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20个不到10分钟的短片集组成的纪录片《我们，经济》（We the Economy），从今年秋季开始在美国通过互联网传播。这部畅谈美国经济的纪录片，试图从市场、全球化、不平等、债务等角度切入说理。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被选入这个向普通人解释美国经济的系列片，标题就是：“中国企业，美国制造”（Made by China in America）。
文化通过影像反映现实。经济评论者则高屋建瓴，站在世界贸易新常态的角度解读贸易与投资的新趋势。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贸易政策的传统焦点——关税和补贴的正式协定——如今已过于狭隘。政府应转而关注影响其经济参与全球化能力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外商直接投资正变得比贸易更重要。无论个别投资条约有何优点，根据国内法律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原则正变得日益重要。
这一社评发出时，正值第16轮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在美国华盛顿落幕不久。这一为期五天的谈判，只是在11月17日开始时个别媒体有所关注，而它的落幕则几乎悄无声息。但就在看似不经意间，投资领域的巨大变化已在发生。就在这一轮谈判开始之前，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表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度，力争于年底前就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在2015年启动负面清单谈判。
熟悉中美双向投资动向的人士介绍，中美间谈判现在进行得很密集，每隔两三个月就有一轮谈判，而在2014年底之前关于BIT的条款有大量实质性的工作要做，然后会进入到BIT的攻坚部分，负面清单谈判。
在负面清单即将为中美打开跨国投资巨大的空间之际，中国吸收外资的新模式也正在成形。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已在吸收外资的比例上得以反映，开始向服务业倾斜。
中国商务部11月18日公布的数字显示， 2014年1月-10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5.2亿美元，同比下降15.1％，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3.91％。
与此同时，今年1月－10月中国海外投资总额为81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8％，这一规模几乎与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相当，预计今年全年中国对境外的投资可能要超过1200亿美元。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表示，2014年将成为继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二个历史发展节点，从贸易往来的全球化升级到资本运营的全球化。
在相关投资界人士看来，中国整体经济的放缓，使无论是中国的海外投资还是中国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未达到顶峰。总体趋势是中国国内应当增加消费减少投资，目前想进入到中国的外资需求被抑制。一旦中国的外商投资规则进一步自由化，中国会迎来新一代高质量的投资。
资本输出新局
南卡罗来纳州克拉伦登县在11月25日宣告了最新的“中国企业，美国制造”案例——来自中国佛山的、专业从事一系列汽车举升机研发、制造和全球分销的远山公司将在该县建立其美国制造业务。远山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决定在五年内投资660万美元，有望为南卡罗来纳州的曼宁市创造59个就业机会。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政府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林新伟对此很感慨。他曾在1999年协助海尔集团来南卡投资。他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当年海尔投了3000万美元，带来了250个就业岗位。当地人告诉他，这么大的中国项目真不可思议。但和更多中国企业在南卡的投资项目比较起来，海尔的投资现在只能算中等规模的项目。而近期将有一个4亿美元的绿地投资项目落地——这也将是迄今为止南卡最大的一个中国制造业项目。
2005年，南卡州政府在上海成立代表处。林新伟说，头几年每年平均只有三五家中国公司前往南卡考察，到了2014年，考察的中国公司扩大到20多家。2013年，中国成为南卡州第二大外来投资来源国。
除了企业数量上的变化，中国投资的动机也在变化。林新伟说，中资项目来美国投资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寻找更便利、成本更低的地方服务北美客户、甚至中国本土客户，成为中国公司到美考察的最大动机。因而，美国的一些低成本地区就自然成为这些企业选址的重点关注地带。
南卡州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个剪影。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及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02年-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1年增长，年均增速达39.8％。2014年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立起新的路标：今年1月－10月中国海外投资总额为81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8％，这一规模几乎与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相当，预计今年全年中国对境外的投资可能要超过1200亿美元。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称，2013年，中国共有约1.53万家企业走出去，其中国有企业约占55％，它们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2013年最轰动、也是中国企业规模最大的赴美投资案是双汇国际71亿美元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
