7000亿元，RQFII在2014年4月末的累计额度也达到了2156亿元。人民币跨境贷款的试点，已经在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天津生态城等地开始实施。

另一方面是香港和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市场（包括中国澳门、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和地区）布局较为广泛，并逐步向欧洲市场延伸。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正逐步通过人民币清算交易平台搭建、开展双边本币互换等方式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在过去五年中，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下的格局，即以中国香港为“离岸中心”，以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等为区域性“离岸枢纽”的格局。

回望人民币国际化不长的历程，离起点似乎却已经遥远。当然，不管走得多远，金融部门最后还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目前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政策讨论，主要是从金融市场改革角度展开的，缺乏对实体经济这个基本面的考察。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对外贸易是最基础的一环，而且对外贸易也是本国实体经济结构的对外延伸。我们需要回到基本面，考虑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从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与金融改革两者之间的协同并进关系。

从历史轨迹来看也是这样，日元国际化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主要围绕金融市场开放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最终日本学者还是将目光转向了贸易领域，2007年开始，前首相经济顾问、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带领的团队，在日本经产省的资助下，对日本跨国企业的贸易结算行为进行了跟踪研究，目前已成为研究日元国际化的前沿方向。

可见，从日本推进日元国际化的轨迹来看，经历了从重视金融改革到关注实体经济的回归。

协调结构升级与金融改革步骤

反观中国，尽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实施金融改革和开放，但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步骤必须与之协调。否则，我们不但享受不到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甚至还可能遭受损失。因此，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金融主管部门的关注点，产业、贸易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以及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协调，也都极为重要。具体来说，两个领域的不协调表现为以下三大问题：

一、作为外贸主体的企业定价权较弱、外资企业占比高，因此人民币结算本身难以使本国企业获益。

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币种的选择，实际上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的计价、结算货币选择，必然有利于定价能力强的企业。而定价能力弱的企业，必将承担更多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

人民银行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企业中，只有40％的企业具有较强定价能力，而这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外企。201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广州、佛山调研了六家代表性企业显示，定价能力相对最强的美的集团，其对外贸易中仅有15％真正同时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其他中小企业所谓的人民币结算，都是用美元或其他外币计价、然后用人民币结算——而这种情况只能减少有限的汇兑成本，却无法使中国企业避免汇率风险。

不仅如此，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占比大致占到一半；但外资企业的经营决策普遍受制于海外的母公司，缺乏财务独立性。与中国企业不同，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外资企业并不意味着汇率风险就能够消失，故而外企通常难以接受使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然，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具有套利空间的情况下，外企对人民币结算可能会有很大的兴趣，但这种动机的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二、占比较大的加工贸易、大宗商品进口贸易，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

加工贸易主要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虽然后者占比较小，但仍非常有代表性：例如中国的A公司从日本B公司进口了一批原材料，价值95万元；经加工后以105万元再售回给B公司。其间贸易额统计结果为200万元。但双方为了节省成本，只是支付差额，即实际跨境结算金额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即使这10万元结算金额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其占进出口贸易额比例也只有5％。

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哪种加工贸易，其附加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占比都很低，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加工环节的增值不到4％。由于在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地位，加工企业往往是被动来选择结算币种的。因此，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则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空间也会受到一定制约。

此外，进口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占比较高，近年来这一比重接近40％（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40％到50％之间），这直接意味着两个后果：其一，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结算，因此进口环节的人民币使用将受到挤压。其二，对出口商而言，由于重要的进口成本均以美元来核算；因此，如果在出口环节使用人民币结算，则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或更高的风险管理成本。因此上述两个方面，均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进口环节的人民币使用程度。

事实上，作为资源匮乏的日本，其日元国际化也一直面临相同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有三个途径：其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尽量减少对国外大宗商品的依赖；其二，减少重商主义的倾向，做大进口总体规模的同时，大宗商品的进口占比也会下降；其三，改变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体系。最后一点也是最为根本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可能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

三、中国出口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经济体，这也压低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空间。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易，通常使用发达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997年以来，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没有明显改善，这种贸易方向的格局，对人民币使用也产生了制约作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中，日元甚至也一直没有成为日本出口商的主要计价货币。日本经济学家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原因：日本企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从日本进口中间品，经加工后出口到美国形成了三角贸易。由于出口商品最终是销往美国市场，因此美元计价占比仍然较高。因此，虽然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看起来可能很高，但其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按贸易发生额来计算，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占比高达51.8％，而对欧美的贸易占比仅为48.2％；但是，如果不考虑中间品贸易，只考察最终产品，则上述比重将分别调整为32.5％和67.5％。

近些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上升，伴随着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量也有快速增长。但是，如果这些对外投资，只是简单地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转变成为第三国对美国的出口，则这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格局，从而也难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根本依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此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方式转变，以及以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两带一路”战略，都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深度的内在契合。

由此可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尽管目前金融市场改革如火如荼，但是也需要重视实体经济中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升级。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不仅仅是推动国际货币发生改变的过程，而且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推动国际分工体系格局发生改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协调好金融改革、实体经济结构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好处会大打折扣，发展空间也会受限；而且，缺乏实体经济结构改善的人民币国际化，其经济基础也是不扎实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