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晚，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三季度业绩报告全部披露完毕。公众在看到前三季度上市银行实现归属于股东净利润超万亿的同时，也发现,它们的不良贷款余额累计已达60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全部超过1％。
不良贷款，这个中国银行业曾经的心头之痛，又开始隐隐作痛，痛感越来越大，想捂住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在这些公开数据的背后，更隐藏着一些让人不安和担忧的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似乎正在陷入迷局，走入了困局。
十年之变
不良贷款一直是商业银行挥之不去的阴影。2001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5.4％。在这之前，从1999年4月起到10月，我国相继成立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家专门处理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职责便是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大银行1995年后发放、1998年前形成的不良贷款。
让人觉得沉重的是，我国银行业当时的统计方式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四级分类”法，而不是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规则。据研究机构测算，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计算，200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超35％，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高达46％。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银行近一半贷款面临着难以收回的巨大风险。
不过，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废除了四级分类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贷款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衡量标准开始与国际接轨。2003年4月2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银监会成立之后，对不良贷款数据的统计和监测趋于清晰和稳定，也更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考察了银监会成立之后到今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相关数据，以期从这12年的数据变化中找到一些端倪。
从图表可以看出，自2003年6月银监会首次公布不良贷款数据到今年上半年，尽管统计对象略有变化，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呈现“双降”趋势：不良贷款余额从2.54万亿元下降到0.69万亿元，下降3.7倍；不良贷款率从19.6％下降到1.08％，下降18.1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大幅上升，2003年资本充足率仅为－3％，今年二季度末已升至12.4％。应该说，商业银行通过剥离、核销等手段，逐步卸载了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通过政府注资等方式充实了资本金，在此基础上成功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获得后续长远发展。“中国银行业已技术性破产”，这样耸人听闻的论断被事实证明“破产”了。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坐上了全球银行市值排名的头把交椅，在市值排名前十位中中资银行占了四席。在十多年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下降，主要依赖剥离不良资产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一单一方式。中央针对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剥离，共有三轮：一是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至2001年底对四大银行的第一轮剥离，共剥离了1.3万亿元不良贷款。二是2004年－2005年对三家大银行不良贷款的再剥离。2004年建行、中行剥离不良贷款超过2000亿元，不良贷款率双双降至5％以下。2005年，工行进行剥离，共处理不良贷款超过7000亿元，由此推动当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了4.6％。三是2008年对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农行在股改前夕剥离处置不良贷款8157亿元，使其当年不良贷款率下降19.3％，这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从2007年底的6.17％猛降至2008年底的2.42％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商业银行自身也核销了一部分不良贷款。
不过，这种以行政手段将不良贷款强行排除商业银行体系的做法，虽然减轻了银行的经营包袱，美化了银行的财务报表，但不良贷款还是留在整个经济金融体系之内。而且，这么多年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银行的金融生态，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政府而言，不良贷款就像是从左手挪到了右手；对银行而言，滋生不良贷款的土壤仍然存在。
重重谜团
好景果然不长。近四年来，商业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又不断积聚，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
2011年三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为十多年来最低点，之后逐季攀升。到2014年二季度，不良贷款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上升，余额已达6944亿元，不到四年之内增加了70.3％。即使在信贷总量激增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也从0.90％升至1.08％，增加了0.18％。不良贷款就像是商业银行一个肿瘤，前几年经过切除虽有遏制，但并没有得到根治，现在癌细胞又开始扩散了。
从区域看，不良贷款已经从“长三角”向周边地区及“珠三角”蔓延。2012年－2013年，长三角地区为不良贷款的主要聚集地。2013年不良贷款率浙江省为1.98％，江苏省为1.23％，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一半左右来自长三角地区。而2014年上半年，山东省银行业不良贷款较年初增加167亿元，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至1.57％。同期，广东省不良贷款率也已达1.36％。此外，广西、新疆等地的不良贷款也明显上升。可以预见的是，不良贷款高发的态势，将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全国逐步传导。
从行业看，银监会数据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为不良贷款最多的行业。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也认为，2013年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前三大行业为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6％、2.0％和1.8％，远高于其他行业。上述行业周期性强，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下行，整个行业面临较大经营困境。特别是钢铁、机械、光伏、船舶等，是目前不良贷款主要来源。一贯质量优良的信用卡业务，近年来逾期欠款也在猛增，上半年透支不良率已经高达1.47％，情况堪忧。
从表现看，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断裂成为不良贷款爆发的重要诱因。如在浙江，由“两链”引发的信贷风险，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沉重地悬在了银行业上方。一些企业担保链之庞大和复杂，令人瞠目结舌。如温州的信泰集团，当时担保链第一圈涉及企业19家，金额5亿多元；第二圈涉及企业115家，金额34亿多元；到了第四圈，涉及企业高达411家，金额72亿元。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数达到730家，金额超过150亿元。只要其中一家企业出现问题，担保链上其他企业都将可能被拖累。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也出现变化。在部分地区，企业逃废债现象由点及面开始增多。一些企业还人为制造各种事端，企图逃脱本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基层司法机关，限于案子多、人手紧，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和诉讼的执行往往力不从心。