收购完成一年有余之后，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里·波普（Larry Pope）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今年虽然还未完全过去，但公司的表现已是史上最好的一年。2013财年，出口销售大约占史密斯菲尔德猪肉市场份额的16％。由于受美国的猪肉疫情影响，今年公司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虽然很多，但不如预期，不过我们已在河南有了30个销售网点，估计2015年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会增加25％。
重新审视这次并购，波普说，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双汇国际为史密斯菲尔德打开了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市场——世界上51％的猪肉消费者在中国。此前，史密斯菲尔德只能通过贸易口岸和边境上的进出口商出口猪肉到中国，而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市场。
很多美国人曾担心美国的工作机会被低工资国家抢走了，中国也曾屡受指责。但双汇和史密斯菲尔德这笔并购证明，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低成本猪肉生产者国家，双汇将部分食品供应外包给美国企业，以成本有效方式创造就业机会，是中美两国企业的双赢。
更重要的是，波普认为，当中国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时，这种调整对世界都有长远的助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因之而发生转变，由过去倾向于能源资源的传统驱动形式，逐步过渡到能源资源驱动、市场驱动、技术驱动等多种投资驱动格局，更多地收购品牌、技术，开始追求高附加值投资。
无独有偶。联想集团今年对谷歌旗下的摩托罗拉业务进行收购，并对IBM的低端服务器业务进行收购；中国三胞集团则斥资4亿多英镑收购了苏格兰百货公司House of Fraser，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对一家海外零售公司进行的最大投资。它还参与拍卖标得了美国聚焦新奇特产品的知名零售商Brookstone，收购了以色列医疗服务企业Natlali。
亚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仅在2014年一季度，中国投资者公布的高科技交易价值已超过60亿美元。在高科技产业中，投资趋势已从前几年以电子设备、机械和汽车零部件为主，转为范围广泛的多行业相结合，包括新能源、航空航天和生物技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投资遍布美国37个州，尤以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拥有独特创新产业群的几个州接受的投资最多。投资主体大多是位于中国经济发达省份并立足全球发展业务的私营企业。
投资另类叙事
不过双向投资的另一个叙事就远没有那么热闹。有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新批设立美资企业1061家，同比下降18.5％。商务部的数据是，2014年前十个月外商直接投资为958.8亿美元，同比下降1.2％，其中，日本、美国对华投资分别为36.9亿美元和23.2亿美元，同比下降42.9％和23.8％。
对此，中国商务部解读说，FDI增速低迷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制造业依赖度的降低。日本、美国、东盟、欧盟这些国家对华投资过去主要是制造业，而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着产能过剩、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方面的压力。
也有人认为，FDI短期内不会回调。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在2014年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化，废除了那些威胁海外投资的限制；但另一方面是，同样的松绑没有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上。
今年公布的《2014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显示，七年前，中国是中国美国商会大多数会员企业的首选投资地。如今，这一比例已降到20％。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大企业表示在华经营越来越困难，一半受访企业认为在华“黄金时代”已结束。而中国美国商会有80％的会员企业认为由于成本不断增长，中国正在某种程度或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竞争力。
展望未来，美国商界如何看待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他们在中国投资的意愿又如何？
美商务部前副助理部长李凡(Henry Levine)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内容能否以一种及时而彻底的方式来实现。长期与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打交道的李凡对《财经》记者说，FDI低迷的原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越南等国也在同中国竞争抢夺FDI，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等风险，但这些都是非政策性因素；而中国长期固有的系统性弊端在政策上的体现，一是公平有效的法律执行的缺失；二是他称之为“不完全的经济改革”，这包括，地方保护主义体现下的政府与公司的紧密关系等障碍。
中国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府干预行为，从间谍案到反垄断调查案，都引发了外资的抱怨。先是婴儿配方奶粉企业的非法定价行为，然后是对汽车制造商的调查，从汽车制造商奥迪(Audi)到美国芯片生产商高通(Qualcomm)，均在被调查之列。
李凡说，这引发了两个担忧，一是中国可能的改革和开放进程要比美国公司所期望的来得慢，或者说人们看到了更多的改革而不是开放；二是民族主义被强调，会使外资公司认为它们在中国不再像过去一样受到欢迎。总体上，许多外资企业认为，它们在华的投资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们关注的是，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行动，是否会干预正常的市场竞争。有的美国投资界人士认为，2014年第一阶段推出的那些加强中国竞争力的政策颇为复杂。中国国家发改委的管理模式似乎是，对外国科技公司的关注远远超出任何其他类别的公司。这不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的有效方法，更无法创建高质量的、市场驱动的中国经济。
