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伦敦者很多都会选择下榻布鲁斯伯里地区的酒店，大英博物馆和罗素花园就在眼前，随兴去博物馆待上一天或者坐在花园里看书晒太阳都很完美。

布鲁斯伯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086年，“布鲁斯伯里”（Bloomsbury）一词出现在13世纪，意思是“Blemond的私人庄园”抑或落花铺撒的地方，所以，布鲁斯伯里很早便获得了富有情趣的“花间地”的雅称，简单、动听。当然，对很多游客而言，这些并非布鲁斯伯里的全部吸引力，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它曾滋养过“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The Bloomsbury Group），其成员20世纪上半叶是生活、工作在布鲁斯伯里附近的一些“超高级知识分子”，时人眼中“英国最有才智的人”。

在自传《重新开始》中，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这样写道：“布鲁斯伯里文化圈从以前到现在都被用来——通常是滥用——指称一群多半是想象出来的人，以及多半是想象出来的目标和人格特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则表示：“我是这圈子的一员，我也是这一小撮人之一，这一小撮人最后形成一群住在伦敦某区或附近的朋友，该区的法定名称就叫做布鲁斯伯里。”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主要来自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其人数并不多，但他们有第一代即“老布鲁斯伯里文化圈”（Old Bloomsbury）和第二代即“后期布鲁斯伯里文化圈”（Later Bloomsbury）之分，核心成员除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外，还有凡奈莎·贝尔（Vanessa Bell）、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林顿·斯特来彻（Lytton Strachey）等人。

他们分别来自文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相聚在“周五俱乐部”（Friday Club）和“周四晚餐”（Thursday Evening），畅谈各自的新发现和体会，相互砥砺，取长补短；作为自己所在领域的精英，他们不但深刻影响了当时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美学、批评和经济学，而且对引领日后的女性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运动的发展，同样重要。

比如，凯恩斯借助宏观经济学成就自己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同时，通过发明社会福利制度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创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帮助人们有效地表达对变化、失序和不确定性的感受以及某种迷茫而沉郁的困惑。

思想基础

有评论家指出，“虽然其成员否认他们是任何正式意义上的团体，他们是被对艺术重要性的不变信仰团结在一起的。”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各不同行，但他们能够基于典型的英国式自由聚会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基础：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 的《伦理学原理》、自由主义。

首先，受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势——维多利亚社会的消逝、大英帝国的没落、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既反叛英国保守传统，也不迷信权威。一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对高尔斯华绥等大师的扬弃所证明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因此开创了一个将欧洲优秀文化遗产与现代派创新熔于一炉的新时代。

其次，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与存在直接联系着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与实践：“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以及对知识的追求”。他们为此将目光从西欧延伸到了远东以及意识形态迥异的苏联，比如，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英译了大量中国唐诗，联袂美国诗人庞德引发了西方当代诗歌革命；康斯坦斯·加奈特（Constance Garnett）译介到英国的俄语名著多达71部，她的译文不仅得到了康拉德等人的高度赞誉，而且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俄语名著的汉译。

再次，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敢于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为遭遇摧残的欧洲文化抑或世界文明抗争。姑且不论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是否像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意在表示对法西斯的抗议，但众所周知，她的侄子，因为林徽因和虹影等人而为国人所熟悉的著名现代派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在西班牙遭遇法西斯之际，毅然投笔从戎。

所以，虽然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早已成为历史，但它依然吸引着中国文人的眼球，要么作为学术言说的对象，要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无疑与诸多中国文人曾经或者正在受惠于两度来华任教、来自布鲁斯伯里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有关，但或许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圈子的情史远比婚姻普遍，这一点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身上尤其明显。

调情高手

一如有评论家所言，弗吉尼亚展示了英语语言本身的美的极致，华美、奇诡、灿烂、如同清晨露珠的折射，唯有王尔德能够与她比肩，然而弗吉尼亚首先带给读者的是阅读的感官欢愉，仿佛在无知孩童面前打开的巨人花园。

弗吉尼亚11岁的时候，其父亲斯蒂芬（Leslie Stephen）就嚷嚷说：“我的小吉尼雅几乎是个调情高手了！今天当我必须得工作时，她蜷在沙发上，依偎着我说，别走别走。如此媚人的小精灵，真是人间罕有。”

