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人口红利，中国的难得之处在于这两种红利的历史巧合，并由此形成了无可复制的高储蓄率及高投资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一种普遍把我国的高储蓄、高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增长看成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优势的现象。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恐高症”。
这种“恐高症”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危害。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近10％的增速一路下滑到现在逼近甚至突破7.5％的底线，与这种“恐高症”的影响不无关系。不从根本上认清我国高储蓄的原因、高投资的必要和高增长的由来真正珍惜利用好这种优势，我国经济社会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本文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对我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不是中国问题，而是难得的“中国优势”，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中国的这种优势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随着产生这种优势的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独特的“中国优势”也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优势减弱，但尚未完全消失的机遇期。只要能抓住机遇，加快改革，独特的“中国优势”仍有保持和发展的潜力。
高储蓄的由来
中国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投资，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要弄清楚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原因，先要弄清楚高储蓄的由来。
储蓄是消费后的剩余。只有人们的基本消费得到满足后，人们才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自愿储蓄。在收入不能完全满足基本消费的情况下，储蓄与消费会始终处于到底是多消费一点还是多储蓄一点的矛盾之中。中华民族虽然有勤俭节约的美德，但在收入还不能满足基本消费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饿着肚子进行储蓄。这一点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基本上是储蓄率不够高，国民收入能用于投资建设的比例往往与消费发生矛盾的时期。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宏观调控总是在如何控制消费需求、确保最低限度的投资和如何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确保最低消费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当时，为了增加储蓄，实践中还存在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和通货膨胀、凭票供应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强制居民储蓄的现象。所以这个时期我国是处于消费率虽然很高，但消费量却不足，储蓄在挤压消费，储蓄却还远远不够的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消费率太高、储蓄不足、储蓄满足不了投资需要的状态。1978年－1989年，中国的消费率最高达66.5％，储蓄率最高仅为37.9％，而投资率最高达38.2％。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65.0％，储蓄率平均为35.1％，投资率平均为35.5％，储蓄率比投资率平均低0.4个百分点。反映到国际收支方面，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经常逆差，即需要引进外资补充国内的储蓄不足。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功，我国的储蓄率伴随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大幅提高而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储蓄率从37.9％上升到50.2％。而同期我国的消费增长也很快。1980年－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8.9％，其中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8.8％，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速度。同期美国个人消费年均增长3.0％，日本为2.0％（1981年－2013年），欧元区为1.3％（1996年－2013年），俄罗斯为8.1％（2003年－2013年），印度为7.7％（2005年－2013年）。显然，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不是由于储蓄挤占居民消费的结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高储蓄基本上应看作是居民消费基本满足后的自愿储蓄，而不是强制储蓄。在我国，储蓄率的明显上升和消费率的大幅下降基本发生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即改革开放已经历了20多年的时候。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我国取得连续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民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经济基本进入国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加，但边际消费下降，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最终消费和投资同时增加，并表现出消费与投资形成了较强的一致性。在我国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增长较快的年份，如1982年－1985年，1992年－1993年，2006年－2007年，最终消费增长也比较快；固定资本形成增长较慢的年份，如1989年－1990年，1997年－1998年，最终消费增长也比较慢。这说明我国的投资没有挤压消费，中国的储蓄率上升不是由于投资抑制消费造成的。
是什么引起我国国民储蓄快速上升总体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根本原因是两个：第一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被一个个打破，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居民储蓄率随着边际消费率的下降呈上升趋势，企业和政府储蓄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快速增长。
第二个是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好遇上了我国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净消费期和净储蓄期。在劳动年龄阶段为净储蓄期，在幼年和老龄时期一般为净消费期。因此随着一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往往会出现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现象。在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后，刚好是我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阶段。从1982年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从61.5％上升到74.5％，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带来我国近30年来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从1982年到2010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从62.6％下降到34.2％，下降了28.4个百分点。中国正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和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
中国高储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难以复制。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人口红利，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得中国的储蓄率真正出现快速上升。应该说，中国是幸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量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从社会包袱（就业压力）变成了人口红利，这一点没有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这种有利变化，制度改革的红利也不可能有实际这么大。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抚养比急剧下降，大大提高了我国人口红利水平，也是中国非常独特，他国难以复制的。
中国高储蓄优势具有偶然性，没有规律性。首先，制度红利是偶发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制度结构会趋于成熟和稳定，它的边际作用会逐渐减弱。其次，人口红利源于改革开放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组合，它要有制度结构的配合和特定人口结构的变化才能存在。因此，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以及它们的历史性巧合不具有规律性和长久性，由此带来的红利也不可持续，更不会长久存在。所以，中国的高储蓄优势也不是固定不变，永远存在的。
高投资的必要性