为此，美国投资界人士期待，中国能在与竞争政策有关的领域做出必要的调整。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李凡认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显得极为重要，它会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力量，点燃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火种。
中美顶层谋变
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的周一晚上，中美两国就WTO框架下进行的《信息技术协议》（ITA）的扩容谈判取得突破性的理解和共识，这出乎很多人的意外。
一年前的2013年11月，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宣布退出ITA扩围谈判。由80个世贸组织成员参加的《信息技术协议》（ITA）是1996年达成的IT产品关税削减诸边协议，覆盖97％的全球IT产品贸易。如今此协议所覆盖的产品范围已无法适应全球IT产品和贸易自由化的需求。
人们甚至没有觉察到缓和的迹象。就在扩容谈判有突破进展的前一天，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还有美国专家谈及中美双边投资问题时指出，包括ITA在内的规模较小的协议有很强的信息指向作用，因为想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都很实际，他们需要看到中国有所动作，而美国方面的抱怨是，中国提出的免税磋商清单太小。
李凡说，ITA的中美突破性进展既有实际意义也有象征意义。从商业上来说很多高科技产品有可能实现零关税，有利于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从象征意义来讲，和ITA同时进行、情况相仿、而涵盖范围更广的BIT谈判由此有了更光明的前景。虽然美方对ITA的期望更高，但通过ITA，中方扭转了此前谈判带来的负面形象，变得中性甚至是更积极。
美中ITA谈判进展被认为是几年来两国在经贸合作方面的首个重大进展。实际上，11月10日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11日北京APEC会议决定启动和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17日中澳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短短八天时间，三大自贸区都有重要斩获。荣鼎集团总裁荣大聂说，过去的两年直到北京APEC前，人们都比较悲观，而这些成果释放出的共同信号是，北京愿意重返到那些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参与性的对外政策中来。
从历时九年多时间完成的中澳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的经验看，虽然其具体文本还没有完全披露，但曾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公司副总裁迈克尔·斯马特(Michael Smart)对《财经》记者指出，如果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市场开放协议，就必须包括强有力的知识产权规定、政府采购、电子商务规则等，而这似乎是中澳自贸协定所缺失的。
但毕竟，中国领导人在积极推动投资贸易走向新的平台，而这些举措也为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铺平了道路。斯马特说，无论是中美BIT谈判在2008年刚开始，还是现在，对美国公司而言，在中国投资最突出的障碍都是经济领域一些关键部门，如金融服务、能源和电信等的市场准入。美国寄希望于中国通过提供“负面清单”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美投资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推动投资改变的力量。李凡说，2013年7月，BIT谈判因中国同意接受美国的总体框架而产生重大突破，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机制成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今年7月，双方在很多条款上达成一致并明确了下一步谈判的时间表，并承诺于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这意味着这一进程又向前迈了半步。
负面清单关系着中美BIT的成败。李凡说，当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最初提出时，美国商界和政府都很失望，因为单子太长了；事后这一负面清单虽然有所修正，没有最初那么庞杂，但变化还不是很大，令美国政府和商界再次失望。李凡说，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努力希望被包括在负面清单中，从而干预竞争，但最终还是需要政治领导人决策，从而打开跨国投资的巨大空间。
斯马特则相信，尽管阻力重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有望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签署。
著有《中国走向西方》（China Goes West）的前沿战略集团(Frontier Strategy Group)助理副总裁周乐达（Joel Backaler）对《财经》记者说，美中投资关系的改善对双方都至关重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从就业增长、发展基础设施和增加税收等方面利好美国经济。同时，随着中国由“世界工厂” 向以知识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型经济转变，它需要来自美国的投资来培育本地人才，提高技术和研发基础设施，注入全球的管理文化的生命力。这些都需要时间，但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上，决策者能认识到，美中双边的投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实习生肖天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