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6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Woass对中国赞叹有加：中国人非常有能力，勤奋有加，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挥汗建设的都是中国人。

Woass并没有实际接触过太多中国人，他对中国的好感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给予了坦桑尼亚慷慨的巨额援助，时任总统尼雷尔不但与毛泽东成为朋友，还效仿中国在坦实行了少见的半军事化、高效的政府治理。

同样是出租车司机的Ali对中国的印象迥然不同：20岁出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的他认定是大批中国人的到来抢走了他的工作机会，而且还有很多中国人非常“狡猾”地教会了当地工人技能，让他们为中国人工作。Ali从没与中国人打过交道，这样的印象完全来源于同龄朋友们的闲谈。

类似分裂的印象经常可以见诸当地媒体，背后是两位普通坦桑人年龄差距所折射出来的历史。

与不少国际媒体惊呼“中国突然涌入非洲”不符的是，中国在非洲早已存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大量金钱和实物援助；到了80年代以基础设施建设承包为主；21世纪开端后大量中国商品进入非洲，双边贸易额陡然上升；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进入非洲，“从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的中国，而今天非洲街头上一位修路的工人也代表着中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说。

前后在坦桑生活工作过20多年的汪路生在1984年被选派为援外专家首次来到坦桑，他对《财经》记者回忆，出国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不仅技术援助的质量要远远高于在国内的标准，还被告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乎中国的形象。如今，据中国驻坦使馆统计，在坦约有中资公司500家，华人约3万人，实际数量还要高于此。

中国在非洲遭到的种种诟病，恰如成长的烦恼：从不起眼到随处可见的中国存在，各种问题自然被暴露以及放大；同时当地的中国人在遵守当地法律、市场竞争时确实存在先天不足。

正如商务部前副部长、长期从事对非工作的陈建所警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经过多少年奋斗得来的，但现在却在消耗着这笔宝贵的资源。

中国商品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区域的卡利亚库市场是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商贸区，这里也是东非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市场内共有3000多家商铺，其中有500家都是中国血统。

一位坦桑商人平均每两个月就会去中国进货，商品主要以箱包和运动类服装为主。做这门贸易生意已经有十年左右，近几年来原本红火的生意遭遇来自中国的竞争，“不断有中国商人涌入，坦桑尼亚的商业将会遭遇灭顶，这种零售业小生意应该是给本地人谋生的”，面对《财经》记者，这位商人的声音不断提高。

据了解，坦桑尼亚法律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但中国有不少商人挂着批发的招牌做着零售的买卖，在当地造成价格竞争，同时还提高了租金。

中国在卡利亚库的存在从无到有，到今天的500多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发展与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竞争环境不无关系。据卡利亚库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路统计，首批来坦的商贩可追溯到1997年到1998年，那时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开始有所萎缩；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潮在2007年-2008年开始来到，那时在卡利亚库的中国商铺达到200家；不过相比于金融危机，小企业在2011年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卡利亚库的中国商铺迅速发展到500家，若加上未合法注册的，可以达到700余家。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虽然近年来凭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外国投资，但其失业率仍然处在低水平。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将高失业率列为坦桑经济的主要担忧。坦桑尼亚工业基础差，工业增加值仅为GDP的9％，由于对人口流动不加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城市失业率可达20％，在达累斯萨拉姆有30％，女性失业率更可达到50％。“总统基奎特都承认，如果失业问题难以解决，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坦桑尼亚不是不可能的。”吕友清表示。

就业问题成为敏感问题，坦桑尼亚政府也多次开展行动，试图清查那些以投资为名行零售之实的违规中国商人。据一位在坦多年的商人回忆，移民局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都曾有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中国在坦大量从事商贸活动以及从事建筑业的劳工，被视为挤压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成为中国在坦桑尼亚的一大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中国商人一起涌入的还有大量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是在新一阶段坦桑尼亚人对中国的主要印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坦桑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坦双边贸易总额仅为9053万美元，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36.9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31.4亿美元，进口额5.5亿美元，处于绝对顺差地位。

“在援助之后，坦桑对中国的下一阶段印象就是，中国商人带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来了，也不乏假冒伪劣产品。”坦桑尼亚调查记者协会会长Shermarx Ngahemera对《财经》记者表示。

