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16日、17日两日，我在香港《信报》发表了一篇谈文化认同与心理回归的文章，指出“政权移交可以一夜间完成，但香港人的心理回归却需要一个过程”。

17年来，香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历经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疫情、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仍然自由开放，活力充沛。这是香港的骄傲，也是对当时美国《财富》杂志等国际传媒所说的“香港之死”的有力驳斥。

虽然香港人通过努力保持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但是这两年来香港社会喧嚷不休的“普选”争论和最近几周的“占中”乱局却说明，有相当比例的香港人（包括回归前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内心还没有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

“真普选”与“占中”

中国政府于1990年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取代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成为香港特区宪制安排的法律依据。

虽然《基本法》对于香港特区的自治授权十分宽松，但高度自治并不等于完全自治。《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须由中央政府任命；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法律，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法，不可与《基本法》的规定相抵触。

《基本法》第4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鉴于香港社会普遍的民主愿望，并依照上述的“循序渐进”原则，中央政府于2007年承诺，2017年的第五届行政长官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产生。

《基本法》没有规定普选的办法，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对普选作出框架式的规定，再由香港立法会以此为根据通过具体的选举办法，最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之列为《基本法附件》公布实施。特区政府去年展开了多方面长时间的咨询，并且将咨询结果汇总呈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参考。

咨询前和咨询期间，香港许多政客、学者和传媒人士轮番鼓吹和强调2017年的普选必须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反对中央政府对候选人进行“筛选”。针对这些论点，中央政府多位负责人重复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行政长官的任命权是实质性的；“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任命不“爱国爱港”的人担任香港行政长官。

今年6月10日，国务院特别发表了对香港的“白皮书”，较以往更加清楚地阐明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只能在中央政府授权的范围内实行自治。

去年起，有三位（两个大学教员，一个牧师）“真普选”的支持者倡议“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号召市民进行有如当年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公民抗命”，以静坐街头“占领中环”逼使特区和中央政府允诺实行符合“国际标准”（至今没有人给出准确定义的“国际标准”）的“真普选”。

“和平占中”今年6月下旬举办了一连十天的网上和实体票站兼具的“全民投票”，声称有78万人参加，超过90％的投票者赞成主办者事先挑选的三个“真普选”方案。

7月1日，“和平占中”和其他支持泛民派的市民举行了据称有50万人参加（警方估计大约是20万人）的大游行，当晚他们做了“占中”预演，警方逮捕了超过500人。

紧接着，一些支持政府的团体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发起反占中的签名运动，共有大约140万市民签名。随后，这个大联盟在8月17日组织了“保普选反占中大游行”，也有大约20万人参加。

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至此表现无遗。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8月31日全票通过决议，规定2017年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将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推选二至三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都需要获得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的票数。

政府和大约一半的市民认为香港立法会应该按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尽快通过2017年的选举办法，以便500万香港选民可以有机会参与对香港对全中国都有重大意义的普选。然而，“真普选”的支持者对此高声反对，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降低候选人的“入闸门槛”，以便至少有一位“泛民派”人士可以“入闸”成为候选人。另一批更为激进的人则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决定，接受《基本法》没有提到的“公民提名”，即由某个数目以上的普通选民提名即而成为候选人。

9月28日夜晚，激进学生组织“学联”和“学民思潮”的领袖在连续几天罢课集会之后，突然带领大批市民聚集在香港中区的政府总部广场前，开始冲击警察预设的防线，提前开始了“占中”行动。寡不敌众的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引起了在场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强烈谴责；接着许多成年市民也赶到现场加入“占中”，导致中环政府总部周围街道以及金钟、铜锣湾、旺角的几处显要地点被“占领”，主要街道被占领者堆满了障碍物，街道上到处是帐篷和随地而卧的人群，交通持续被堵塞。在旺角，“占中”的群众和占领者多次冲突，有不少人受伤，警察往往也无法阻止双方接触。

10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回应某些市民入禀，对几个地区的占领者发出禁制令，不许他们继续堵塞马路，但是中环、金钟、铜锣湾和旺角等地的占领者并没有撤退，旺角的占领者反而加固了他们搭的障碍物。

10月21日晚间，经过某些人士居中协调和多次磋商，香港政府负责政制改革的五名官员和五名学联的代表举行了电视直播的平等对话。在一位大学校长的主持下，双方各自表达了立场和看法。大家的态度可谓平和，言辞也不特别尖锐，学生所坚持的“公民提名”没有得到政府官员的认可，政府希望2017年先按目前规定进行普选，2022年可以再改进，并为此提出四点具体做法学生认为政府只走了“半步”，没有意义。会谈后学联宣布不会撤离“占领区”。

目前香港一些地区的状况和近年来在电视上见到的开罗、曼谷、台北、基辅颇为相似。习惯了守法与秩序的香港人，除了对阻塞交通所带来的不便感到烦恼之外，更对这个可能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非法聚集感到忧虑。

社会撕裂与身份认同

“占中”最后如何收场，目前还难预料。综合不同的民意调查，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支持“占中”，三分之二的市民反对。在一向和平守法的香港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支持非法“占中”，这是大多数香港人过去无法想象的情况。

