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形成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需要实现平衡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得益于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抚养比的有利变化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形成了高储蓄这一中国独有的优势，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高投资的有力保障。
进入21世纪，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会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原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转为上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面临消退，人口负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压力将逐渐显现。
在这个人口结构即将发生转变的时候，厘清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之间的平衡关系，寻找保持和延续我国人口红利的途径，探索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平衡的方法，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什么是人口红利和负债？
从广义上讲，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是指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与负面效应。按照人口学理论，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会经历三个不同年龄段人口快速增长时期：首先是少儿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其次是劳动力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第三是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时期。人口红利或负债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人口年龄结构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是人力资本消费和支付上出现跨期错位的结果。
如果将人口红利看作是对未来人口要素的预支或提前消费，与之相对应，人口负债则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较小，往往可以带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局面；在人口负债期，社会存在大量的被抚养人口，通常会出现消费上升，进口增加，投资、出口、储蓄下降的不利局面，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压力。一般来说，传统的人口红利期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人口快速增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集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必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进入老年，人口结构中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社会发展阶段则会向人口负债期过渡。
人口红利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罗纳德·李（Ronald Lee）和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在不考虑单位劳动者产出变化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所推动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指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这种人口红利划分注意到了第一人口红利向第二人口红利转化的可能，充分肯定了由第一人口红利所产生的储蓄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向第二人口红利转化的可能。但这种人口红利的划分没有将伴随这种转变的人口要素配置结构优化和劳动力素质提升纳入人口红利的考虑范畴。
一般来说“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降低了社会总产出的要素成本；其次，劳动力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以及同资本的优化组合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第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通过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从上述三种机制考量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将人口红利划分为“数量型人口红利”、“结构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
其中，“数量型人口红利”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红利，也是当前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结构型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转移过程中，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所释放出的富裕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推动作用；“质量型人口红利”则是指由于教育投入使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劳动力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效率得到充分拓展和发挥，进而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显著拉动作用。
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后两种人口红利是存在迭代增益可能的。即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和条件，而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并推动产业中枢的上移。从这一角度出发，后两种人口红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长远，也可以认为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源泉。
中国人口结构骤变的特殊性
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重要的增长源泉。据世界银行估算，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见图1）。
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并非完全源自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特点。由图2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4年间， 中国的人口总生育率(TFR)一直高于世界水平，1965年达到6.1的峰值，即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要平均生育6个孩子。
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强化，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在1993年跌至正常更替水平之后仍继续下降，1996年后则一直低于生育率普遍较低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新生婴儿人数的锐减，少儿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同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2010年之前），老龄人口比重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提高。这种转变大大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提升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和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资金来源。
与一般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不同，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滑是剧烈的，这使得人口红利期来得更迅速，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为明显。但这种长期低生育率下的人口结构转变（见图3）在带来丰厚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人口负债”。
