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1月至10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031亿元，共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497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预计全年可能会接近或超过境外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规模，这就意味着2014年将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
在即将跨入对外直接投资元年之时，冷静下来全面分析和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和所面临的对内对外形势，在认识到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更应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仅要做好“走出去”的心理准备，而且，还必须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准备。
阶段性成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起步，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大体上，可将这3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1980年－2000年起步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处于“引进来”阶段，重点放在吸引外资，并借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一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1980年至2000年期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不足300亿美元。
二是2001年－2007年较快发展阶段：2000年，在全面总结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将“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一系列机遇，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从200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67亿美元，2007年跃升到265亿美元。
三是2008年至今迅速发展阶段：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美等国企业资金比较紧张，市场估值水平显著下降，接受并购和国际化的意愿明显增强，同时，欧美等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对海外企业的并购行为和态度有所改善，包括美国和欧盟等国政府为促进本国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复苏，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海外并购迅速增长，对外直投规模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2009年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比1980年至2005年的总和还多，达到565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688亿美元，2012年为772亿美元，2013年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78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从流量上看，中国对外投资已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201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位居全球第13位，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一些西方国家明显感到了顾虑，甚至是恐慌，认为中国“正在买下世界”。对此，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诺兰2013年7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断言：“不！我们正在中国内部，但中国并未进入我们内部。”他主要是基于以下分析作出上述的判断：一是世界如今已被少数但占据主导的企业所改变。它们几乎全部植根于发达国家，拥有统治性的品牌与超级技术，这些全球性公司对境外投入巨资，尤其在中国；二是，中国正在融入这个新世界，但这一成就是建立在向世界级制造商提供工人和市场的基础上；三是中国并没有买下世界。1990年－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3.6万亿美元。高收入国家在其中占比高达79％。截至2012年，美英对外投资总额分别为5.2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为5090亿美元。中国的净投资额更是可悲，为负3240亿美元。
吸取经验与教训
在“走出去”过程中，会面临着宏观风险（如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外交风险和文化风险等）、微观风险（如投资决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等）、交易风险（如投资方式风险、交易审批风险、交易结构风险、估值风险，以及支付方式风险等），以及投资后的后续风险（如并购后的管理与文化融合风险、公司管控风险以及人才储备风险等）。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看，“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如中国企业境外铁矿投资，由于国际上低成本的大型矿山已被必和必拓、力拓以及淡水河谷等国际矿业巨头所垄断，中国企业投资或并购的铁矿资源整体品位较低，采矿难度大，且基础设施较差。如，中钢收购澳洲中西部公司开发的Weldrang铁矿，中冶收购西澳的兰伯特角铁矿等，或由于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没有落实，或由于采矿难度大，不具有开发条件等原因，致使项目搁置或退出。有的投资则由于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以及与当地劳工、社区冲突或环保等原因，导致开发预算严重偏离实际，大量追加投入，严重影响了项目整体进展，如中信泰富收购西澳磁铁矿项目，历时七年，耗资逾百亿美元，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的总投资额42亿美元。
从海外并购国际经验看，成功的案例要远远少于失败的案例。中国的海外并购历程也并无例外。尽管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股份、北汽收购萨博相关知识产权等，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不成功的案例，如，中国平安收购欧洲富通集团，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中铝集团入股力拓，TCL集团收购德国施耐德家电、汤姆逊以及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等等。
从多年来境外直接投资年检的情况看，国内企业“走出去”总体盈利情况并不理想，盈利能力不强，亏损企业家数比较多，除了上述原因，还包括：
一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明晰的战略规划和目标，以及国际化企业的运营架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
二是资源开发型企业筹备期较长，前期投入较大，产出时间相对滞后，投资回报期较长，多数资源开发型企业前期均处于亏损状态。
三是境外投资项目前期市场尽职调查和论证不科学、不充分。境外投资项目初期的可行性研究过于乐观，对项目本身未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对被投资企业的估值不细致、不充分，对合作伙伴的债务尤其是或有债务等没有进行细致的了解和掌握，对被投资企业的管理团队不了解，对投资所在国的政治风险、投资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等没有进行深入的考察和评估，对境外投资和经营风险的估计不足，把握不准，没有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和风险防范措施，一旦遇到困难和问题后，危机处理能力较弱。
四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和管理的专业人才储备规模不足，内部管理机制跟不上，一些企业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理“走出去”。在招投标和并购过程中，还出现中国企业相互间的打压和无序竞争。
此外，“走出去”中，还经常出现跨国文化融合机制不顺畅，劳工保护、社会责任以及环保意识不强等问题。
