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新常态定义为中长期趋势，表明中国经济正式迎来中速增长时代。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的宏观调控组合拳符合此前人们预期，不过会议也同时提出了关于积极财政要有力度和稳健货币要松紧适度的新表述，凸显经济下行压力仍大，需要预留一定的宏观调控政策空间。

就目前而言，新常态更多是一种趋势判断，尚未定型，最终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稳定状态还需要时间检验。如何稳妥过渡到新常态，平顺中国经济换挡的过程，并为新常态下的中速运行打造可靠的动力机制，都给宏观调控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一个良好的新常态的构建说到底离不开辞旧和迎新的妥为平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培育新的增长点，打造新的动力机制，寻求新的增长模式，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成的目标。不过，迎新不易，辞旧亦难。有时两者相互纠缠，互为因果。人们既不愿辞旧久拖不决而累及迎新，又不愿辞旧力度太大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及迎新。个中张力的拿捏，实为向新常态过渡期最具挑战性的戏码。

投资未能大规模重启被视为此轮经济持续疲软的“罪魁祸首”。这其中除了决策层主动避免大打鸡血局面再度出现产能过剩等考量外，银行难以像以前那样放钱出来也被视为投资不振的主因。银行当然有着自己的苦衷，既要完成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各种指标，又要受制于存准率，还面临新一轮呆坏账现实化的风险，当然出手难以像以前那么阔绰。

银行业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再现往日的雄风呢？上一轮银行业的复苏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其成功能够得以复制吗？

关于上一轮银行改制和不良资产的消化，人们过多将注意力放在呆坏账的剥离与外汇注资上，而倾向于忘记轻装上阵只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起点，却忽略了真正向改制后的四大行挹注新血的广大民营企业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看好中国入世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外资对四大行的入股固然功不可没，但真正为四大行脱胎换骨做大做强立下汗马功劳的还是众多的民营企业。长期以来，那些气势如虹的民营企业能够以20％以上的利润来支付12％以上的利息，从而支撑起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额利润，并进而使后者能够低息“补贴”大型国有企业在基建领域大展身手，并在一些重资产领域呼风唤雨，使得经济整体上形成国有民营利润均摊的格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模式走向终结。外需的急剧萎缩导致传统的民资制造业风光不再，温州地区的金融风波表明民资支付高额利息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传统民营制造业的一蹶不振，又激化了上游国有重化工和钢铁煤炭等重资产企业的产能过剩，令它们的还款能力与意欲受到压制。在这一进一出之间，银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再叠加地方债务累积所蕴含的风险，银行之负重难行可想而知。当此之际，如何消化旧账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国有银行的当务之急。

银行的负重难行归根结底源于4万亿的积重难消。泡沫犹存，调整和消化仍需时日，旧债未消，新钱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而受银行困境的掣肘，货币政策当局也不免左支右绌。一方面不能大规模放水继续吹大泡沫，一方面又要适度宽松来维系一定节奏的借新还旧以免因钱荒导致系统性坍塌，一方面还要定向输血来满足三农小微等部门的贷款需求。既要考虑总量问题，又要着眼结构调整，既想把表外逼回表内，又不愿釜底抽薪将隐性呆坏账显性化。

而当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部门与银行之间的脱钩趋势更应该引起警惕。人们不难发现如今风头正劲的那些行业及其领军者，基本上都属于轻资产型。它们不仅无需向银行借贷，反而想通过手中充沛的现金流来“抢”银行的生意。它们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进取正在加速金融脱媒，与此同时，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在分流银行的信贷客户资源。

如果新兴部门的造血功能无法反哺银行，则辞旧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上一轮不良贷款顺利消化的剧目将可能无法重演。如果此种脱钩的趋势加剧，则中国经济运行新旧两张皮之间的张力会日益凸显，这对新常态的构建显然不利。

为今之计人们宜正视这一现实，不再过于冀望以稳增长来反哺调结构，而应在积极打造新的动力机制的同时，积极稳妥解决上一轮信贷扩张所遗留的资产价格泡沫问题，避免银行、过剩产能行业和通道类公司之间形成一个闭合的恶性循环系统，进而拖累整体经济的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