据联合国推算，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在2015年前后发生历史性转折，在此之前，总抚养比降低的主要因素是少儿抚养比的降低，而未来推动总抚养比升高的主要因素则是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CB）的统计和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日本为30年，而中国大约只要25年。中国将很快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我国由人口转变带来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竭尽，不久这种数量型的优势将会转变为制约人均收入提升的负面因素。这种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惯性会在经济增长、社会代际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中，它会从社会负担和发展动力两个方面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是社会抚养比上升，负担增加；二是劳动力数量下降，社会总生产及剩余会减少，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缺乏储蓄支撑。所以，在人口老龄化尚未全面到来的人口红利阶段，如何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平衡人口负债的方法，充分开发和利用好现有潜在的“结构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挖掘可供替代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当前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有效的平衡方法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平衡是人类社会一个古老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的历史经验看，人类实现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平衡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人口负债的代际转移，将人口负债交由下代人偿还，也就是常说的“养儿防老”；二是将红利进行对外投资，通过跨区域转移平衡负债；三是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投资，形成有效资产进行平衡。
（一）通过代际转移平衡人口负债
代际转移是将人口负债交由下代人偿还，也就是常说的“养儿防老”，是农业社会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赡养观念。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和增值。当父母老年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成年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这种养老过程可看作是一种储蓄过程。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地区，特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已形成一系列较成熟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
对于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来说，养儿防老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承担着重要的养老保障功能。但通过代际转移并不是积极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平衡方式，在我国也已经失去了现实可能。这是因为对个体来说抚养的成本远远高于赡养的成本，这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在，但它风险大，与代际公平原则是相违背的。
对全社会而言，中国的人口负债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总体失衡而形成，人口负债的压力大大超出了下一代的承受能力，即使通过放松生育政策，也难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压力。根据联合国2012年《世界人口展望》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显示，即使按照高生育率方案（2020年提高至2.1的自然更替水平，2050年提高至2.3以上），2050年我国人口的总抚养比也会上升至65％以上。
再从我国人口总量和国情现实来看，增加生育养儿防老会增加国土负担，扩大消费，降低储蓄，降低社会投资能力，对经济起负向作用。
（二）通过跨区域转移平衡人口负债
人口红利的跨区域转移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人口迁徙由移民来偿还。这种模式的代表是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据统计，在美国科研一线工作的科学家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大量的高质素的外来移民，不仅使美国获得了平衡人口负债的人口红利，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红利支持。新加坡为应对低人口增长率，从2013年起到2020年计划每年引进1.5万至2.5万个新移民，批准3万名外籍人士成为永久居民。中国是一个国际人口迁入少、迁出多的国家，国内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我们采取这种办法的一个制约，所以，这种方法难以适合我国。
人口红利的跨区域转移支付更多的是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来实现的。世界贸易可以理解为在不同年龄段人口之间的跨期贸易。人口生育率较低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业转移与国际贸易，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人口负债平衡，即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并低价从其购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将自身抚养人口的负担通过国际贸易转嫁给人口红利富集地区，从而达到平衡人口负债的目的。这种平衡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方法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例如，欧洲曾在1870年到1910年之间把许多储蓄投资到新大陆和俄罗斯，有研究把它视作国际代际转移，认为这是年龄结构的差异造成的。用同样方法也可以解释1960年到2000年之间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从逆差到顺差的飞跃。
希金斯(Higgins 1998)的研究发现，个体在投资需求上的重心比储蓄供给要来得早，因此，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有大量人口位于高储蓄期，他们将不得不把多余的储蓄出口，出现所谓“代际转移意义上的外贸顺差”。以发达经济体中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为例。从1920年到195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5％左右，0－14岁少儿比重则平均为35％左右，老龄化程度较低，青少年人口比重高。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老龄化比重不断上升，到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2009年则升至22.8％。
与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相伴的是国内总需求下降，投资收益率降低，促使资本对外流动以保值增值从而平滑生命周期消费。从20世纪70年代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对外净资产负增长外，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基本呈上升趋势。1972年为4.2万亿日元，此后快速增长，2009年达到266.2万亿日元。从海外投资的效果来看，日本通过海外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收益。从1991年－2009年间，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年平均收益达5.83％，2010年取得收益为124194亿日元，占日本当年GDP的2.57％，平均每个日本人能获得约10万日元的海外投资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平衡人口红利和负债的作用。
我国2005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增长很快，这是我国人口红利对外投资的表现，也是平衡我国人口负债的方法之一。但这并不是适合我国的最佳办法。因为我国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整体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国内仍有很大的投资需求，也有很多的投资机会，目前在国内的投资收益率也远远高于国外，因此总体上说，我国尚未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和水平，还不适合用这种办法来平衡我国的人口负债。
（三）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投资来平衡人口负债
在人的期望寿命延长和退休后生活年限增加的趋势下，如果人口红利不能有效用于投资，全面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得承受要么未来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要么推迟退休时间，延长劳动时间来自己应对。后者正是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办法。但这种做法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延续时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如果我们在人口红利，尤其是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有利期间能充分有效地将人口红利所积累的储蓄资源以资本、人力资本通过制度改进（制度红利超出本文探讨范围，这里不再赘述）的方式进行再投资，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配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红利的保值增值，即全面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那么，人口红利之后的人口负债也不再是真正的负债。
