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说起教育的重要性，很容易达成共识。但要说起应该如何抓好教育，却又很难形成共识。与30多年前不同，今天中国社会里已经很少听到“教育革命”一词，说得最多的是“教育改革”。如果硬要划分的话，今天中国社会里已经基本没有“教育革命派”，最多的是“教育改革派”，其次是“教育发展派”及“教育创新派”。

我自己更倾向于“教育发展派”。不是说我不重视教育改革与创新，而是我认为，当前主要的还是发展问题，其次才是改革和创新问题。在相当长时期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夯实发展的基础，巩固发展的成绩，提升发展的水平。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多年来我们说教育的最大现实问题是“穷国办大教育”，这一现状得到根本性改变没有？恐怕还没有。虽说我们已经极大地减少了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高等教育总规模也已是世界第一，但客观地看，在巨大的教育成就面前我们仍需保持头脑清醒，我们的义务教育巩固任务还很艰巨，中小学、职业学校办学达不到基本标准的还很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教育“发展不足”的关键性指标差距还很大。例如德国和荷兰已经实施13年义务教育，美国和英国是12年，法国和澳大利亚是11年。再如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我们2012年才勉强达到4％，而本世纪初美国已经达到5.7％，法国5.6％，英国5.3％，芬兰6.4％，以色列7.5％，丹麦8.5％，差距不可谓不大。

其次，我们面临的是教育“发展不均”的问题。这一问题这些年教育界和社会上已经讨论得很多了。教育不均的突出表现是教育事业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均衡”。客观地说，我国在解决男女童入学机会不均衡问题上，是发展中大国中做得最好的。但是我国区域差别太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基础条件太不相同，导致这些年来区域教育发展不均的问题更为突出——这一点只要看看发达省市与欠发达省市生均公用经费的差距就很清楚，有的省市之间差距甚至达6倍－7倍。近些年各地政府下大力气抓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采取标准化办学，师资校长均衡流动，推进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改进“小考”（小升初）、“中考”（初升高）办法，农村撤校并校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教育管理体制的限制，这些措施只能在一省一市当地推行，无法跨省市推广见效，因而出现虽然甲地、乙地教育均衡状况均得以改善，但甲、乙地区教育差距却继续扩大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我们面临的是教育“发展不公”的问题。发展不公的问题与发展不足、发展不均有关系，但并不等同。发展不足、发展不均的问题更多地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发展不公则更多地是体制机制和政策取向的问题。例如，虽然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水平大学建设趋势迅猛，但受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省市之间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入学机会的差别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人口大省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另一些城市却集中了近十所高水平大学。此外，同样都是公办学校，许多地方却集中最好的资源办若干所示范性学校，以增加其高考录取率，其他公办学校在争取资源方面只能望其项背，造成发展中新的不公平现象。

我赞成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但不赞成把“教育改革”当作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回顾近几十年的情况，教育领域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举措并不多。1977年恢复高考称得上是一项重大“改革”，“付费上学、自主择业”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领域一项重要“改革”，允许创办民办学校既展现了教育的开放，当然也可以说是教育办学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但是招生制度领域考试科目的变化，大学章程的制定，一系列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各种入学政策的改变，虽可以说是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或重要创新，却难以都归入教育改革的领域，因为它们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改革”一词的本质要义。

未来我国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加规范，更有活力。我们既需要标准化办学和教育均衡发展、公平发展，也需要教育更富有适应性和竞争性。这不仅需要发展做基础，也需要创新来引导，改革来推动。那么，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理顺教育领域里政府、社会与学校的关系，促使三者各司其职，形成政府依法宏观管理、社会依法支持教育、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格局，既是教育改革的难点，也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

作者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