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困局之解

本文来源于 2014-11-17 1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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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巨额不良贷款的最终化解,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信用环境的改善

文 董希淼 | 编辑 yanqi

10月30日晚,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三季度业绩报告全部披露完毕。公众在看到前三季度上市银行实现归属于股东净利润超万亿的同时,也发现,它们的不良贷款余额累计已达60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全部超过1%。

不良贷款,这个中国银行业曾经的心头之痛,又开始隐隐作痛,痛感越来越大,想捂住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在这些公开数据的背后,更隐藏着一些让人不安和担忧的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似乎正在陷入迷局,走入了困局。

十年之变

不良贷款一直是商业银行挥之不去的阴影。2001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5.4%。在这之前,从1999年4月起到10月,我国相继成立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家专门处理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职责便是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大银行1995年后发放、1998年前形成的不良贷款。

让人觉得沉重的是,我国银行业当时的统计方式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四级分类”法,而不是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规则。据研究机构测算,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计算,200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超35%,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高达46%。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银行近一半贷款面临着难以收回的巨大风险。

不过,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废除了四级分类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贷款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衡量标准开始与国际接轨。2003年4月2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银监会成立之后,对不良贷款数据的统计和监测趋于清晰和稳定,也更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考察了银监会成立之后到今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相关数据,以期从这12年的数据变化中找到一些端倪。

从图表可以看出,自2003年6月银监会首次公布不良贷款数据到今年上半年,尽管统计对象略有变化,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呈现“双降”趋势:不良贷款余额从2.54万亿元下降到0.69万亿元,下降3.7倍;不良贷款率从19.6%下降到1.08%,下降18.1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大幅上升,2003年资本充足率仅为-3%,今年二季度末已升至12.4%。应该说,商业银行通过剥离、核销等手段,逐步卸载了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通过政府注资等方式充实了资本金,在此基础上成功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获得后续长远发展。“中国银行业已技术性破产”,这样耸人听闻的论断被事实证明“破产”了。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坐上了全球银行市值排名的头把交椅,在市值排名前十位中中资银行占了四席。在十多年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下降,主要依赖剥离不良资产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一单一方式。中央针对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剥离,共有三轮:一是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至2001年底对四大银行的第一轮剥离,共剥离了1.3万亿元不良贷款。二是2004年-2005年对三家大银行不良贷款的再剥离。2004年建行、中行剥离不良贷款超过2000亿元,不良贷款率双双降至5%以下。2005年,工行进行剥离,共处理不良贷款超过7000亿元,由此推动当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了4.6%。三是2008年对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农行在股改前夕剥离处置不良贷款8157亿元,使其当年不良贷款率下降19.3%,这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从2007年底的6.17%猛降至2008年底的2.42%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商业银行自身也核销了一部分不良贷款。

不过,这种以行政手段将不良贷款强行排除商业银行体系的做法,虽然减轻了银行的经营包袱,美化了银行的财务报表,但不良贷款还是留在整个经济金融体系之内。而且,这么多年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银行的金融生态,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政府而言,不良贷款就像是从左手挪到了右手;对银行而言,滋生不良贷款的土壤仍然存在。

重重谜团

好景果然不长。近四年来,商业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又不断积聚,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

2011年三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为十多年来最低点,之后逐季攀升。到2014年二季度,不良贷款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上升,余额已达6944亿元,不到四年之内增加了70.3%。即使在信贷总量激增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也从0.90%升至1.08%,增加了0.18%。不良贷款就像是商业银行一个肿瘤,前几年经过切除虽有遏制,但并没有得到根治,现在癌细胞又开始扩散了。

从区域看,不良贷款已经从“长三角”向周边地区及“珠三角”蔓延。2012年-2013年,长三角地区为不良贷款的主要聚集地。2013年不良贷款率浙江省为1.98%,江苏省为1.23%,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一半左右来自长三角地区。而2014年上半年,山东省银行业不良贷款较年初增加167亿元,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至1.57%。同期,广东省不良贷款率也已达1.36%。此外,广西、新疆等地的不良贷款也明显上升。可以预见的是,不良贷款高发的态势,将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全国逐步传导。

从行业看,银监会数据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为不良贷款最多的行业。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也认为,2013年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前三大行业为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6%、2.0%和1.8%,远高于其他行业。上述行业周期性强,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下行,整个行业面临较大经营困境。特别是钢铁、机械、光伏、船舶等,是目前不良贷款主要来源。一贯质量优良的信用卡业务,近年来逾期欠款也在猛增,上半年透支不良率已经高达1.47%,情况堪忧。

从表现看,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断裂成为不良贷款爆发的重要诱因。如在浙江,由“两链”引发的信贷风险,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沉重地悬在了银行业上方。一些企业担保链之庞大和复杂,令人瞠目结舌。如温州的信泰集团,当时担保链第一圈涉及企业19家,金额5亿多元;第二圈涉及企业115家,金额34亿多元;到了第四圈,涉及企业高达411家,金额72亿元。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数达到730家,金额超过150亿元。只要其中一家企业出现问题,担保链上其他企业都将可能被拖累。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也出现变化。在部分地区,企业逃废债现象由点及面开始增多。一些企业还人为制造各种事端,企图逃脱本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基层司法机关,限于案子多、人手紧,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和诉讼的执行往往力不从心。