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高储蓄的有力支撑，它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农业社会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和土地，但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土地逐渐让位于资本，资本变化是决定经济增长快慢的根本变量。随着技术革命的突破，技术因素受到了重视。根据丹尼森对美国的研究，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8％。但是，技术是具体化在新的工厂、设备和工具中的。技术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内化到生产进程中。在这种内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用于真实资本形成（即投资）的份额越大，技术变革的吸收就越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定技术变革快慢的关键变量也是投资。制度变量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经济学揭示出，不同的制度结构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会产生效率明显不同的经济产出。但制度变量是渐进性的变量，一旦制度趋于成熟和稳定，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趋于常态。因此，在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制度变量往往没有投资变量活跃。因此，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变量就是投资。没有投资，一切都不可能。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在起飞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储蓄率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启动了发展，随后借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高储蓄和高投资助推中国经济步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中国幸运，没有制度红利的释放，没有中国的人口红利，所以长期存在着储蓄不足、投资上不去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往往基于加快发展的内在冲动，容易对外负债过度，形成外债压力，导致经济失衡，引发经济危机，如巴西、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因此，储蓄尤其是高储蓄，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发展中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可用来加快发展的有利资源，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将它充分有效地转化成高投资和发展优势。
对一个高储蓄的经济体来说，保持与高储蓄相对应的高投资也是宏观经济内在平衡的需要。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即I=S）。储蓄率高，投资率就应该高；储蓄率低，投资率也应该低。否则，经济就会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当储蓄率大于投资率时（I<S），经济就会处于过剩状态，容易产生汇率升值压力、国内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虽可通过对外输出储蓄保持经济的暂时平衡，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平衡，是建立在外部需求基础上的脆弱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国民经济就会受到冲击。相反，当储蓄率小于投资率时，就要通过对外引入储蓄才能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但这往往容易造成对外负债过度，严重时出现债务危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率大于储蓄率，国际收支经常出现逆差和外汇短缺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合理利用外资补充国内储蓄不足，外债管理比较成功，所以我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发展的过程也比较顺利，成功抵御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储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出现了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储蓄持续过剩的状况，结果出现国际收支大额贸易顺差，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宏观调控不得不以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处在连续对冲和持续紧缩的状态，结果经济产生下行压力，逐步步入收缩性轨道。
我国储蓄率超过消费率发生在2005年前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两者差距的快速拉大也主要发生在2005年以后。从2005年－2013年，我国储蓄率平均大于投资率5个百分点，最大时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同期贸易顺差从1020亿美元扩大到259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8189亿美元增加到38213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从6.4万亿元增加到27.1万亿元。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上证综指从2005年的998点一度涨至2007年的6124点。房地产价格接替股市也经历了多轮快速上涨，价格平均上涨3－5倍。为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被迫以收缩为主，并错误地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内容，结果我国的投资率增长总是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相差越来越大。在1978年－2005年，我国投资增速（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年均增长11％，投资率平均在37.1％，储蓄率平均在38.2％，储蓄率高于投资率1.1个百分点；但2006年以来储蓄率与投资率之差明显扩大，2006年－2013年投资率平均在45.8％，储蓄率平均在50.7％，储蓄率高于投资率5个百分点。其中虽然由于2009年为应对危机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使当年资本形成增速上升到了19.1％，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8.1个百分点，但此后投资不断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降低，2013年已降为4.2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主要就是由于投资增长的放缓，内外平衡的压力主要源自投资与储蓄缺口。
中国的高投资也是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平衡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实现人口代际平衡的内在要求和最好方式。我们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提供了人口红利，它对应的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负担即人口负债。一般来说，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要实现平衡，平衡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平衡方式，即养儿防老。第二种是把人口红利借给外国，形成外汇储备和国外投资。第三种是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即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未来的供给能力，为人口老龄化做足准备。
从这三种方式看，第一种不符合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政策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仍要坚持。现代社会也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人类社会古老的方式去应对老龄化问题。第二种方式对已经步入发达阶段如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适宜的，也应该这么做，因为这些国家国内已经相当发达，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相对国外，投资国内已经失去优势。但对中国而言则完全相反。我们仍处于发展中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国内的投资效率远远高于国外。如中国利率普遍高于欧美日，中国的基准利率一般在3％左右，而欧美日普遍在0－0.5％之间，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3.3％）远低于国外在华投资的收益率（22％），两者相差近6倍。可以说，我国把自己的高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用于国内投资，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合理。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医疗、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各种基金、保险形态存在和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非常丰富，这些丰富的储蓄是人口红利的表现，如果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对未来形成有效的物质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将会陷入跨代失衡，形成当代人对下代的欠账，并由此演生出种种社会问题。因此，把中国的高储蓄充分用于高投资是绝对必要的、正确的。
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本文作者关于中国优势论的上篇，本刊将会随后刊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