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大学校长，就要争自己的历史地位，”李嗣涔先生说，“个人成就事小，学校成就为大。”
大学作为学术的“象牙塔”，曾经备受社会尊敬。但是近年来学术丑闻、校园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出现，让内地大学成为社会的批评对象。人们对大学校长的整体评价很低，中国呼唤真正的教育家。
今年62岁的李嗣涔，曾担任八年台湾大学校长，直到去年才卸任。在他任期内，台湾大学跻身多家国际权威的大学排行榜前列，并位居两岸三地大学的首位。
日前，在北京参加“觉性科学论坛”期间，李嗣涔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大学自治、大学功能等公众关心的问题。
“‘大学自治’就是让大学自主，除非大学有违法的行为。”李嗣涔说，“政府不能干涉学术，教学和研究都是大学自主的事务。”
在李嗣涔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一直在改变，任务不断加重，“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就是：教育、研究、服务、创新”。
李嗣涔和大陆教育界交流很多，他看到现在内地大学不缺钱了，学术成果也多起来了。不过，他也注意到内地的大学里存在行政化问题。
而在台湾大学，人们把教学研究当做最主要的事情，找行政主管要靠拜托，“因为这影响教授的学术研究。教授在世界同行之间被认可是因为学术，而不是行政职位。”
注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财经》：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陆名校相继公布了章程，成为教育界的新闻，引起了社会上的热议。那么，台湾大学也有章程吗，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李嗣涔：当然有，我们称为“组织规程”，因为台湾地区的“大学法”里规定，大学必须要有组织规程。各校自己拟定，校务会议通过后，送“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审查有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之处，文字是否妥当，发现问题要求大学修改。一旦批准，“组织规程”就是大学的宪法，必须遵照执行。
台湾大学的“组织规程”规定了组织结构，校务会议产生原则，校长、院长、主任的产生方式，等等。在“组织规程”之下，我们还会制定一系列的细则。
《财经》：那么，台湾大学的“组织规程”是什么时候开始制定的？
李嗣涔：20多年前就制定了，后来修改了好几次。例如，我的前任陈校长上任后进行了修改，明确台湾大学校长可以连任三届，每届四年。其他大学多是两届。
《财经》：台湾大学校长是通过什么程序产生的呢？
李嗣涔：“大学法”对此有规定，各大学在不违反“大学法”的前提下制定出详细程序，载明在“组织规程”里。
以我本人来说，当选校长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校务会议投票选出一个15人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做初步筛选。有意担任校长者把自己的资料送该委员会，过半数通过。当年与我一起的有八人，遴选通过了六人；第二个阶段，校务会议投票，校务会议有几百人，也是过半数才通过。我们六人有两人通过；第三阶段，报送“教育部”，“教育部”再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从大学报送的人选里选一个出来，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
去年到我卸任的时候，台湾大学又根据“大学法”修改了校长产生的程序。第一阶段的“遴选委员会”扩大了，由学校的老师、社会公众人士、校友、职员和学生组成，“教育部”也派三个人来参加，共同组成为21个人的委员会。他们选出来以后再交给校务会议，三分之一通过即可，然后送“遴选委员会”最后投票选出一个，所以基本上算是两个阶段。现任校长就是这样产生的。
《财经》：在台湾大学的历史上，有没有“教育部”指定校长的情况？
李嗣涔：20多年之前，也就是在台湾还没有民主化以前，台湾大学校长都是“教育部”指定的。
《财经》：“教育部”指定校长人选，如果学校不满意怎么办？台湾大学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学生排斥或者驱逐校长的事件？
李嗣涔：也没有，因为台湾大学是很敏感的，“教育部”一定要东想西想，确定可以接受的才会派过来，指定来的人多少也是有点身份地位的。
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大学是第一个用校园民主方式产生校长的大学。陈维昭先生是第一任民选校长，我是第二任。
《财经》：您是电机工程学学者，也是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会士(IEEE Fellow)，在该领域有一定声望。您当校长八年，对自己学术上也是很重大的损失吧？
李嗣涔：没错，当校长确实太忙了，不可能去上课，学术研究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校长是有历史地位的，值得做出牺牲。研究也要做，否则等校长下来，学术也就全完了，非退休不可。我因为没有中断过，所以卸任后还是继续做学术研究。
《财经》：在中国大陆有这种情况，大学校长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学术资源。
李嗣涔：在台湾大学很难，所有眼睛都看着你，我要公平地支持所有的人，不能徇私舞弊。
当校长的心态、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人成就事小，学校成就为大。我希望学校好，如果整个学校搞不好，人家说你校长做得不好。做一个大学校长，就要争个历史地位，一定要尽力做好，尽量帮助教授发挥所长，取得好的成绩，这才是校长的职责。自己好没有用，校长做得很烂，还做校长干吗？！做教授就可以了。
《财经》：我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教育家的责任感。
李嗣涔：是的，当校长就要像个校长，就要带着学校往前走。
台湾大学的校长地位很高。当过台湾大学校长的，绝对不会去当部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声望地位远高于部长。
