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

2014年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后的第六个年头，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约为3.4％，略好于2014年。而在下一个十年里，预计2020年至2025年，世界经济的年度趋势增长率为2.7％。

世界经济不会再次跌落“悬崖”，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巨大的。按人均GDP测算，3％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仅能维持未来十年人们生活水平2％左右的提高。对成熟经济体来说，日子也许将就过得下去；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中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和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而言，如此缓慢的增长能否有效满足他们对住房、教育、卫生保健、环境和安全保障的需求，是需要画个问号的。

到2025年，全球经济至少需要达到年平均3.5％到4％的增长，才能有效支撑80亿人口的迥然各异的需求。

发现复苏的“绿芽”

如果说在2013年末，我们还为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些许动力和迹象而庆幸并怀有希望，在2014年末，我们只能是一声叹息。除了年初的一些良好开端，2014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较大幅度逾越3％的增长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远低于预测。有些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虽然取得了积极增长，尚不足以抵消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国对经济的微刺激措施所激发的增长仅仅略微高于我们的预测，但从潜在的增长趋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软性下降”的通道之中，出台这样的微刺激措施有可能弊大于利。

2014年，另一个更让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目前盘旋在欧洲东部、中东、西亚和南中国海的多种复杂局面以及它们在地缘政治上的纽带和关系催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并已经影响到一些企业界和公众的信心，而西非Ebola疫情的扩大化更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一直以来，绝大多数预测都认为成熟经济体在经济全产能状态下的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由此认为经济仍然有复苏的“红利”，通过它可以将经济衰退时失去的弥补回来，并在短期内得到较快的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伊始至今已经六年了，产出缺口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确，一些复苏是在发生，但增长潜力（即全产能状态下的产出上限）或许也在下降。例如，在经过多年的缓慢增长后，长期失业的劳动力或许已经永远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闲置的产能可能被废弃，而且，如果没有更大的需求，新技术也将因为产品找不到客户而失去其生存期限。

TCB测算成熟经济体的剩余产出缺口并不是很大，即便经济仍如现在这样缓慢增长，产出缺口也将在未来几年消失。总之，通常在一个经济的扩张初期所能看到的较大的复苏红利，即整个经济处在V型反弹区的局面，可能不太会出现。

从剩余的复苏红利来看，预计美国经济在2015年至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4％，略高于2020年至2025年期间2％的趋势增长率；欧元区的复苏红利要稍微大一些，预计2015年－2019的年均增长率为1.9％，高出趋势增长率0.6个百分点；日本预计2015年－2019年增长1.4％，2020年－2025年趋势增长率为1.1％。

有很多说法认为，新兴经济体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与本世纪最初的十年不相上下。TCB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我们看到，从1999年到2005年，新兴经济体实现了6.2％的年均GDP增长率；有的预测认为2006年到2014年的增长为6.3％；但到了2013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已经下降到4.9％，预计2014年的增长率为4.8％。

新兴市场经济“简单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大多数国家正在进入一个发展新阶段，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实施更多的改革才有可能使未来的投资更加盈利。

从中期发展来看，一些国家经济还具有更快增长的潜力。例如印度有可能出现一个较强的增长，预计2015年－2019年的年均GDP增长可达到5.5％；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出现显著下降，预计年均GDP增长为5.5％，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到六年，印度的经济增长或将与中国持平。因此，企业界应考虑需求的放缓趋势，对其在新兴市场的商业计划做现实调整。与此同时，企业如果更多地关注收入增长、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坚持不懈地追求创新和发展新技术，将有助于保持盈利。

发掘新的增长动力

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经济有可能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旧常态”，增长率从2％－2.5％的区间向2.5％－3.％的区间发展。而且，我们对日本和欧元区2015年－2019年的增长预测也比其他机构要略显乐观。但是，由于新兴市场的增长比过去20年明显放缓，全球经济可能看上去或令人感觉像是上世纪80年代，而不是像21世纪或上世纪90年代。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回望一下历史是有裨益的。2008年－2009年的衰退，是成熟经济体自工业革命以来所遭遇的和平时期第二大衰退。但是成熟经济体受到重创只是画面中暗淡的那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参与进来的救援无疑给画面抹了一笔亮色。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直到最近，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推动。

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继续，而且将仍然比成熟经济体有更快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轨迹。我们应该认识到， 过去的成功并不是未来的保障。年平均3％左右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使得下一个十年可能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即温和的增长时期，在这一时期，成熟经济体所经历的结构性变革促成了从“二战”后的“黄金年代”到一个以服务和创新推动的新纪元的转型。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以历史为借鉴，我们或许会看到未来发展的一线生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通过改革为90年代的技术繁荣创造空间的时代，特别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包括互联网的兴起和移动技术的出现。那些认为当今技术已经到头并将不再推动增长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在灯塔下逡巡于过去的成功，而应去寻找灯光之外未来的机遇。

毋庸置疑，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需着眼于未来十年产生深远影响的确定性因素。这些确定性因素存在于劳动力市场、投资和生产率领域。

首先，劳动力供给将放缓。世界人口增长将逐渐下降，年增长率从今天的1.2％下降到下一个十年的不足1％的速度，其中，成熟经济体的人口下降将更为显著。实际上，由于“二战”后期婴儿潮出生的人大多数已经年满65岁，出现了规模性退休，整个成熟经济体内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近来已经出现大幅下滑，这一过程将持续10年至15年。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在新兴经济体，曾经为其发展提供重要人口红利的年轻人口的增长也开始显著下降。不久的将来，全球将不得不面对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不仅仅限于那些需要技能的职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未雨绸缪，为劳动力短缺的经济环境做准备，比如改革培训规划、发展适宜于年长劳动者的工作，以及采用其他策略留住有技能的员工等。

其次，生产率下降。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而加剧。成熟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已经持续下滑了十多年，说明这并不是简单由经济衰退而引致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上世纪末的技术繁荣，带给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增长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需求疲软的环境不利于创新，因此会影响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因素也在阻碍生产率的提速，比如劳动力市场和教育领域缺乏改革、对金融市场的限制、全球化进程的减速、不断加剧的工资和收入差距等，这些问题都在约束对生产性资产的投入，限制了新一轮的生产率提速。

政府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企业需要为由于改革而带来的干扰做准备，毕竟，相较于那些因不进行改革而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干扰，这些“有计划”的干扰更有可预见性。

再次，对技术和创新缺乏投资阻碍经济的增长。自危机以来，成熟经济体对生产性资源如机器和设备的投资恢复缓慢。为避免经济陷于“长期停滞”，有些人认为有必要通过投资更多的公共设施来吸引新的民间投资。但是，许多成熟经济体国家的政府财政仍然虚弱，因此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承诺在短期内不会兑现。其他建议如投资减税政策、海外利润免税期、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基金等等，都因效果甚微而被诟病。同时，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投资通过微刺激计划不断加强，但有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投资的回报率正在大幅下降。

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培养和发展更具效率的劳动力大军，对知识性资产的投资虽然需要长期的投入和承诺，但却可能是有效的。应投资那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包括知识性资产，如研发、设计、金融创新、劳动力培训、商业流程提高、营销和品牌以及日趋重要的大数据库的创建等。

同时，TCB近期通过一系列情景模拟研究，描绘全球经济未来可能发展的各种轨道，包括那些可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期滞胀的路径。比如，对金融市场的改革，最终将引领金融机构回归到对实体经济融资的轨道上。而技术变革和创新将是未来增长的源泉。

作者为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执行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学家，夏洁对此文亦有贡献