尽管如此,无论是与历史数据比,还是与国际同业比,我国商业银行当下1.08%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处于低位。我们杞人忧天了吗?其实,真正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数据可能已被低估:一是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差的现实,甚至还要求银行调高问题贷款级态;二是地方政府对涉及风险事项的企业,往往要求银行实行“三不”(不抽贷、不增加附加条件和不调级)政策来延缓企业破产;三是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人为地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比如一再办理展期;四是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尚未被完全识别和发现。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约18万亿元,其中57%来自银行贷款。2014年开始,大量地方政府债务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中。

所以,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出现大幅度增加。2014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环比上升了41.7%,这反映出未来不良贷款确认的压力相当巨大。到6月底,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已高达1.6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5%。相对于不到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这两倍还多的关注类贷款,更像是一颗颗隐形的炸弹。

在广东省佛山市,今年前七个月不良贷款增加了132亿元,增幅达217%,不良贷款率飙升至2.6%,有8家银行的不良率超过5%。而去年底,佛山的不良贷款余额不到61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85%。数据的差异并不能说明佛山2014年之前风险防范到位,而只是这一真实数据多捂了一年而已。如不良贷款出现区域性集中爆发,则佛山不会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面对波澜不惊的各种报告,我们认为:公开的不良贷款数据,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情况。换句话说,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潜在风险还未全部暴露,大量的不良贷款仍处于冰山之下。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1.08%的不良贷款率,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走出困局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信用的金融企业,与生俱来就与风险打交道。在市场化环境下,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信息的非均衡性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中矛盾冲突的客观性,再加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等因素,都可能给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带来挑战。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信贷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不良贷款率也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在盈利与风险间找到适合银行自身策略的动态平衡点,不同银行对此应该有不同的容忍度。

但我国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扩张欲望强烈, 只考虑一味借款, 很少考虑资金成本与还贷能力,这些都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伏笔。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的80%来自银行体系,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由此,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便很快地传导到银行体系。前些年的不良贷款大量剥离,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埋单。而这些年,随着强刺激政策退出和国内外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又将体现为大量的不良贷款。

从商业银行自身看,目前普遍存在“单一结构”现象:业务结构上,以信贷业务为主;客户结构上,以大中企业客户为主;收入结构上,以利息收入为主。这样的单一结构是比较脆弱的。多数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也严重失衡,业务模式简单,过分依赖批发业务,零售业务先天不足。而从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国家看,零售业务比重较大的银行,往往发展稳健,受到影响很小。

从根本上说,巨额不良贷款的最终化解,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信用环境的改善。当下,面对还将继续疯狂生长的不良贷款,我们要做的是“标本兼治”:

一方面,“治标”是当务之急。商业银行要综合运用现有各种处置政策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和进度,处理好存量不良贷款。比如,充分挖掘常规催收、司法诉讼、以物抵债、减息免息、贷款重组等措施潜力减少损失,同时加大呆账坏账核销力度。创新不良贷款处置方式,如引入资产证券化手段,打包出售不良资产,加快现金回收力度,尽快清除银行体系内的毒瘤。

此外,银行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尽量遏制新的不良贷款产生。面对新常态下的发展和生存压力,要克服信贷投放的冲动和盲目,做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特别是将信贷资金投向高收益项目时要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问题。还要重视内部管理,将合规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降低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治本”是关键之道。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对银行体系的单一依赖。对企业而言,可以更多借助IPO、新三板等手段获取资金;对于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地方债、城投债等方式筹措资金。在改革过程中,还要严格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防止其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十八大之后,各地政府都争晒“权力清单”,希望借此理清职责边界、严格依法办事。但“权力清单”不能束之高阁,不能一晒了之。政府的手管不住,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就永无解决之日。

对银行而言,还应下大力气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业务结构要逐步综合化,客户结构要实现均衡化,收入结构做到多元化,不断提高零售客户比例,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要通过结构调整,摒弃过去那种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降低经营管理风险,提高抵御经济周期能力。

今年7月份,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一年破产重组有100万起,而我国是2000起,现在很多“僵尸企业”占据大量贷款,盘活存量贷款应发挥破产法作用。无独有偶,8月份吴敬琏先生在浙江温州一个讲座上,给温州经济开出药方,重要一点是: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加快企业破产重组,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冲击,但从中长期看,有利于优化整个产业结构,进而提升银行资产质量。

当然,标本兼治,知易行难——难就难在经常只顾“治标”,而无暇或忽视“治本”。希望经历这一轮的痛苦和磨难,不良贷款能够真正做到治标又治本,走出“增加-剥离-增加”的恶性循环。果如此,则善莫大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编辑:yanqi
关键字: 困局 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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