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涔:大学校长要争历史地位

本文来源于 2014-10-27 10: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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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台湾,大学不容易找到主管,因为大家把教学研究当做最主要的事情,当主管对教学研究一定会有影响。但是校长是有历史地位的,值得做出牺牲。研究也要做,否则等校长下来,学术也就全完了,非退休不可

文 《财经》记者 马国川 | 编辑 yanqi

“做一个大学校长,就要争自己的历史地位,”李嗣涔先生说,“个人成就事小,学校成就为大。”

大学作为学术的“象牙塔”,曾经备受社会尊敬。但是近年来学术丑闻、校园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出现,让内地大学成为社会的批评对象。人们对大学校长的整体评价很低,中国呼唤真正的教育家。

今年62岁的李嗣涔,曾担任八年台湾大学校长,直到去年才卸任。在他任期内,台湾大学跻身多家国际权威的大学排行榜前列,并位居两岸三地大学的首位。

日前,在北京参加“觉性科学论坛”期间,李嗣涔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大学自治、大学功能等公众关心的问题。

“‘大学自治’就是让大学自主,除非大学有违法的行为。”李嗣涔说,“政府不能干涉学术,教学和研究都是大学自主的事务。”

在李嗣涔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一直在改变,任务不断加重,“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就是:教育、研究、服务、创新”。

李嗣涔和大陆教育界交流很多,他看到现在内地大学不缺钱了,学术成果也多起来了。不过,他也注意到内地的大学里存在行政化问题。

而在台湾大学,人们把教学研究当做最主要的事情,找行政主管要靠拜托,“因为这影响教授的学术研究。教授在世界同行之间被认可是因为学术,而不是行政职位。”

注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财经》: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陆名校相继公布了章程,成为教育界的新闻,引起了社会上的热议。那么,台湾大学也有章程吗,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李嗣涔:当然有,我们称为“组织规程”,因为台湾地区的“大学法”里规定,大学必须要有组织规程。各校自己拟定,校务会议通过后,送“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审查有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之处,文字是否妥当,发现问题要求大学修改。一旦批准,“组织规程”就是大学的宪法,必须遵照执行。

台湾大学的“组织规程”规定了组织结构,校务会议产生原则,校长、院长、主任的产生方式,等等。在“组织规程”之下,我们还会制定一系列的细则。

《财经》:那么,台湾大学的“组织规程”是什么时候开始制定的?

李嗣涔:20多年前就制定了,后来修改了好几次。例如,我的前任陈校长上任后进行了修改,明确台湾大学校长可以连任三届,每届四年。其他大学多是两届。

《财经》:台湾大学校长是通过什么程序产生的呢?

李嗣涔:“大学法”对此有规定,各大学在不违反“大学法”的前提下制定出详细程序,载明在“组织规程”里。

以我本人来说,当选校长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校务会议投票选出一个15人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做初步筛选。有意担任校长者把自己的资料送该委员会,过半数通过。当年与我一起的有八人,遴选通过了六人;第二个阶段,校务会议投票,校务会议有几百人,也是过半数才通过。我们六人有两人通过;第三阶段,报送“教育部”,“教育部”再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从大学报送的人选里选一个出来,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

去年到我卸任的时候,台湾大学又根据“大学法”修改了校长产生的程序。第一阶段的“遴选委员会”扩大了,由学校的老师、社会公众人士、校友、职员和学生组成,“教育部”也派三个人来参加,共同组成为21个人的委员会。他们选出来以后再交给校务会议,三分之一通过即可,然后送“遴选委员会”最后投票选出一个,所以基本上算是两个阶段。现任校长就是这样产生的。

《财经》:在台湾大学的历史上,有没有“教育部”指定校长的情况?

李嗣涔:20多年之前,也就是在台湾还没有民主化以前,台湾大学校长都是“教育部”指定的。

《财经》:“教育部”指定校长人选,如果学校不满意怎么办?台湾大学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学生排斥或者驱逐校长的事件?

李嗣涔:也没有,因为台湾大学是很敏感的,“教育部”一定要东想西想,确定可以接受的才会派过来,指定来的人多少也是有点身份地位的。

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大学是第一个用校园民主方式产生校长的大学。陈维昭先生是第一任民选校长,我是第二任。

《财经》:您是电机工程学学者,也是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会士(IEEE Fellow),在该领域有一定声望。您当校长八年,对自己学术上也是很重大的损失吧?

李嗣涔:没错,当校长确实太忙了,不可能去上课,学术研究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校长是有历史地位的,值得做出牺牲。研究也要做,否则等校长下来,学术也就全完了,非退休不可。我因为没有中断过,所以卸任后还是继续做学术研究。

《财经》:在中国大陆有这种情况,大学校长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学术资源。

李嗣涔:在台湾大学很难,所有眼睛都看着你,我要公平地支持所有的人,不能徇私舞弊。

当校长的心态、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人成就事小,学校成就为大。我希望学校好,如果整个学校搞不好,人家说你校长做得不好。做一个大学校长,就要争个历史地位,一定要尽力做好,尽量帮助教授发挥所长,取得好的成绩,这才是校长的职责。自己好没有用,校长做得很烂,还做校长干吗?!做教授就可以了。

《财经》:我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教育家的责任感。

李嗣涔:是的,当校长就要像个校长,就要带着学校往前走。

台湾大学的校长地位很高。当过台湾大学校长的,绝对不会去当部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声望地位远高于部长。

《财经》:这也是“学术高于行政、学生高于政治”的一个表现吗?