不过现在事情开始有所转机，中国驻坦使馆和中国商会都做出行动解决假冒产品泛滥的问题。例如使馆宣布，对于进口假冒伪劣商品的坦桑尼亚商人将不再予以发放签证，同时大力支持坦桑海关进行查处。民众也开始了反省。Shermarx Ngahemera称，坦桑舆论开始倾向于责怪是本国商人将假冒伪劣产品从中国进口进来；而上述那位愤怒的商人在最后也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政府：“政府虽然声称要加强工作许可证管理，但由于腐败，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

中国因贸易的失分也开始随着在坦商业活动的性质转变逐渐缓解。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再胜预测：“趋势应该是投资会越来越多，仅仅从事贸易活动将会越来越艰难，有实力的贸易商早已转做大型批发。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层次和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提高。”

投资带来的新问题

黄再胜八年前与合伙人一同创立了注册在坦桑的建筑公司。他所在的建筑工程承包行业，是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

目前中国企业在坦工程承包市场的市场份额高达80％，每年承包额大约为40亿美元。在招投标过程中，排在前十位的大多为中国企业。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随之而来——不论对于黄再胜的私营公司，还是中土集团这样已经在非洲经营了50余年的国有企业，这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吕友清大使也将其列为抹黑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头号问题。

恶性竞争最经常的形式是不计后果地压低价格、互相诋毁、在当地政府内部进行经营等手段也屡见不鲜。“现在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有些甚至是不择手段的竞争，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中土集团前董事长刘志明对《财经》记者表示。

低价竞争还会造成工程质量的隐患，“我很担心过几年会出问题”，吕友清不无担忧。2012年时，坦桑尼亚公路每公里造价在50万美元左右，目前还有所增加；但在周边一些国家，公路每公里造价已经低至三四十万美元。“三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出问题）非洲人不会指责这条路是哪一家中国公司修的，只会归咎于中国人。”吕友清表示。

这与坦桑尼亚使馆的管理不无关系。首先是市场准入门槛。据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商务代表处代表林治勇向《财经》记者介绍，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坦桑尼亚是39个特殊国别之一，规定若无新的援外工程，不允许新的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坦国市场。

此外，2009年还成立了中资承包商会，通过内部认定的规章制度约束企业行为。在过去三年内，主要是对竞标时提出低于常规的低价竞争进行处罚，处以短则半年、长至一年停止投标资格的惩罚。林治勇透露在其任期内，已经对几家会长单位进行过处罚。

不过，这种管理方法很难完全复制到其他非洲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约束也有限。林治勇坦言，随着中国在坦桑矿业投资的增加，他正在推动建立类似的矿业企业协会，但与在坦工程承包商多为国有企业不同，矿产投资企业多为民营企业，“管理也就更为复杂”。

刘志明也认为，从整个非洲市场来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管理低价竞争问题，但“还没有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没能完全杜绝这种问题”。

资源投资是中国投资在非洲的另一个敏感地带。非洲虽然贫穷，但对资源的保护有来自于原始宗教的信仰，再加之非洲国家多沿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有些比中国还严格；此外，还有殖民时代被掠夺的历史记忆，对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多源自中国对非洲的资源投资。

2012年的油气大发现让坦桑尼亚正在成为天然气出口的潜在明星。2012年5月，英国天然气集团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先后在坦桑有了大发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称，坦桑尼亚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40万亿立方英尺，价值约1500亿美元，相当于坦桑尼亚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约220亿美元)的6倍－7倍。IMF在今年8月公布的报告中称，坦桑尼亚已经拥有在未来十年成为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的良好机会。

在此前景下，中国也开始进军坦桑的资源领域。2011年11月，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承建的全长532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两个天然气处理厂项目开工，总金额12.25亿美元，是目前中坦双边经贸合作中最大的一个承包项目。

这一被誉为第二条“坦赞铁路”的工程在施工初期遭遇当地人对施工的阻挠。这条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从南部的Mtwara运至达累斯萨拉姆，被坦桑尼亚政府视为是改善该国长期电力紧缺、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先项目。开工伊始，Mtwara当地居民进行了游行示威，声称这一属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应该首先用作帮助改善当地贫困的状况，而非运往他处，此后和平游行演变成暴力事件，当地警方称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被捕。

在暂时停滞后，这一项目继续进行，并预期将在2015年6月按计划完工。Shermarx Ngahemera和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都认为阻挠事件主要源于坦桑在野党的挑唆，但大量的报道仍然给项目承建方中国带来不少负面压力。