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理论，其中一个含义就是经验优势，即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在“走出去”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可以借助“后发优势”，除了要从成功案例中吸收经验外，更应从众多的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
新形势、新机遇
未来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面临着较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走出去”发展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明确“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近期，对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也加快了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自主性和市场化行为将明显增强。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海外投资机遇。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今年11月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联通，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相互畅通和便利化的联通。
三是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在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会带动区域内投资的便利化。目前，中国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ECFA）。近期，中国又先后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完成了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并启动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工作。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正抓紧进行。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作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在进一步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和经贸发展的同时，也会大大便利对外直接投资，把双边或多边的投资与合作带向更高的水平。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将面临着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在过去的18个月中，经济增速也较以前明显放缓。
根据IMF2014年10月份报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明显供给不足，而发达经济体现有的基础设施逐步老化。美国国内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美国99％的主要公路都处于老化的不良状况。预计在未来15年，全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将超过9万亿美元。
继世界银行宣布要设立一个全球基础设施促进机构，促进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作用，今年9月份G20财长会议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以帮助私营部门与政府开展公私合营，使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11月G20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中提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未来四年内筹建全球性基础设施中心，鼓励各国政府、私营企业、发展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交换信息。
巨大空间中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的不断壮大则为“走出去”提供了基础和必要的保障。目前，中国已成为第二经济大国，2013年GDP达56.89万亿元，截至201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3.82万亿美元。今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3倍。
与经济发展阶段只能“提速”不能“超越”一样，对外投资阶段同样也不能“超越”。“走出去”发展战略要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阶段，以及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哈里·邓宁的观点，201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6700美元，如剔除通胀等因素影响，当前应处于邓宁所划分的对外投资额发展的第三阶段，或者是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或转轨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出现大幅增加，且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将明显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应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主体日益多元化，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决策链条短、效率高，海外关注度低，谈判能力强等特点，积极拓展其海外投资和并购空间，出现了一批影响比较大的海外并购项目，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复星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Fidelidade,Multicare, Cares、万达并购了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美国AMC影院公司等。据统计，民营企业已占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企业中的60％，达到3000多家，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市场。民营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项目数已占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总数的90％，投资金额占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76％。
二是海外并购已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2008年至2011年，海外并购年均增幅44％。2012年，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实现海外直接投资268.2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7％。2013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288起，实际交易额502亿美元，并购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7.5％。
此外，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但还远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主要是依靠低成本扩张和要素驱动的低附加价值的行业，这就决定了中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附加价值的低端。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加大创新和研发投入外，“走出去”并购是一个有效“赶超”的方法。通过对外投资和并购，在打通全球销售和采购渠道的同时，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品牌、市场，并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产业链整合，有助于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提升企业国际化的经营管理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可见，中国制造转型中的产业升级，如高端设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以及技术创新等领域，都将给“走出去”发展提供众多的机会。
“走出去”准备好了吗？