这方面的反面例子是“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巴西劳动力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也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最为显著的时期。当时，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上升并在1977年达到3.18％的高峰。但巴西政府未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优势，鼓励储蓄，进行有效的投资，相反，人口红利用于消费，长期依赖外部融资实施负债式发展。同时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政府主动放弃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职责，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上世纪70年代的30.5％降至本世纪头十年的2.1％，这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巴西经济的增长后劲。同时，巴西政府还忽视教育投入，1970年－1980年经济快速增长期，巴西公共教育领域支出占GDP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2.9％降至2.4％，使得人口的数量红利未能有效地向人口的质量红利转化，人力资本难以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这两项政策失误使得巴西自上世纪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伴随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阶梯型下滑，人均GDP增长长期停滞，至今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的最佳选择是投资
我国的情况有点类似于巴西，也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年轻化使我国产生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但我国的情况又比巴西特殊，因为我国的人口红利除了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外，更受益于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所以，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更快更猛。人口红利本质上就是生产超过消费后的剩余，即储蓄，人口红利期往往是储蓄率的上升期。人口红利在中国表现为储蓄率大大高于巴西等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点，也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如果能把这个中国独有高储蓄优势利用好，把储蓄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形成有效的资本存量，使下一代的资本配备水平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成倍改进，那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不再是负担，而是能通过红利转化而来的资产进行有效的平衡。相反，如果我们不进行有效的投资转化，而是像巴西一样用于消费，那我们的未来会很像巴西，甚至比巴西更严重。因为对我国这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而产生的红利来源来说，人口负债也会来得更猛更激烈。因此，对我国来说，当务之急是明白我国人口红利即高储蓄的来源和性质，明确把这种红利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的重要性。
按照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趋势，随着“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人口红利期积累的储蓄和财富，人口红利效应将逐渐消失。布鲁姆（Bloom）在提出划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效应时就曾设想和推断，人口老龄化之后保持和延续人口红利的途径是增加社会投资，实现资本的增值。
理论和实证表明，消费是增长的归宿，而不是增长的源泉，是无法带动增长的。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投资，投资的真正源泉是储蓄。中国要应对老龄化必须要加速资本深化。如果劳动力配备的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在抚养比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全社会抚养能力的提升，很少的年轻劳动力就可以抚养更多的老人。
据估计，2010年底中国的资本存量约13.8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30％；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当前人均铁路拥有量为5.7厘米，世界排名100位以后；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人均发电量3483千瓦，分别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农民工子女无法就近入学，我国的资本存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提高我国的资本存量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力，只有提高投资率才能够将人口红利期储蓄的财富转化成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的人均产出。
把人口红利充分有效地用于投资，关键是要按照我国的储蓄率安排和扩大我国的投资率。目前我国储蓄率还是高于投资率，2013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9.6％，比投资率（47.8％）高1.8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珍惜和利用。我国的经常项下顺差占到国民收入的2％以上，总共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处于低效使用状态（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与对外吸收外资成本相差很大），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设备还有相当部分处于尚未充分利用的状态，这都是人口红利的低效使用。我们所谓的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都是储蓄资源闲置和低效使用的表现。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2013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9.2％，比2012年回落0.2个百分点，也低于经济运行比较正常年份和国际上比较公认的85％－90％左右的产能利用正常水平。
中国还有大量的投资机会。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50％，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有很大差距。加大城镇化投资，向城乡差异、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效率差要红利，应该成为我国投资的重要方向。
中国内部人口变化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中国城市， 人口老龄化更迅猛， 城市中新的劳动力供给队伍已开始萎缩，而在农村， 计划生育政策更宽松， 生育率下降也更迟， 从而老龄化进程较缓， 劳动力供给较充足。因此， 城市中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城乡人口差异仍会继续推动人口城乡间迁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进一步收获更多的“结构型人口红利”。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素质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公共教育和劳动力培训力度，努力改善各级学校特别是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教育事业，扩大教育供给，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的方法，这也有利于促进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平衡。
总之，把我国由人口红利而来的储蓄充分有效地用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既是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的需要。只有把储蓄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我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有效应对老龄化。所以，投资才是平衡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的最好办法。
作者为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