Shermarx Ngahemera提出，在这个项目上中国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如此大规模项目的正常程序应是政府批准后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其了解这个项目；但中石油则是在两国间协议签署后，立即就进驻开始施工准备，当地民众完全不了解情况,对项目也就生起反感。“应该让民众完全了解将要发生什么，才能保证今后施工的顺利。”

这种以中国思维在非洲行事的做法，是给中国形象抹黑的另一个负面因素。相比于企业不恰当作为所受到的炒作，中国人作为个体在坦桑的行为累积了更多、更难消除的负面形象。

坦桑尼亚及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对象牙、犀牛角、矿石等当地宝贵的自然资源严格禁止私带出境，但这恰是不少中国人热衷于收藏的物品，私带出境的现象屡禁不止——少数人缺乏法律意识、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也就造成了坦桑尼亚警方、海关对中国人的普遍性“苛刻”。

“我应该是70多个国家驻坦大使中，遭遇领事保护问题最多的大使。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他国家外交官很少遇到。”吕友清有些无奈。

加分艰难

各种负面因素在慢慢侵蚀着积累下来的良好印象，中国已经在展开各种活动试图挽回，但这些希望加分的行动还不够成熟和深入。

坦桑尼亚和不少非洲国家类似，拥有从气候到资源的优良自然禀赋，但政府治理方面的缺失影响着该国的健康成长。中国愿意将三十年来的成功治理经验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传播，非洲国家则艳羡中国在短时间内让数亿人脱贫。两方面一拍即合，中国向非洲国家官员提供前来中国学习考察的机会，让双方的距离拉近不少。

坦桑尼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主任Adelhelm Meru就曾两次前往中国天津港参观学习，对中国沿海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十分推崇，他声称坦桑尼亚正在计划兴建的巴加莫约工业区就希望以中国的工业园区作为蓝本发展。

Adelhelm Meru与《财经》记者谈起中国来，满是赞誉，并表示中国的投资给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利好。被问及中国屡屡被诟病“掠夺非洲资源”，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与中国在资源方面的任何合作都是“双赢”的。

对坦桑尼亚官员进行培训是援外培训的一部分。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将对非洲官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作为援助的一环，自2006年中非论坛以来力度不断加大。林治勇介绍，每年中国为300名－400名坦桑尼亚官员提供培训，内容从治国理政到教育、医疗卫生等全方位内容。

“一方面加深了这些官员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对双边政治经贸工作的开展也非常有利。”林治勇介绍，“不少官员去过一次中国后，再打交道确实不一样。以前对你爱搭不理，去了以后马上佩服你。”

此外，中国为当地年轻人提供奖学金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在当地与上至总统、下至县长的关系热络，这样的沟通互动都可以为中国的形象加分。对非洲政府高级关系的依赖，正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但在非洲大部分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仅仅与上层的良好关系是不具备根基的。

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与当地民众交流较少。已经来坦六年的张凤龙就观察到，中资企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与当地社会的融入度较差。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等项目由于可以为当地生活改善谋福利受到的影响不大，资源性项目就很容易受到诟病，这与中国不注重基层不无关系。

吕友清也对《财经》记者指出，欧美国家重新重视与非洲的关系，相较于他们，中国对非交往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在语言、宗教、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方面，非洲与欧美有着更深层次的渊源；对舆论有着更多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已经在非洲长期生根，他们的援助项目大多直接面向基层，且有大量志愿者参与，好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成。

这种客观清醒的认识正是在非洲长时间耕耘所得到的，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正在越来越多地从体育馆、会议中心等地标式建筑，转向更接地气的民生项目，企业也将社会责任作为必修课之一，更可期的力量来自于正在不断涌入的中国投资。

按中国驻坦使馆的统计，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在当地的用工比可达到1∶8到1∶10，即有10个中国工人的工程项目，会雇佣80个到100个当地人；日渐受到重视的制造业的数据更加可观，刚刚来到坦桑尼亚投资的东奥纺织厂已经有千余名职工，中国管理人员只有数十人。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中国投资的农场里，有不少追随着同一家企业、从最底层的技工做到管理人员的非洲劳动者，他们正在构筑着对中国的新印象：来自中国企业的机会让他们得以看到家乡之外的世界、掌握未曾接触的技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着全家的生活。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acob Kehinde Olupona所说，雇佣当地的员工，投资本土人才的教育，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而他判断，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可能不同于以往欧美在非洲的模式，“中国应该有更高明的投资模式，与当地人构建充分的信赖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