尽管如此，无论是与历史数据比，还是与国际同业比，我国商业银行当下1.08％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处于低位。我们杞人忧天了吗？其实，真正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数据可能已被低估：一是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差的现实，甚至还要求银行调高问题贷款级态；二是地方政府对涉及风险事项的企业，往往要求银行实行“三不”（不抽贷、不增加附加条件和不调级）政策来延缓企业破产；三是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人为地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比如一再办理展期；四是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尚未被完全识别和发现。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约18万亿元，其中57％来自银行贷款。2014年开始，大量地方政府债务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中。
所以，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出现大幅度增加。2014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环比上升了41.7％，这反映出未来不良贷款确认的压力相当巨大。到6月底，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已高达1.6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5％。相对于不到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这两倍还多的关注类贷款，更像是一颗颗隐形的炸弹。
在广东省佛山市，今年前七个月不良贷款增加了132亿元，增幅达217％，不良贷款率飙升至2.6％，有8家银行的不良率超过5％。而去年底，佛山的不良贷款余额不到61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85％。数据的差异并不能说明佛山2014年之前风险防范到位，而只是这一真实数据多捂了一年而已。如不良贷款出现区域性集中爆发，则佛山不会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面对波澜不惊的各种报告，我们认为：公开的不良贷款数据，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情况。换句话说，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潜在风险还未全部暴露，大量的不良贷款仍处于冰山之下。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1.08％的不良贷款率，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走出困局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信用的金融企业，与生俱来就与风险打交道。在市场化环境下，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信息的非均衡性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中矛盾冲突的客观性，再加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等因素，都可能给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带来挑战。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信贷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不良贷款率也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在盈利与风险间找到适合银行自身策略的动态平衡点，不同银行对此应该有不同的容忍度。
但我国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扩张欲望强烈, 只考虑一味借款, 很少考虑资金成本与还贷能力，这些都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伏笔。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的80％来自银行体系，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由此，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便很快地传导到银行体系。前些年的不良贷款大量剥离，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埋单。而这些年，随着强刺激政策退出和国内外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又将体现为大量的不良贷款。
从商业银行自身看，目前普遍存在“单一结构”现象：业务结构上，以信贷业务为主；客户结构上，以大中企业客户为主；收入结构上，以利息收入为主。这样的单一结构是比较脆弱的。多数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也严重失衡，业务模式简单，过分依赖批发业务，零售业务先天不足。而从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国家看，零售业务比重较大的银行，往往发展稳健，受到影响很小。
从根本上说，巨额不良贷款的最终化解，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信用环境的改善。当下，面对还将继续疯狂生长的不良贷款，我们要做的是“标本兼治”：
一方面，“治标”是当务之急。商业银行要综合运用现有各种处置政策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和进度，处理好存量不良贷款。比如，充分挖掘常规催收、司法诉讼、以物抵债、减息免息、贷款重组等措施潜力减少损失，同时加大呆账坏账核销力度。创新不良贷款处置方式，如引入资产证券化手段，打包出售不良资产，加快现金回收力度，尽快清除银行体系内的毒瘤。
此外，银行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尽量遏制新的不良贷款产生。面对新常态下的发展和生存压力，要克服信贷投放的冲动和盲目，做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特别是将信贷资金投向高收益项目时要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问题。还要重视内部管理，将合规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降低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治本”是关键之道。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对银行体系的单一依赖。对企业而言，可以更多借助IPO、新三板等手段获取资金；对于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地方债、城投债等方式筹措资金。在改革过程中，还要严格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防止其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十八大之后，各地政府都争晒“权力清单”，希望借此理清职责边界、严格依法办事。但“权力清单”不能束之高阁，不能一晒了之。政府的手管不住，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就永无解决之日。
对银行而言，还应下大力气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业务结构要逐步综合化，客户结构要实现均衡化，收入结构做到多元化，不断提高零售客户比例，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要通过结构调整，摒弃过去那种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降低经营管理风险，提高抵御经济周期能力。
今年7月份，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一年破产重组有100万起，而我国是2000起，现在很多“僵尸企业”占据大量贷款，盘活存量贷款应发挥破产法作用。无独有偶，8月份吴敬琏先生在浙江温州一个讲座上，给温州经济开出药方，重要一点是：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加快企业破产重组，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冲击，但从中长期看，有利于优化整个产业结构，进而提升银行资产质量。
当然，标本兼治，知易行难——难就难在经常只顾“治标”，而无暇或忽视“治本”。希望经历这一轮的痛苦和磨难，不良贷款能够真正做到治标又治本，走出“增加-剥离-增加”的恶性循环。果如此，则善莫大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