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一个是“计划教育”，体制管得过死。

由于缺钱，中国教育投入曾长期严重不足。例如“普九”时期，仍需要大量通过欠债等方式来解决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但是随着国家日益重视和财力不断增强，教育投入偏少的局面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当然，某些领域仍然投入不够，比如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部分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等，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但在某些领域比如高等教育，现在突出的问题已不是投入，而是怎样提高经费使用效益，避免浪费和腐败。

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未有根本改变。我姑且参照“计划经济”一词，称之为“计划教育”。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目前中国教育的主体是公办教育，公办学校均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级事业单位，书记、校长是上级党委、行政委派的干部，有相应行政级别，主管部门支配和控制学校的重要事务，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足。

第二，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民办教育至今还是一个较小的补充部分，不仅其政策待遇和公办学校有巨大差别，政府的管理也并不宽松。在重视和支持民办院校的背景下，政府反而因此管得更多，也更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民办教育处在一个比较困难和分化重组的时期。就民办职业教育和大专院校而言，近年来总体上招生困难，规模萎缩，事实上普遍存在的招生回扣趋高。招生回扣可视为民办教育的景气指数，二者成反比，回扣越高说明民办教育越不景气。我今年跑了十几个民办院校，招生数量大都在往下走，而且降幅很大。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高考人数逐步减少，公办院校招生录取份额却在不断扩大，导致民办学校办学空间被不断压缩。另外，600所本科院校要转变为应用型大学，也势将进一步压缩民校的生存空间。从更深层次看，国家在理念和立法、政策方面的滞后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很多发展民办教育所必须的政策迟迟得不到明确和落实，民办学校硬件条件差、教师素质低且流失率高、债务沉重、发展困难的现象较为普遍，实际上是“计划教育”的体制使然。

总之，随着教育投入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目前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计划教育”体制。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计划教育”体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强化，因而弊病尤为典型和严重。

一方面，政府对高校管得过死。各高校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下属单位，从书记、校长的任命，到招生计划指标、学科设置、学位授权点乃至某些课程的确定，再到各种各样建设计划和项目的申报审批，学校办学受到很大约束，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高教法》的很多规定至今尚未完全落实。当年我在高校负责基建和后勤工作，有一度连卫生间要不要进学生寝室教育部都有要求，如此细致具体，到了可笑的地步。

在这样的约束下，哪里会有教育家办学的足够条件和空间？为什么当代中国大学普遍缺少特色，“千校一面”？为什么大学奉教育主管部门如上帝甚至也要“跑部钱进”？原因都在于此。

另一方面，大学内部行政权力过大。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务和资源分配不是教授说了算，而完全由行政权力所决定。现在高校的文化生态，即使和十多年前相比也已大变，学校行政领导官员化，行政管理者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往往凭借这种地位优先获得博导、课题负责人、各种表彰从而经济收入等种种好处；学术委员会和教师缺少决策权和话语权，各种标准化的业绩考核盛行，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搞科研和认真教学的教师在学校里吃不开、边缘化。

我们的大学之所以鲜有大师，原始创新和高端科研成果不多，以致有“钱学森之问”，原因很简单：大学不是按照教育科研的规律去组织和管理，成为官场和名利场，做学问的人处于被支配、被压抑的地位，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孕育重大成果和高端人才？

以上两方面的弊病，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行政化”，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行政化是“计划教育”的必然结果和集中体现，正是它导致中国大学与以自主办学和学术主导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相去甚远。因此，去行政化，理顺政府和学校、学校内部行政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去行政化”已经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和多个文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再次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令人鼓舞。但是实质性的改革难度很大，因为既有大的制度环境的制约，也有利益相关者的抵制。

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现在必须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有关要求，切实推进教育改革。

首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部署实施。近几年，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在减少审批事项、制定大学章程、实施高校信息公开、规范和强化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职能、大幅度提高省属地方院校生均拨款、放宽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都迈出了步伐，值得肯定，但这些还不够，要把有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也仍需努力。

其次学校也要实实在在地起而行之。习总书记今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强调，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很有针对性。

事实上，目前学校方面普遍对改革缺乏动力，积极性不高。比如在高校有一种议论颇为流行，认为行政化是大环境决定的，社会不改，高校也没法改。这个话既站不住脚，也很有害，其要害是改革不能自我开始。口口声声要和国际接轨，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并自诩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引领社会文明，可是一谈到“去行政化”却如此抵触，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教育改革绝对不是教育界本身的事情，也必须要有其他力量来推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理应在保障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发挥基本作用。按照法律规定，人大负有教育立法、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人事任命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监督等方面的职责，如果人大真正履行了这些职责，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有效监督政府依法管理和学校自主办学，才有根本的保证和可能性。

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学章程由学校自己制定，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生效，章程并非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根本不可能约束政府部门，也就解决不了自主办学的问题。这样的大学章程，其价值和意义必然大打折扣。但如果交由人大审议通过，大学章程就不仅是高校的内部规范，也是政府与学校关系的规范，章程的效用和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利也就有了保障。

总而言之，中国教育的方向和出路，还是通过不断改革，破除“计划教育”传统，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教育制度体系。

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当然需要政府在经费投入、规范保障、考核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正如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放权搞活一样，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也应该是放权搞活。必须在制度上给教育的主体——学校简政放权，让各类学校具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和自由度，从而为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提供空间和舞台。

与之相配套，学校内部亦应加强制度建设，确立学术主导和民主管理。二者是一体两翼，缺一不可，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只有这样，中国教育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而拥有光明的前景。

作者为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