总体上看，“走出去”的确面临着较好的国内外形势和机遇，在此情况下，如何在清晰地界定好自身的战略发展目标和自身“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更客观、理性地“走出去”，避免一窝蜂式地“走出去”，是中国企业亟待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走出去”过程中，企业不仅要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好准备，还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一是建立清晰的战略规划和目标，并构建科学民主和高效的决策机制。“走出去”要有明晰的战略规划和目标，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现有的和可能的资源和要素优势，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走出去”模式，科学、理性和冷静地开展多元化的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和经营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地位。
二是做好投资项目前期的市场尽职调查和投后管理，切实对自身海外投资的经营和风险负责。充分做好前期市场尽职调查，可以借助国内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力量，做好投资项目的估值、财务以及法律和税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并对投资或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预案和措施。要建立健全投后管理机制，在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建立比较完善的应急预案，提高危机防范和处置能力，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是提升企业投资并购后续的资金融通能力。投资或并购运营的后续资金融通问题，是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瓶颈”问题。由于成立时间比较短，资金规模不大，中资海外企业的信用评级普遍较低，企业境外融资成本较高。因此，企业在“走出去”前，除了解决对外投资和并购的资金支付需求外，更应重视和评估后续投资的资金融通压力，如被并购企业的债务负担或债务替换、并购后主营业务的资金投入规模与自身融资能力相匹配等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境内母公司设立的境外投融资平台，并借助母公司的担保或反担保等，向境外银行借用商业贷款或在境外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或外币债券等进行融资；或者借助境内银行提供的“内保外贷”，增加海外投资企业的资信，降低海外投资企业境外融资成本；也可以通过境内股东贷款；以及将境外投资企业利润滞留境外进行增资或再投资等解决境外投资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四是重视并购后的跨国管理和文化融合。企业海外并购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并购完成后的有效整合。从全球并购实践看，失败案例中有近80％直接或间接地由于并购后的整合出现问题。中国企业并购境外企业后，在一段时间内，一般都会保留原有管理团队的稳定，同时，也会派出中方人员进入管理层，有的被并购企业的董事会甚至均由中方人员组成，这对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融资以及资本市场运作等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并购后的企业管理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尊重、平等、信任、合作和分享的精神，以及建立在上述精神基础上的有效沟通和协调，或者不尊重和认同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并购后的整合效果，甚至会导致并购的失败。另外，“走出去”的企业要自觉遵守投资所在国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文化风俗习惯,并承担起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五是加快培育既通晓国际规则，又熟悉经营管理的国际化投资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在这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跨国公司在中国几十年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培养和寻找到了合适的人才，尤其是具有国际化思维和视野，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观的人才。
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走出去”问题，除了企业自身的“强身健体”外，关键还是要坚持改革和市场化的取向，进一步理顺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厘清政府管理边界，减少政府干预，取消行政审批，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最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金融机构积极创新，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促进企业更好更快地“走出去”发展壮大。
一是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后的备案制仍实行事前备案，在实践操作中，要严格避免将备案制变成“隐性”审批制。取消审批后，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统筹规划，做好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服务、引导和监督，避免境内投资主体的无序竞争和盲目投资。要尽快研究出台境外投资管理条例，改革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统一规范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增强法规的透明度，为“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营造一个更加简洁、明晰、透明和规范的法律法规环境。
二是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信贷、保险和外汇等支持政策，落实境外投资的配套支持政策，拓宽境外投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境外投资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积极创新外汇储备运用，健全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债权和股权投资支持体系。目前，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继续通过融资，增加其债务资金的方式来拓展其“走出去”的空间不大。民营企业普遍又面临着“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应积极加大外汇储备运用的创新力度，按照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继续加大对符合条件的银行和企业委托贷款，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及时充实中投等专业股权投资机构资本实力。
这类股权投资机构，作为中长期的财务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方式，与中资企业一起进行海外投资并购，将金融资本和实业进行有效的对接并融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解决其资金融通问题，增强其海外投资并购实力。
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通过引入外部股东，可以促进其内部资源整合，实现海外业务模式的转型，加快其内部管理流程优化及市场化运作，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拓宽其海外业务规模，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走出去”实力。
三是建立和完善国际投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检验检疫等政府间协定，维护中资境外投资企业和人员合法权益。
四是金融机构应积极进行创新，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为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更为“贴身”的服务。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保险体系建设，充实中信保等资本实力，切实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资保险保障服务。
五是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专家咨询机构和多渠道信息交流机制，构建良好的信息服务平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培训、咨询和信息服务。
作者为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