《财经》：这也是“学术高于行政、学生高于政治”的一个表现吗？
李嗣涔：可以这么讲。这也是知识界的一个共识。
《财经》：但是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大陆来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大家还是热衷于“官本位”，有权力才有资源、有力量。
李嗣涔：我们的校长一旦卸任，赶快就回到原位或者退休了，因为你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财经》：你去年卸任校长，对于过去八年的台湾大学您怎么评价？
李嗣涔：非常好，突飞猛进。在过去八年里，台湾大学整个都动了起来。为此我采取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阻力和压力，但主要依靠充分沟通来化解。我总会说服他们，大家都往前走。
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财经》：据了解，从2004年开始，台湾大学开始实行“迈向顶尖大学计划”。什么是“顶尖大学”？为什么要实施这一计划？
李嗣涔：“顶尖大学”就是大陆所说的“世界一流大学”。台湾教育部门五年投入500亿元新台币，每年100亿元新台币，支持台湾大学和成功大学“迈向顶尖大学”。这是参考大陆的“985工程”、“211工程”，日本从2002年开始也实施了类似计划。
《财经》：当大量的钱进入高校以后，怎么样有效利用恐怕是个问题。
李嗣涔：对，首先要定出目标和策略。我们的策略叫做“均衡发展、重点突破、国际交流”。“均衡发展”是基础，要把所有层面都照顾到，大家都觉得有希望就会去努力；“重点突破”就是少数重点研究项目获得大经费，做得好的推动它更好；“国际交流”就是引进国际的合作，尽快提升水平。
我们制定评估制度，评审委员会五年评估一次，业绩优秀的就奖励，评估两次通不过的就解雇。“教育部”也要来看，每年有“教育部”组织的评审委员会来看。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海内外的院士级学者，成效不好就砍你钱。官员不会进入评审委员会，他们只能是在旁边看。
《财经》：在你看来，“顶尖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台湾“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的实施效果怎么样？
李嗣涔：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顶尖大学”，要看它在多少学术领域里位居世界第一。台湾大学第一期的目标是10个－15个学术领域世界第一，第二期是15个－20个世界第一。这些目标都达到了，进入了“世界百大”。
在权威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公布的“2013全球声誉最佳大学报告”中，台湾大学排名在第51名到60名间，上海交通大学“201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台湾大学是第125名，都是两岸三地第一。我们的现在目标是要进入“世界五十大”。
《财经》：台湾大学属于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支持，它怎么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换句话说，政学关系是怎样的？
李嗣涔：首先是预算。基础经费各校差不了多少，预算都有公式，根据人头、校舍分配，所以每年的经费增减有限，变化不大。关键是竞争性的经费，就凭本事了，大学各显神通，表现得好就能争取比较多。
其他就是制度问题。“大学法”有规定的就依照去做，如果觉得“大学法”不合理，就争取送“立法院”修改。如果“教育部”制定的一些制度不合理，我们有“大学校长联盟”，大家就联合起来向“教育部”抗争。
举例来讲。前些年台湾“教育部”曾想把专任教授的退休金收回去，这意味着没有退休保障了，实质薪水下降，我们一看这不得了。我是“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理事长，就联络四十几个公立大学校长签名，我交给“教育部”部长，说大家都反对，最后这一不合理的决定就撤销了。
《财经》：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台湾“教育部”有没有肆意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的情况呢？
李嗣涔： 以前会有一些，现在基本不敢了，因为大学有“组织规程”，除非没有依照“组织规程”执行。
“大学自治”就是让大学自主，除非大学有违法的行为。你们“教育部”的科员怎么比得上我们这些教授的经验和能力？教育经验比不上我们，岂能来指导我们怎么做？那是不可能的事，越管越乱。
《财经》：作为一位大学校长，你怎么理解大学自治？
李嗣涔：大学有组织规程，学校的事务就照“组织规程”办理，政府唯一能干预的，就是组织规程不对的地方，或者学校违反组织规程。如果大学照组织规程做事，政府就没有干预的理由。
20多年前转型以后，大学自治的原则就确定了，政府不能干涉学术，教学和研究都是大学自主的事务。例如，课程设置是学校的权限，要开什么课，什么是必修课，什么是选修课，学校通过就行了，“教育部”是不能管的。大法官曾经释宪，如果“教育部”干涉就是违宪。
《财经》：在内部管理上，台湾大学如何运作？
李嗣涔：校务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产生，成员有系主任代表、行政单位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教授代表要超过半数。校务会议一个学期开两次，如有重大事情面临决策也可以临时召集。
校务会议讨论学校重大政策，虽然主要是行政单位在做事，但是有些政策方向，如果教授们不认同的话，就会提案修改。只要二十分之一的教授联署，就可以在校务会议上提案。校务会议通过的事项，校长不敢不执行。
《财经》：这样就能保证教授在学校里面的发言权。
李嗣涔：对，教授治校，教授可以表达任何意见。
《财经》：在台湾大学里，教授们愿意担任行政职务吗？比如对系主任之类的职位，教授们的动力大吗？
李嗣涔：不大，一般是要靠拜托，因为这影响教授的学术研究。
教授在世界同行之间被认可是因为学术，而不是因为行政职位。虽然系主任只有三年任期，但由于怕耽误自己的学术，所以我们要找行政主管不是那么容易。
大学的社会功能
《财经》：在当代社会，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李嗣涔：要了解大学存在的目的，我们先看看大学的历史。