李嗣涔:可以这么讲。这也是知识界的一个共识。

《财经》:但是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大陆来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大家还是热衷于“官本位”,有权力才有资源、有力量。

李嗣涔:我们的校长一旦卸任,赶快就回到原位或者退休了,因为你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财经》:你去年卸任校长,对于过去八年的台湾大学您怎么评价?

李嗣涔:非常好,突飞猛进。在过去八年里,台湾大学整个都动了起来。为此我采取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阻力和压力,但主要依靠充分沟通来化解。我总会说服他们,大家都往前走。

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财经》:据了解,从2004年开始,台湾大学开始实行“迈向顶尖大学计划”。什么是“顶尖大学”?为什么要实施这一计划?

李嗣涔:“顶尖大学”就是大陆所说的“世界一流大学”。台湾教育部门五年投入500亿元新台币,每年100亿元新台币,支持台湾大学和成功大学“迈向顶尖大学”。这是参考大陆的“985工程”、“211工程”,日本从2002年开始也实施了类似计划。

《财经》:当大量的钱进入高校以后,怎么样有效利用恐怕是个问题。

李嗣涔:对,首先要定出目标和策略。我们的策略叫做“均衡发展、重点突破、国际交流”。“均衡发展”是基础,要把所有层面都照顾到,大家都觉得有希望就会去努力;“重点突破”就是少数重点研究项目获得大经费,做得好的推动它更好;“国际交流”就是引进国际的合作,尽快提升水平。

我们制定评估制度,评审委员会五年评估一次,业绩优秀的就奖励,评估两次通不过的就解雇。“教育部”也要来看,每年有“教育部”组织的评审委员会来看。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海内外的院士级学者,成效不好就砍你钱。官员不会进入评审委员会,他们只能是在旁边看。

《财经》:在你看来,“顶尖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台湾“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的实施效果怎么样?

李嗣涔: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顶尖大学”,要看它在多少学术领域里位居世界第一。台湾大学第一期的目标是10个-15个学术领域世界第一,第二期是15个-20个世界第一。这些目标都达到了,进入了“世界百大”。

在权威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公布的“2013全球声誉最佳大学报告”中,台湾大学排名在第51名到60名间,上海交通大学“201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台湾大学是第125名,都是两岸三地第一。我们的现在目标是要进入“世界五十大”。

《财经》:台湾大学属于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支持,它怎么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换句话说,政学关系是怎样的?

李嗣涔:首先是预算。基础经费各校差不了多少,预算都有公式,根据人头、校舍分配,所以每年的经费增减有限,变化不大。关键是竞争性的经费,就凭本事了,大学各显神通,表现得好就能争取比较多。

其他就是制度问题。“大学法”有规定的就依照去做,如果觉得“大学法”不合理,就争取送“立法院”修改。如果“教育部”制定的一些制度不合理,我们有“大学校长联盟”,大家就联合起来向“教育部”抗争。

举例来讲。前些年台湾“教育部”曾想把专任教授的退休金收回去,这意味着没有退休保障了,实质薪水下降,我们一看这不得了。我是“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理事长,就联络四十几个公立大学校长签名,我交给“教育部”部长,说大家都反对,最后这一不合理的决定就撤销了。

《财经》: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台湾“教育部”有没有肆意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的情况呢?

李嗣涔: 以前会有一些,现在基本不敢了,因为大学有“组织规程”,除非没有依照“组织规程”执行。

“大学自治”就是让大学自主,除非大学有违法的行为。你们“教育部”的科员怎么比得上我们这些教授的经验和能力?教育经验比不上我们,岂能来指导我们怎么做?那是不可能的事,越管越乱。

《财经》:作为一位大学校长,你怎么理解大学自治?

李嗣涔:大学有组织规程,学校的事务就照“组织规程”办理,政府唯一能干预的,就是组织规程不对的地方,或者学校违反组织规程。如果大学照组织规程做事,政府就没有干预的理由。

20多年前转型以后,大学自治的原则就确定了,政府不能干涉学术,教学和研究都是大学自主的事务。例如,课程设置是学校的权限,要开什么课,什么是必修课,什么是选修课,学校通过就行了,“教育部”是不能管的。大法官曾经释宪,如果“教育部”干涉就是违宪。

《财经》:在内部管理上,台湾大学如何运作?