在试图描述“罕有的”弗吉尼亚时，她的姐夫，凡奈莎的丈夫克莱夫·贝尔这样写道：“一战”期间，有那么几天，我和林顿一起在乡间打发漫漫的阴沉冬日。午饭后，滂沱大雨带来黑暗，林顿就会问，此刻你最期待谁到来？我稍一犹豫，他就说出了答案：“当然是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天才的心性让她无法容忍平庸的世界，尤其是这个世界“寒酸的道德水平”。

在她看来，道德即爱你所爱；整整一生，弗吉尼亚一直在实践她的道德标准。

当她的表亲多萝西娅·斯蒂芬（Dorothea Stephen）一度对于凡奈莎的生活——丈夫住在情妇那里，自己带着孩子和情人邓肯，以及邓肯的同性恋人一起住在查尔斯农场——表示出道德担忧时，弗吉尼亚毫不犹豫地向她声明：“就算我允许你来造访我们，我至少要让你事先知道，我完全站在凡奈莎这边，支持她的行为与观点。”

毋庸置疑，点燃弗吉尼亚生命中最重大欢愉的人是丈夫伦纳德，而不是凡奈莎、邓肯、克莱夫、林顿、E.M.福斯特，但在他们近30年的婚姻中，两人是否有性爱关系一直还是布鲁斯伯里文化圈专家们最孜孜以求的悬案，而弗吉尼亚不断别有怀抱，不断发出婚外情爱信号。对此，伦纳德曾有这样的回忆：“弗吉尼亚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罕见的几个天才之一，而天才，总要比我们常人复杂一点点。他们的脑子有时会驰骋到我们普通人不会去的疆域。”

作为布鲁斯伯里配角的伦纳德自己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对妻子弗吉尼亚在情爱生活中的驰骋表现了极大的容忍，因而滋养了她的所有冲动。难怪弗吉尼亚会留下感人至深的遗书：“最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你给了我最彻底的快乐，没有人能和你相比。然而这一次我熬不过去：我在浪费你的生命……害病之前，我们的日子快乐得不能再快乐，那都来自于你。从第一天到现在，人人都知道。”

圈子里的中国人

较早把布鲁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是新月社。

我们知道，上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的中、上层社会中，生日会、聚餐会的风尚日渐兴盛。这种将西方社交方式与中国饮食文化奇妙混合在一起的活动，在那些留学生中间、大学教授以及政界、商界的新派人士中，风行一时。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聚餐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1922年前后，徐志摩回国后不久，他们“拉了一些朋友，一些真正的朋友”，其中有“在北平的一些教授”，“没有领袖，七八个人，几乎是轮流着到各人家里聚会谈天”。

这些人由学者胡适、诗人徐志摩牵头，“民主斗士”闻一多、文艺批评家梁实秋、作家林徽因、画家凌淑华、散文家陈西滢、书法家叶公超也都是常客。由此演化出一种结构松散，但又较为固定的人际交流模式，一种以文化和次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点为基础的小群体，取名“新月”。

1923年，新月社结社以后主要进行社员间的社交活动，这是聚餐会的延续，另外就是戏剧活动。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活动，更多的活动是在思想上的，他们致力于将西方新思想新文明通过戏剧的形式，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他们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特点，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将英美现代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思想精神奉若前行的灯塔。

在徐志摩看来，创办新月社的初衷就是为了“做戏”，而“做戏”旨在培养新的风气，恢复人的天性。

他曾在伦敦加入过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受到了曼殊菲尔、罗杰·弗莱等英国文化界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影响和熏染，想从文艺领域影响政治生活，走萧伯纳和韦伯的路。他甚至参与了戏剧演出。1924年5月，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的新月社排练并演出了泰翁的剧本《齐德拉》。

这既是为了欢迎泰戈尔的到来，也是为了实践徐志摩的主张：“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是自己好玩。”

1926年，徐志摩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创办了《剧刊》，发表了重要的创刊词《剧刊始业》。

于其间徐志摩阐明了自己的戏剧观：“戏剧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不仅包含诗、文学、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各类的艺术，它最主要的成分尤其是人生的艺术。”他提出了戏剧是综合艺术而且为人生服务的见解，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哪一样艺术能有戏剧那样集中性的、概括性的‘模仿’或是‘批评’人生？”