2500年前，孔子收学生，“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算不算大学呢？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解释“束”是肉干，你只要带了学费来我就要教，这太离谱了。有位专家说，汉朝以前15岁以上的男孩就把头发束起来，意味着成人了，这就是“束”。孔子所谓“束以上”就是指15岁以上的男子。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孔子办的就是大学了。所以，孔子的时候就有大学的雏形了。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学园 （Academy），只要懂几何的人都可以进来学习，这也是古代的大学。
最早的近代形式的大学是爱资哈尔大学，公元970年左右出现在埃及开罗，是一个宗教型的大学，传授宗教礼仪、保持文化传统。
11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第一个具有现代制度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北部意大利。此后，牛津、剑桥等大学相继成立，它们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和文化礼仪传承。
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科学开始发展，大学除了教育之外，也开始做科学研究。19世纪以来，随着近代的国家形成，公立大学开始出现，拿人民纳税钱，就要替公众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就多了“服务”职能。
20世纪末期新经济开始了，大学作为知识最密集的地方，创新、创业开始成为大学的新功能。
《财经》：看来，大学的社会功能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李嗣涔：是的，大学一直在改变，任务不断加重。在现代社会，大学的功能就是：教育、研究、服务、创新。
教育是大学的根本，大学首先是人才培育；研究是提升学术水平，使一所大学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重要手段；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这是大学应有的责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靠受高等教育的人去维持创新，改善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
《财经》：但是现在大陆社会对于大学功能的认识出现了较大分歧，因为随着大学招生人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您怎么理解高等教育精英化？
李嗣涔：高等教育以前都是精英教育，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既然是精英教育，大学培养出的人将来是要管理国家、带领国家向前走的，所以实行低学费甚至免费政策。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大学就逐渐变成大规模的普及教育。一旦变成普及教育，就必须要用高学费政策来支撑大学的发展。一个大学有经费不见得办成好学校，没有经费一定办不好。
我认为，大学不能太多，太多会出大问题。台湾教育20多年前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把职业学校、技术专科学校都升等成为大学。以前“台北工业专科学校”能培养台湾最好的技术人员，毕业生可以拿到很好的薪水，可是现在变成“台北技术大学”，一流的工专变成了三流的大学，现在想把它改回去很困难。
《财经》：大陆在十几年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人们讽刺说是大学的“大跃进”。
李嗣涔：整个国民教育平均水准提高不是很好吗？但是大学生毕业后都希望做白领阶级的工作，不愿意做蓝领技术工人，可是高薪水的白领阶级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所以大学生起薪很低，或者失业，一片抱怨。
社会价值观要改，一个社会是均衡的，不能每个人都去当“大脑”，否则社会就出问题了。
《财经》：在现代社会，大学不但可以收取较高学费，而且可以从市场上找很多钱，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即大学怎样在市场社会里保持它的独立性？
李嗣涔：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以产学合作，如果企业捐了钱还想干涉校政策，绝对不可以。大学要保持独立性，要坚持自己的操守。
《财经》：在大陆，许多官员争相到大学读博士，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李嗣涔：有，学位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每个人都想拿一个学位。因此学校要小心，不能放水，不能卖博士帽子。不过在台湾，政府一般不允许官员随意去读书，即使去读书也有很严格的制度限制，不能既占缺又要拿薪水。对学校来说，官员入学的条件和其他人一样严格。
《财经》：你这些年经常到大陆来，和大陆教育界交流很多，你对大陆的大学有什么观感？
李嗣涔：第一个是钱越来越多，现在大陆的大学不缺钱了。八年前我当校长的时候，台湾大学和清华、北大的经费是差不多的，现在这些学校的经费已经是我们的两三倍了。清华特别厉害，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我们努力寻找一些新研究方向，然后组织团队往那个方向去走。
第二是学术成果多起来。钱多以后就可以挖人才、买设备，很多领域都进得去，进步也快。
《财经》：作为一个旁观者，你认为大陆的高等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李嗣涔：我没有很深入地了解，也不好批评。
据说大陆的大学里存在行政化问题，大家喜欢当主管。前面我说过，在台湾大学不容易找到主管，因为大家把教学研究当做最主要的事情，当主管对教学研究一定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