无论香港政府如何应对这次“占中”，如何善后，香港社会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双重内伤：第一是社会的撕裂；第二是法治受到了破坏。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占中”出现以来，我两次到内地作学术演讲，演讲之后总有人离题问到“占中”。还有人语带愤慨地问，为什么香港人不以中国人自居，并且对内地人蔑视与敌视？

抛开香港人的政治取向，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香港人都自认是中国人，也不敌视内地人。但是，一般香港人对内地人并不感到亲切。

与此相对比，许多台湾人对大陆人有很自然的文化认同感，彼此很容易谈得来，有的还会觉得和大陆人有同胞亲情。

这就不能不归根到国民党时代台湾当政者和港英时代英国当政者所推行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了。国民党人反共，但是他们自认是中国人，在台湾推行的是中国式的教育和文化。英国人早期只注重培养亲英国的少数精英，1970年之后开始刻意提倡粤语和重视香港的本土文化。

几十年下来，香港人和内地人本来存在的亲缘关系逐渐淡薄了。那些具有民族感情或是认同中国的人时常被标签为“左仔”；很多“番书仔”（英文学校出身的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甚了了，对于中华民族200年来所遭受的苦难感受不深。

此外，现今香港的年轻人对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强烈的疏离感甚至是反感。

首先，许多年轻人的父兄师长对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感到深恶痛绝，对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也是刻骨铭心，所以这批青年人无论在家里或是在学校里都受到对现代中国负面情绪的影响。更何况，近年来内地一些土豪贪官的恶劣行迹令所有香港人都感到厌恶。

第二，回归前，中学生的中国历史课只讲到清朝，对近代史不熟悉；回归后，由于特区政府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和有力措施，修读中国历史的中学生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幅下降了，目前全香港只有不到4000人选读中国历史课。在两年前的国民教育风波中，特区政府吃了败仗，这不啻给今日“占中”者壮了胆和做了预习。

第三，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国青年的信息来源和行为模式很受互联网的影响，普遍认为自己是地球村的公民。

吊诡的是，在全球经济和行为模式渐趋一体化的同时，各地又纷纷出现了“地方主义”。这个现象在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很是突出，最近香港出现的“香港民族”的说法和“港独”思潮大致也属于这个现象。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香港的传媒非常自由开放，而多数传媒工作者的思想也同样受到以上三方面的影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具有议程设定的能力和很大的话语权，所以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对市民大众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社会里由反共而变为反华的人口虽然不是多数，却有相当的数量和能量。今年“十一”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典礼时，有二十几名身穿黑衣的青年转身背对国旗，并且用双臂在头顶打个“叉”字。这是极端分子的挑衅行为，虽不犯法，却很有侮辱性。对这个新闻事件，没有哪一位平素经常出镜的政治人物或是学者兼传媒人物出来谴责或是评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香港的教育界、文化界和传媒人士能够通过潜移默化，对香港未来人心向背发挥影响力。我在17年前提出的心理回归问题，现在看来，绝不是杞人忧天。我只希望再过17年后的青年人会有更加明晰的身份认同。

“一国两制”的构思与实践

中英两国通过谈判，能够把一个有65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的管辖权以和平方式转移，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创举。而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思，可以说是既现实又富创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兼容并蓄，儒道佛三种思想长期共存，所以“一国两制”的概念在中国并不难被接受。在相信真理只有一个源头的社会里，“一国两制”就比较不容易被接受。当初《财富》杂志预言“香港之死”，可能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能并存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所以奉行资本主义崇尚自由的香港必然会被中国大陆窒息致死。

近两年来香港有关政制改革的争论，有一部分也是源于某些香港人对于他们所推崇的“普世价值”的优越感。这些人对具有兼容性的“一国两制”缺乏信心。所以在这一次“占中”的支持者里面，应该有许多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口中要求的是在2017年的普选中容许“公民提名”，心中的目标却是要挫败“一国两制”，削弱中国在香港的影响力。

其实，“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巨大而长久的实验。

为了尽量不做改变，《基本法》的设计者把港英时代的政府架构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英国驻港总督一向实行的“行政主导”也写进了《基本法》。然而在港英时代，除了彭定康在回归前两三年故意引入民主选举，同时每年向立法局作施政报告之外，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港督主导：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议员全部由港督指派，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更是要对他负责，连英国在香港的驻军都要听他的。港督只对英国政府负责；可以说整个香港都在“港督党”的控制之下，行政主导很容易。

相对于过去的港英政府，许多人认为回归后的特区政府缺乏人才，管治无力。“泛民派”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为行政长官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缺乏认受性，所以管治困难。

即使将来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他仍然不是一个政党或是执政团体的领袖；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团）的立法会议员都不必听他的。

不妨参照英美的制度：英国实行的是议会制，下院多数党的领袖就是首相；美国总统是他所属政党的当然领袖，具有人事任命权、行政指令权、预算编制权和对国会提交的议案的否决权。面向将来，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必须要能指挥行政部门的公务员队伍，也要对立法会的多数议员有充分的影响力。不理顺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的关系，未来特区政府的施政恐怕仍然会是举步维艰。