另外，他还科学地说明了戏剧艺术的集合性，认为“一个戏的成功是一件极复杂、极柔纤、极繁琐、不容有一点漏缝的一种工作；一句话声调的高矮，一盏灯光线的强弱，一种姿势的配合，一扇门窗的位置，在一个戏里都占有不容含糊的重要。这幻景，这演台上的‘真’，是完全人造的，但一极小部分的不到家往往可以使这幻景的全体破裂，这不仅是集合性的艺术，这也是集合性的技术”。

徐志摩对中国戏剧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两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联想到我们现在已然拥有国家大剧院、人民艺术剧院等剧院剧场，他们这些人当初真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未曾远去

另一位将布鲁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是叶君健，他可谓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形塑者之一。在“太太的客厅”声名鹊起的20世纪30年代，叶君健正求学于武汉大学，结识了在那里教授现代诗歌和散文的朱利安·贝尔。谈及自己当年的求学经历时，叶君健曾自贬为坏学生，即其兴趣主要不是学校所规定的功课，而是文学创作，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叶君健引起了贝尔的注意。他们因此成为了莫逆之交，甚至曾一起“长征”。

他们相识后不久，贝尔便以如下的溢美之词把叶君健的一些英文作品推荐给了伦敦的《新作品》（New Writing）杂志：“如果我有机会，我将把我的一个学生写的东西寄些给你，他是一个真正出色的年轻人。他在不久前出版了一部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本人十分可爱，非常吸引人。”因为经常有作品在《新作品》杂志发表，叶君健逐渐为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所熟悉，虽然他与这个圈子的真正接触则是在若干年之后。

1944年，叶君健应彼时英国政府战时宣传部之邀，去英国各地（包括军营、居民区和学校）宣传中国人民抗日事迹，以鼓舞英国人民的斗志，配合英国政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进行全民总动员。1945年，“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他与英国人民共同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斗争,英国政府给了他一个在剑桥大学做文学研究员的职位,叶君健利用这个稳定的收入所保证的安定生活,集中用英文写作,反映中国人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和斗争的生活,出版了多部小说和文学翻译专集 ,其中的长篇小说《山村》（Mountain Village）还被英国书会（Book Society）推荐为“最佳作品”（Best Writings）之一。

在此期间，叶君健结识了那个时期英国文学史的大批精英，与多位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人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并得到了他们的青睐，比如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和大卫·加奈特（David Garnett）、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49年回国之前，叶君健已然被英国文学界接受为当时的一名“英国文学家”，以致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相继离世，叶君健被视为了当代英国人的历史之镜。所以，1981年7月10日，英国作家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ell）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布鲁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在文章的一开头他这样写道:“最近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在叶君健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来了。”

此间值得一提的是，朱利安·贝尔在把叶君健带入圈子的同时，也带走了才女凌叔华。在武汉，已经与陈西滢结婚的凌叔华结识了朱利安·贝尔，两人互生情愫；通过朱利安·贝尔，凌叔华到英国后融入了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继续写作。

新世纪前后，朱利安·贝尔的这段情史被作家虹影挪用到了长篇小说《K》（又名《英国情人》）之中，引发了著名的“先人名誉”案，因而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

所以，在其显影以降的近百年时间里，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始终未曾离开过中国文人的视野，既有参与其间的形塑者，也有实践者和挪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然成为历史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未曾远去，而且难以远去。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建构并见证的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因此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它在让人通过文化怀旧获得窥淫的快感或者想象性满足的同时，作为他者为我们提供某种反思历史、形塑未来的空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我们在走出一个圈子的同时，已然进入另一个圈子，政客圈、金融圈、广告圈，圈圈相连；有至交好友叙聊，也有利益纠结瓜葛，有三杯两盏浅酒，也有挥金无数，有低调相聚，也有媒体啁哳。

一些圈子注定是短命的，但一如英国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所证明的，文化人的圈子抑或文化圈即使已然成为历史，依然能够作为别具魅力的一道风景线令人侧目，供人或欣羡向往，或恣意消费。

作者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