李嗣涔:校务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产生,成员有系主任代表、行政单位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教授代表要超过半数。校务会议一个学期开两次,如有重大事情面临决策也可以临时召集。

校务会议讨论学校重大政策,虽然主要是行政单位在做事,但是有些政策方向,如果教授们不认同的话,就会提案修改。只要二十分之一的教授联署,就可以在校务会议上提案。校务会议通过的事项,校长不敢不执行。

《财经》:这样就能保证教授在学校里面的发言权。

李嗣涔:对,教授治校,教授可以表达任何意见。

《财经》:在台湾大学里,教授们愿意担任行政职务吗?比如对系主任之类的职位,教授们的动力大吗?

李嗣涔:不大,一般是要靠拜托,因为这影响教授的学术研究。

教授在世界同行之间被认可是因为学术,而不是因为行政职位。虽然系主任只有三年任期,但由于怕耽误自己的学术,所以我们要找行政主管不是那么容易。

大学的社会功能

《财经》:在当代社会,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李嗣涔:要了解大学存在的目的,我们先看看大学的历史。

2500年前,孔子收学生,“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算不算大学呢?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解释“束”是肉干,你只要带了学费来我就要教,这太离谱了。有位专家说,汉朝以前15岁以上的男孩就把头发束起来,意味着成人了,这就是“束”。孔子所谓“束以上”就是指15岁以上的男子。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孔子办的就是大学了。所以,孔子的时候就有大学的雏形了。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学园 (Academy),只要懂几何的人都可以进来学习,这也是古代的大学。

最早的近代形式的大学是爱资哈尔大学,公元970年左右出现在埃及开罗,是一个宗教型的大学,传授宗教礼仪、保持文化传统。

11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第一个具有现代制度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北部意大利。此后,牛津、剑桥等大学相继成立,它们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和文化礼仪传承。

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科学开始发展,大学除了教育之外,也开始做科学研究。19世纪以来,随着近代的国家形成,公立大学开始出现,拿人民纳税钱,就要替公众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就多了“服务”职能。

20世纪末期新经济开始了,大学作为知识最密集的地方,创新、创业开始成为大学的新功能。

《财经》:看来,大学的社会功能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李嗣涔:是的,大学一直在改变,任务不断加重。在现代社会,大学的功能就是:教育、研究、服务、创新。

教育是大学的根本,大学首先是人才培育;研究是提升学术水平,使一所大学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重要手段;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这是大学应有的责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靠受高等教育的人去维持创新,改善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

《财经》:但是现在大陆社会对于大学功能的认识出现了较大分歧,因为随着大学招生人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您怎么理解高等教育精英化?

李嗣涔:高等教育以前都是精英教育,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既然是精英教育,大学培养出的人将来是要管理国家、带领国家向前走的,所以实行低学费甚至免费政策。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大学就逐渐变成大规模的普及教育。一旦变成普及教育,就必须要用高学费政策来支撑大学的发展。一个大学有经费不见得办成好学校,没有经费一定办不好。

我认为,大学不能太多,太多会出大问题。台湾教育20多年前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把职业学校、技术专科学校都升等成为大学。以前“台北工业专科学校”能培养台湾最好的技术人员,毕业生可以拿到很好的薪水,可是现在变成“台北技术大学”,一流的工专变成了三流的大学,现在想把它改回去很困难。

《财经》:大陆在十几年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人们讽刺说是大学的“大跃进”。

李嗣涔:整个国民教育平均水准提高不是很好吗?但是大学生毕业后都希望做白领阶级的工作,不愿意做蓝领技术工人,可是高薪水的白领阶级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所以大学生起薪很低,或者失业,一片抱怨。

社会价值观要改,一个社会是均衡的,不能每个人都去当“大脑”,否则社会就出问题了。

《财经》:在现代社会,大学不但可以收取较高学费,而且可以从市场上找很多钱,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即大学怎样在市场社会里保持它的独立性?

李嗣涔: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以产学合作,如果企业捐了钱还想干涉校政策,绝对不可以。大学要保持独立性,要坚持自己的操守。

《财经》:在大陆,许多官员争相到大学读博士,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李嗣涔:有,学位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每个人都想拿一个学位。因此学校要小心,不能放水,不能卖博士帽子。不过在台湾,政府一般不允许官员随意去读书,即使去读书也有很严格的制度限制,不能既占缺又要拿薪水。对学校来说,官员入学的条件和其他人一样严格。

《财经》:你这些年经常到大陆来,和大陆教育界交流很多,你对大陆的大学有什么观感?

李嗣涔:第一个是钱越来越多,现在大陆的大学不缺钱了。八年前我当校长的时候,台湾大学和清华、北大的经费是差不多的,现在这些学校的经费已经是我们的两三倍了。清华特别厉害,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我们努力寻找一些新研究方向,然后组织团队往那个方向去走。

第二是学术成果多起来。钱多以后就可以挖人才、买设备,很多领域都进得去,进步也快。

《财经》:作为一个旁观者,你认为大陆的高等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李嗣涔:我没有很深入地了解,也不好批评。

据说大陆的大学里存在行政化问题,大家喜欢当主管。前面我说过,在台湾大学不容易找到主管,因为大家把教学研究当做最主要的事情,当主管对教学研究一定会有影响。

编辑:yanqi
关键字: 校长 地位 历史 大学 李嗣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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