回归以来，行政长官既要对中央政府负责，更要对香港人民和代表他们的立法会负责。立法会议员不由他指挥，公务员系统也不一定全心全意服从他。近年来，“泛民派”议员以立法会为政治舞台和竞选基地，在议事厅里动辄刁难政府提出的议案，无端拖长对一个议案的审议程序，谓之“拉布”（filibuster）。自从学生带头“占中”以来，“泛民派”议员宣称要利用议事规则实行“不合作”，要瘫痪立法程序。

这样的政制安排，如何能使香港面对未来的许多挑战？

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持续将近一个月的“占中”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震惊。这一切都只是因为2017年的普选能否有“公民提名”吗？我认为这只是一根重要的导火线。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交集和总爆发。它应该迫使香港社会转危为机，正视当今和未来的严峻挑战。

为了认识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人们需要探视一下过去几十年来的“香港奇迹”和它最近的演变。

1949年至1979年，中国内地与外部几乎隔绝，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南大门和转口港。也就是说，香港在这30年间的优势来自中国的孤立。那是在“二战”和中国内战之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许多香港本地人和从内地南下的移民在香港设法重建生活、安身立命的时期。他们吃苦耐劳，干劲十足；在英国人的管治下大家有法可依，所有人的起步点大致平等。一般人只想要衣食不用愁，子女有书读，并不妒忌他人，也没想过从政府得到什么福利。

在这个30年之中，香港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和知识精英，使香港得以进入另一个奇迹时代。

从1979年到2009年，香港的第二个奇迹造就了另一批成功的企业家。这一次香港得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具有地理与语言的便利，香港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经济增长迅速，从一个小康社会成为一个富足社会。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富足社会里也隐藏着若干不安的种子，其中包括：

（1）一大批低技能的人群落入社会底层，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难以有机会实现他们上一代做过的并且已经局部实现了的富足安康之梦；

（2）由于高地价政策和低税率政策，楼价高昂，贫富悬殊；中年人生活劳碌，苦于供楼，青年人不敢奢望有自己的住房，也看不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3）人口逐渐老化，过去靠家人照顾的办法在子女没房没钱的情况下已经行不通，而政府还没有适当的政策和足够的设施来照顾这么多老人。

开发大屿山、新界北部和部分郊野公园，建造较为廉价的新社区是一条必须考虑的选项。但是这里牵涉到太多香港的法律和地产集团的利益。提高税率，向福利主义靠拢，当然也是一个选项，但是这里面的利害得失必须要有充分的估量。总之，社会问题已经摆在眼前，解决方法还没有充分评估。

就像历史上任何社会一样，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拼搏，第三代人开始失去动力与活力；目前香港的许多年轻人都属于这样的第三代。恰恰于此时，大批内地的精英进入香港的大学，成绩大都优异，多数可以到外国留学或是在香港找到待遇丰厚的工作。于是这批对香港整体社会有利的新血成了本地青年的竞争对手；这些青年人的另一批竞争对手是同样出身于香港但是家境较富裕的青年，他们到外国学习之后回到香港，可能是在跨国公司工作，也可能在本地大公司就业。

如果有政客和媒体不停地告诉这些苦闷的青年人们，特区政府既无能，又有官商勾结，它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只会听命于北京而不会真正了解你们的困难和照顾你们的前途。而中国各地遍地是贪官，老板们也大多粗暴无礼而且又狡诈无信，他们会自觉然：以天下之大居然找不到一个自己可以施展所长的地方。这样的苦闷对一个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真可以说是一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他们很可能会相信，只有彻底改变这个“不利”于他们的体制，才能找回自我，找到未来的前途。

前途在哪里？

遍考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地理环境是决定历史发展的首要条件；找到一个能够适应地理环境的社会组织是另一个条件。

内陆山区里的社群想要以海上贸易为生计明显是糊涂。位处蓬勃发展的珠江流域的最佳地位，却不想和这个地区合作交融，甚至希望与之保持距离，那是更加糊涂。

要想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给香港青年人找到较好的发展机会，让香港有序地和珠江区域融合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选项。

但是这要有两个前提：第一，香港必须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和创意设计中心的地位；第二，放弃过去的某些优越感和低科技运作模式。

30年前，香港的GDP是全中国的25％; 香港人会的内地人不会。今天香港的GDP只占全国GDP的不足3％；香港人会的，许多内地人也大致会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香港仍然可以给珠江流域带去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过去找关系圈一块地，实行“前店后厂”从事来料加工，不理对环境污染的旧范式早已不适用了。

如果大批有技术有创意有志向的香港人通过这一路径，能够在中国内地找到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志趣，而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助于内地的现代化，又丰富了个人的生活，这就是国家与个人的双赢。

十年后，如果有过双赢经验的香港人越来越多，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就必然会改变。到那时，中国应该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香港人的心理回归过程也应该已经完成。绝大部分香港人将可以抬头挺胸地说，我是香港的中国人，也是中国的香港人。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及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